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泛滥与特大号自我

　　乐观主义的偏见

　　文 苗炜

　　2012年春节，剧作家柏邦妮在微博发起一个活动，名为“老女孩对小女孩说”，她希望参与者贴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对那时候的“小姑娘”说上一两句话。本来她以为这个活动能有100来人参加就相当不错，不料最终有500多人参与。让柏邦妮印象最深的一个参与者贴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坐在妈妈怀里的老照片，另一张是她的女儿出生了，妈妈抱着外孙女的照片，姿势一模一样。还有一位参与者，贴出的就是照相馆里的一张旧照，图片说明写得清楚，这是父亲去世后不久拍的，她刚在学校里获奖，专门到照相馆拍一张照片留念。柏邦妮说：“每个小女孩都会长大，但我相信，她们长大后，那个小女孩还与她们是一体的。我小时候看过一本童话故事叫《长袜子皮皮》，皮皮热情善良，力大无穷，胆大妄为，乐观，有很多鬼点子，我想保持长袜子皮皮的那股劲儿。”

　　柏邦妮自认是个乐观的人。“我妈妈就是个乐天派，穿高跟儿鞋，永远风风火火兴高采烈，从小就教育我，不要总抱怨，不要牢骚满腹，不要让别人为你担心，要活出精气神儿。我一直遵从这样的教诲，其实，现在生活中，我们都愿意接触那些正能量的人，害怕感染上太多的负能量。我们在微博上玩得不亦乐乎，看别人都莺歌燕舞的，看完之后可能顾影自怜。其实，好多人都有自己的苦处，但只愿意把自己高兴的那一面展现给别人看。”

　　不知道从何时起，年轻人愿意使用“正能量”、“负能量”这样的词，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在打游戏，能量有限，战斗力那格总应该是满的。positive，正面的，阳性的；negative，意思是“负的、消极的、阴性的”。Lady GaGa有一首歌叫做《乐观主义者》，歌词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就是总抱怨的负能量，你就是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你的杯子有一半总是空的。我可真厌恶你这德行，我的杯子有一半是满的，我的天空永远不是灰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充满了正能量。你可真衰，你可没有我幸运，你可别用你的负能量影响到我。

　　柏邦妮把自己的微博当成一个传递“正能量”的地方，她讲自己的朋友欢聚，讲买菜做饭，分享自己的美好记忆——“夏夜我们去听相声。特小的剧场，挤得满满。一爷们把一胖娘们抱在腿上看，真叫浪漫。有人带着半只西瓜进场，一边看一边吃。场上场下欢乐一片。看到一半，卖票的大婶进来问：有一三花流浪猫，挺好看，谁能给带走？”她的“粉丝”也会与她互动，向她倾诉自己的故事——正月十六出了车祸，眼睛缝了3针，这几天病房成了家庭聚会的好地方。没有想到股骨头坏死的公公也去医院看望，当他一瘸一拐地出现在门口时，我一下想起了我去世的爸爸，他慈爱地说：我闺女缝了几针，越发看着俏皮了。

　　从某个角度说，柏邦妮的微博与美国作家Amy Spencer的博客有相似之处。斯宾塞的著作包括《光明起来：100条快乐办法》、《半个橙子乐观主义》等等，她传递正能量的方式有手机APP，你打开苹果手机，就能从下载的软件中找到一条乐观处世之道。她的博客则以每周一篇文章的频率讲述“乐观的注意事项”，关于“交谈”，她有这样几条法则——称呼别人的名字，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因你的在场而感到舒适、感到有价值，暂时忘掉辞令，而专注于你能让别人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那些鼓励人们乐观并且想让人们快乐起来的教条，都显得肤浅。比如——生活中有什么不好的状况发生时，不要总分析到底哪儿出了毛病，试着去想想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想想那些让你像个孩子似激动的东西。这些肤浅的教条会让人想起幽默作家唐·马奎斯(Don Marquis)的话，他说：“一个乐观主义的家伙，就是那种没什么生活经验的人。”假如一个乐观主义者被鳄鱼咬掉了一只胳膊，他会这样宽慰自己：以后再也没人会问我，你怎么会是一个左撇子这样的问题了。而那些认识到生活艰难、世事悲凉的人，再以乐观的态度面对问题，就会显得更加智慧，昌西·迪皮尤(Chauncey Mitchell Depew)有一句名言——悲观主义者认为所有女人都是坏女人，乐观主义者希望这是真的。罗伯特·布洛尔特(Robert Brault)也有一句名言——你怎么告诉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快乐的一生是个错误呢？

