2012年3月2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新德里结束。赞誉者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称，金砖国家“开始改变国际秩序”，正由“经济组织向政治组织”过渡。

　　而嘲讽亦多。《纽约时报》一篇“美名易得，共识难求”的文章评价说，“金砖国家内部的竞争和矛盾，导致他们无法朝着主要目标采取实质性行动，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英国《卫报》干脆讥讽新德里“只是提供了一个让五国领导人合影的机会”。

　　会后发表的《德里宣言》没有就设立挑战世行功能的“共同开发银行”做出明确决定，只是同意彼此的贸易用本币取代美元，以降低交易成本。

　　总共50条的《德里宣言》似乎只是形式上支持了“金砖国家政治影响力增强”这一观点：宣言有关经济的内容总共有9条，却有两倍于经济的篇幅——从第19条到第37条，阐述五国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叙利亚政局、伊朗核危机和阿富汗重建这四个问题上的解决方案。

　　原则共识容易，包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内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但在推选下届世界银行行长时，对于两位非美国候选人——尼日利亚财长伊维拉和哥伦比亚前财长奥坎波，金砖国家却未能就支持哪一个统一意见。一致行动显然不容易。

　　关于金砖机制中最主要的矛盾，普遍的观点认为是中印关系。两国领土纠纷棘手，印度将中国视为威胁，还有两国对能源需求巨大，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关系明显……所有矛盾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决。

　　在金砖集团所有成员国中，中国被认为是这一多边进程的主要受惠国。中国的发展以往对出口依赖较大，借助金砖机制，有助于中国一方面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与西方国家的新关系模式，扩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印度对金砖机制最初并不十分热情，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印度更加关切联合国改革和印巴关系中的印度地位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不能武断地认为中印没有合作余地，但总的说来分歧比较大。”

　　其他三国对金砖体制也各有所求。俄罗斯考虑的是把国内经济潜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实力。巴西的着眼点在于争取入常。至于南非，则是让超过10亿人口的非洲大陆有了代表，“金砖国家”也因此有了连通非洲的门户。

　　五国关系错综复杂，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能总保持一致。时殷弘说：“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俄印双边关系要好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但这也不意味着两国总能保持一致。比如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印度观点比较犹疑，而俄中合作到目前为止相当明显。”

　　尽管金砖五国代表了全球40%的人口，25%的经济总量和25%的土地面积，但即便是最乐观的预期，也认为金砖五国要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还为时尚早。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金砖五国被认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的替代品，但显然它们没有哪一个想与美国对抗。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安全问题专家布拉马·切拉尼教授对媒体表示：“对于所有金砖五国来说，他们各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美国的关系。”

　　维系五国的主要纽带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相对于政治、文化因素而言，是最脆弱的。金砖国家虽在一些战略利益上也有关联，但几乎没有哪两个国家存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

　　金砖各国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是否要走向一种如G7那样的集团，组成新兴国家俱乐部，成为可以与G7抗衡的新兴力量结合体。时殷弘认为，“在国际政治重大问题上，可能的趋势是，金砖集团作为一个松散的外交协调机制，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坐下来协商一个一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