　　从古至今，乐观和悲观的问题被反复讨论。今天，经济学家也加入阵营，思考怎么才能让人快乐一点儿。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卡罗尔·格拉汉姆(Carol Graham)发布报告称，失业和经济衰退的确会使人感到痛苦，但经济进一步衰退，周围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失业就显得不那么痛快了。这位学者用严格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结论——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乐与悲从来是一个相对概念——比你的仇人或邻居有钱，其幸福感超过成为一个大富翁。2002年，经济学家艾达·费雷里-卡博内尔(Ada Ferreri-Carbonell)和保罗(Paul Frijters)在德国进行研究，了解收入变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他们把满意度从0到10评分，其结果是，要让德国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平均增长一个分值，需要让他们的平均收入增长800倍。这篇名为《幸福测定：满足度计量方法》的论文给出结论——政府应该想办法让人们高兴，对生活感到满意，而不能只靠增加收入，人们高兴了，反过来可以增强经济表现。英语俗语中有“面包和马戏”一词，指政府安抚老百姓的剂量。普林斯顿大学一教授说，他的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受情人节来临的影响，比之受失业率上升的影响要大，在“面包和马戏”的世界，人们真的会关注马戏而扔掉面包。

　　《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乐观”与国家政策，文章说，许多政府都打算把“幸福”当成一种指数来测量国民的生活质量。法国总统萨科齐建议，传统的经济指标应该加上幸福感。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查尔斯·西福德(Charles Seaford)提醒，澳大利亚、德国、厄瓜多尔、西班牙、意大利都在参照法国的做法，将幸福感当成国民生活的一种指标。英国工党的顾问甚至说，幸福感数据应该取代GDP成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这篇文章说，那些经常面带微笑的人，那些睡觉睡得更好的人，那些自我感觉幸福的人，活得更好，活得更长。每天上下班的时间短一些，能享受更长一点儿的假期，都会让人们快乐。快速经济增长能让一国之人都感觉良好，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更多的是日常琐事和生活中细节的快乐，这些都不是那些政策制定者所能关心的问题。

　　老实说，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没有多少能让我面带微笑、乐观向上的理由。我们为资产发愁，为教育发愁，为医疗发愁，为社会不公而悲哀，但我们总要学着乐观一点儿。健康问题专家说，乐观是一种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学会积极的看待生活，发挥自己的“正能量”，这样才能减少压力，有益身心。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说，那些在平均年龄25岁时乐观向上的学生，他们到了45至60岁这个年龄段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状态，而另一些悲观倾向严重的学生，在中年阶段遭遇更多的健康问题。这份调查将“乐观主义”的好处列出了一个清单——更好的身体状况，更大的成就，更坚强的意志，精神健康，更长寿，更少的压力。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进一步退一步”就是在跳Chacha舞。

　　乐观主义的偏见

　　除了社会系统的问题和无可避免的个人灾难之外，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快乐与不快乐、机会与挫折，都是由我们对世界的解释、焦点和行为习惯导致的。——罗素

　　记者 陈赛

　　引子：急诊室女超人

　　几年前，于莺申请从内科调到急诊室，因为喜欢这里的节奏：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

　　对她来说，医生的职业，不确定性是最大的乐趣所在：每天上班，有自杀的，有砍人的，有老年人突发心脏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血肉模糊的肉体，别人觉得难以直视，她却相反。

　　对此，她的解释是，急诊室医生都有点轻度躁狂症。

　　轻度躁狂症是一种轻微的癫狂症。最普遍的症状是一种异常的乐观情绪，对自己、未来以及整个世界充满信心。他们通常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在强烈的躁动与雄心壮志驱动下，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生命能量和创造力。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轻度躁狂症边缘》，作者约翰·加特纳(John Gartner)说，许多美国企业家实际上都患有轻度躁狂症。美国过去200年来的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人，尤其是新兴的IT业。比如乔布斯，他相信世界是一群乐观的疯子创造的，包括他自己，因为这些人有改变世界的冲动。

　　在这些人眼中，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扭曲的，却给了想象力发挥的空间。所以，当我们看他们的传记时，会发现有太多愚蠢、冲动的错误。当他们成功时，我们称他们是天才；当他们惨败时，我们问：这些家伙是怎么想的？

　　乐观是一种认知偏见

　　科学家说，乐观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见，或者说一定程度的“自我膨胀”。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种族、宗教与社会经济阶层。

　　就对未来的预期而言，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乐观的。

　　总体来说，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我们总是低估自己离婚、失业或者患癌症的可能性。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预设自己比同事更有前途，高估自己的寿命(多上20年)。大多数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会中大奖，80%的出租车司机都以为自己的技术比别的司机更高明。

　　作为一种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偏见，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激励我们——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会提前计划，储存食物和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忍受痛苦以期待未来。如果不能构想100年后的世界，我们还会关心全球变暖吗？我们还会养育孩子吗？

　　在《乐观：希望的生物学》中，人类学家赖诺尔·泰格(Linoel Tiger)提出，人类之所以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正是因为我们对真实世界有着乐观的幻觉。相信现实会变得比它原来更好的希望驱使着人类去超越自己，发挥潜能。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这种偏见付出代价。对未来过于积极的预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错误估计，比如你相信自己是个好司机，便可能会因此不系安全带而一路飞车；你相信自己不会得心脏病，便可能因此放弃锻炼，暴饮暴食；你相信自己一定会赚钱，从而做出糟糕的投资。

　　于莺不愿意给自己贴上“乐观主义”的标签，虽然她看起来如此阳光灿烂，快乐得不着调。

　　协和医院的急诊室，她现在每天工作的地方，大概是世界上负能量最集中的地方，紧张、拥挤、各种凄惨痛苦、焦虑绝望，但她真心喜欢这里，每天在上班路上走着都是笑着的。

　　她在微博上把急诊科的日常见闻写得趣味盎然，生老病死陡然呈现温暖的底色：

　　一个月前刚发现肿瘤就已是晚期。两天前突然无尿，肿瘤转移压迫输尿管。初见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整齐的衣服，笔直的腰板，缓缓地说话。看过病历，和家属交代病情，需要插管透析，家属很认真地聆听，也理解。整个插管过程老奶奶非常配合，临时租来的床被褥铺得整整齐齐。我很感动，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什么是坚持？几年前一农村小女孩带着CT片子来找我，当地诊断为卵巢癌晚期。我拿了片子找癌组的教授，也认为是肿瘤晚期。片子上肿块遍布盆腔、网膜、肠道。手术及化疗需要一大笔钱，父亲想了想，还是要坚持做手术。手术的结果出人意料，是盆腔结核而非肿瘤。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有可能柳暗花明！

　　夜班，太平无事。半夜1点，抢救室门开，一老头一路小跑进来，边跑边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然后一头栽倒在抢救床上，呼吸、心跳停止，3分钟后抢救成功。心电图提示大面积心梗。总结：第一，要有自救意识；第二，要熟悉医院的地形；第三，简明扼要的有效沟通异常重要，尤其在生死攸关时！

　　她对医院最早的回忆，是母亲患乳腺癌那一年。当时她才读初中，第一次走到医院，井井有条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女医生们看着都像《人到中年》里的潘虹。也许那只是一个被时间美化了的幻觉。

　　她没有改变世界的冲动。把一个人救活了，就是一个医生最具体的成就感。

　　作为一名严谨的医学工作者，她更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视角，这样她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医学既有的知识和医生的目标之间，永远有一段巨大的落差。

　　她说：“从根本上，你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为的。你救不回每个人。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会很无助。明明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别人却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你做不到，很难受，但又必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在这种矛盾的关系中，你必须坚持，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我不考虑未来，尤其对急诊科医生来说。你看了太多的生死，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很少设想10年2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只会想最近这段时间工作能不能承受，是不是太累了，是否需要休假。四五月份带孩子到哪里去玩。”

　　抑郁症泛滥与特大号自我

　　萧伯纳说，爱情的发生，源于过高地估计了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区别。

　　现实与期待之间的鸿沟，驱使着人们去追逐爱情、财富、权利、地位。但是，无论爱情、财富、权利甚至闲暇时间，这些我们臆想中能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的东西，得不到固然痛苦，即使得到了也未必真正带来快乐，有时反而是无尽的痛苦之源。

　　所以，阿兰·德波顿说，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

　　在《身份的焦虑》中，他提出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有两种途径：要么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要么降低对自我的期望。要想通过取得更高的成就来获得幸福感往往难以如愿，因为人们总是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进行比较，来决定自己是否幸福。即使是富豪也有自己的焦虑，因为他的比较对象不是不如自己的人，而是其他的富豪。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

　　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曾经下过一个很精确的诊断——“自我的失常”。

　　在一个个人主义猖獗的社会，人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信念系统的支配下，人们所面临的失败常常让人变得极其沮丧。

　　与自我失常相随而来的，是公共意识的消失。以前，当我们遇到失败时，可以停下来，在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思考我是谁。比如宗教提供了一种更宽广的时空感，人在更大的视野中是如此渺小，个人的失败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过去半个世纪来，人们对上帝、社区、国家以及家庭的信任已经遭到严重侵蚀。现在，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却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自我。除了将失败归罪于自我，我们别无选择。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幸福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取消对自我的过分期许。问题是，期待值要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

　　人生目标的设定，本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的一种特定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一生从未充分发展过自己的潜能，甚至从来未曾努力争取过，即使期待值降到零，又何乐之有呢？一个特大号自我固然可以在悲观的引导下让我们陷入抑郁、绝望，但如果在乐观的引导下，是否能带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呢？

　　关于潜力的迷思

　　在马丁·塞利格曼的定义里，悲观与乐观不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而是指对人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风格。

　　所谓解释风格，是你对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发生的习惯性解释方法。如果你是一个乐观的人，你会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具体的因素，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你会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具体的因素，而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等。

　　这两种解释风格是从童年时代就形成的。一般来说，青春期以前的孩子非常乐观，有无限的希望，对抑郁也是免疫的。他们会认为好事会一直好下去，而且都是自己的功劳。不好的事只是碰巧发生的，很快就会过去，而且都是别人的错。

　　这种无限的、不合情理的乐观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进化对人类幼年的一种保护策略，但它也仍然会受到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比如父母的解释风格(尤其是母亲乐观/悲观的解释风格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批评方式，以及早期生活经验中的生离死别和巨大变故。

　　童年时代所发展出来的悲观或乐观是基础性的，新的挫折或胜利经过它的过滤，最后变成一个牢固的思维习惯。塞利格曼认为，一个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对挫折和危机的应对上，很大程度是由这两种思维习惯决定的。

　　乐观者在面对挫折时，多采取设定目标、做好计划、积极投入。

　　悲观者在面对挫折时，则更多地采取后撤、思量、放弃。

　　二者之间关键的差别并非前者积极而后者消极，而在于后者对困难基本上浅尝辄止，前者则往往会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尝试，而不轻易放弃。

　　1954年以前，4分钟之内跑完1英里被科学界认为是不可能的，是人类能力的极限。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证明了科学家的结论——1英里4分2秒，4分1秒，但没有人能少于4分钟。直到一个叫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的英国人出现。

　　他说，4分钟内跑完是可能的，而且我要做给你们看。

　　当时，班尼斯特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医学博士。他是出色的跑手，但不是最好的。他最好的成绩是4分12秒。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但他坚持苦练，一直到了4分2秒。然后，和所有人一样，成绩一直没有提升了。

　　这时候也有人告诉他：“你不可能再提升了，4分不可能过了，你到了4分2秒已经是非常好了。”但他不肯放弃。他在脑海中无数次地模拟以4分钟的时间跑完1英里的过程，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强大的成功信念。到了1954年10月，班尼斯特在牛津以3分59秒的成绩打破了4分的神话。

　　6周后，澳大利亚运动员以3分58秒创新了纪录。同年共有37名运动员低于4分钟跑完1英里。到了1955年，总共有300多人打破了这个纪录。以后纪录有更多的人来打破，然后再也没有人去计算了。到了2006年，人类所创造的最好纪录是3分43秒。

　　这个世界流传着各种关于潜能的迷思，比如，若是一个人能够发挥一半的大脑功能，就可以轻易学会40种语言，背诵整本百科全书，拿12个博士学位……

　　《秘密》，目前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上说，我们的思想和感受有一种吸引力和频率，它们跟宇宙呼应、震荡，会吸引有着同样的频率的事件。吸引力法则说，你的生活是被你吸引过来的。不管你生活中经历到什么，都是你的思想的直接结果。如果你想到变胖，你就会变胖。如果你想到瘦的人，你就会变瘦。你想到钱，你就会得到更多的钱，但如果你想到账单，你的信箱就会被账单塞满。

　　乐观的非理性层面一旦放大到极致，容易变成妄想狂。但如果完全用理性限制乐观，则可能消除了想象与行动的空间。班尼斯特的故事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不仅证实了精神信念与身体潜能之间的关系，而且强调了行动和坚持的重要性。

　　事实上，乐观者在为实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目标和愿望而付诸实施的行动中，处处都体现着一种本能性的坚持。而悲观者就像《花生》漫画中的查理·布朗，幻想着同迷人的红发女孩约会，却只会远远地坐着，想象着握起她的手，想象着举行婚礼的感觉。

　　人生的可能性

　　3年前，依玛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非洲有一个小渔村，鲸搁浅，村民们一起去推鲸。

　　一个小岛，阳光，海水，这个景象在她的脑海里生了根。

　　“就像你特别喜欢一件衣服，很贵，特想拥有。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五次，你觉得不行了，否则这辈子不甘心。就是这种心情。”

　　于是，她辞掉了工作，只身一人来到菲律宾的长滩岛，目前以教潜水为生。

　　她热爱潜水。10年前，她第一次在普吉岛潜水，从此爱上了在海里的感觉——那种失重的、完全放松和自由自在的感觉，很美妙。如果你的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可以凭借呼吸，在海底的任何一个位置漂浮，就像飞翔一样。

　　其实，和绝大多数从南方小镇来到大城市的女孩一样，依玛来自一个普通家庭，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各种阶段性的梦想——考上重点高中，从南方到北方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很大的IT公司做公关，又在一家旅行社做市场营销。朝九晚五、种种工作压力、人事斗争，都市白领的烦恼和亚健康她都有。腰、脖子都不好，跑个800米就虚脱了。她甚至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蹦极不敢，登山太辛苦，连滑雪都不敢尝试。

　　那么，当初是什么让她做出那个决定的呢？

　　也许她天生就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如果我是科学家，我会去查一查她是否天生具有某种乐观基因，比如一种叫催产素受体(OXTR)的基因，据说与乐观、自负和“征服”有关。或者把她弄到MRI下面，查查她的左侧大脑皮层是否比右侧大脑皮层要活跃。神经学家说，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快乐最客观的方法。

　　也许是因为她是个佛教徒。她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相信世间一切都有因果，可以消解很多不公平的愤懑和对未来的焦虑。

　　也许只是因为她太相信自己的运气。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命运的宠儿。”依玛告诉我。

　　她第一次尝试在长滩岛的流浪生活是以失败告终的。回到北京后，一个人颓在家里，整整一个月时间，靠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节目度日。但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角落，心心念念，想着岛上的海、岛上的阳光。

　　终于有另一次机缘，她再次来到那个小岛。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要留下来。她存了一笔钱，本来打算在岛上开一家饰品小店，后来这笔钱都用来学了潜水，最后她考到了教练资格证。

　　“人生充满了机会。”她告诉我，“当你走了第一步以后，新的机会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只要抓住它，就能继续走下去。”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出走，流浪，在一个很美的小岛上过宁静的生活。但没有多少人敢真正走出这一步。

　　在现代社会，一旦到了某个年龄，似乎不得不放弃人生还有别种可能性的期待。在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习得性的“无助”。

　　“无助”曾经是马丁·塞利格曼的核心研究。1967年，他在著名的科内尔实验室做助教，研究恐惧性与工具性学习的关系。他们给狗不能逃避的电击，狗做出任何自主反应都不能阻止电击。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当狗再经历类似的电击后，即使它能够通过跳跃来逃避电击，也只是稍微挣扎之后，就放弃反应，被动地接受电击。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习得性无助”。

　　他们在对动物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人类身上也普遍存在着习得性无助现象，即当个体面临不可控的情境时，一旦认识到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不可避免的结果后，便产生了放弃努力的消极认知和行为，表现出无助、无望和抑郁等消极情绪。

　　今天是一个抑郁症泛滥的时代。

　　微博上，一个女孩说：“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

　　然后她就自杀了。

　　一个人犯抑郁症的原因有很多，社会压力太大、不公平、没有安全感、失恋、无聊，还有我们都宅在家里，不肯动弹，或者大脑里的化学反应突然出了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抑郁症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出了偏差——他看不到生命的可能性，并因此丧失了行动力。

　　乐观的认知建构之所以比悲观的认知建构更有助于获得幸福感，关键就在于它对人生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因为主动，你的内心是开放的，向一切可能性敞开。这是对抗习得性无助的一种强大的思维机制。我采访过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伦·朗格，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可能性心理学”，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

　　在社会科学中，与实验假设不符合的数据会被视为噪音，比如在研究年龄与记忆衰退之间的关系时，一个记性极好的老人往往被忽略掉，但她研究的重点恰恰是这个老人，因为这个老人身上包含着同样真实的特质，是人类思维中尚未被发掘的潜力。

　　朗格教授做过一个很酷的实验：让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置身于20年前的仿造环境中，要求他们装作回到20年前的生活。一个星期后，这些老人竟然真的有了返老还童的迹象：他们的智力水平提高了，记忆力提升了，视力、听力也改善了，甚至玩起了橄榄球。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比如运气。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比另外一些人幸运？这似乎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但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在数千次的访谈和数百次的实验之后发现，运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和不可控。

　　他征集了400多个自认为幸运的人和自认为倒霉的人作为实验对象，其中最年轻的18岁，最老的84岁。

　　实验是这样的：他给了他们同样的一张报纸，让他们数里面有多少张照片。

　　那些自认倒霉的人往往要花两分钟，而自认为好运的人只用了几秒钟。为什么？

　　因为第二页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信息：“不必再数了，一共43张照片。”

　　这条信息用很大的字体印刷，占了近半页的版面，“幸运儿”们都看到了，“倒霉蛋”们却都没看到。

　　纯粹为了好玩，他在报纸里插入了另一条信息：“别数了，告诉实验者你看到了这条信息，并赢取250英镑。”

　　结果还是一样，“幸运儿”们都看到了，“倒霉蛋”们都没看到。

　　通过这些实验，怀斯曼总结了幸运儿的四条原则：他们更擅长创造和留意到机会，他们更愿意听从本能的召唤，他们对未来有更积极的期待，他们对挫折抱着一种弹性态度——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们会从中寻找积极的可能性，并静待积极的结果出现。

　　也就是说，一个人运气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只要你学会像幸运儿那样思考和做事，比如找一条和平常些许不同的回家路线，换一家餐厅吃晚饭，就能变得幸运起来。

　　美作为解毒剂

　　一种在实验室里检测小白鼠抑郁程度的方法叫“糖水测试法”：在小白鼠面前摆两碗水，一碗白水，一碗糖水。心理健康的正常小白鼠会更喜欢喝糖水；处于抑郁状态的小白鼠则无所谓，根本不挑。背后的原理是：一个人越抑郁，就对生活中的享受和乐趣越发麻木。

　　人是很容易麻木的。生命中很多新奇美好的东西，一旦我们对它们习以为常时，它们就不再“存在”了。在心理学上，这叫“适应原则”。这种原则不断地将我们从幸福或痛苦的极点拉回基因最初设定的起点。这个心理免疫系统也是进化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馈赠，一方面保护我们不至于因极度的痛苦而崩溃，另一方面也阻止我们享受绵长的快乐。

　　叔本华在《论生存的痛苦与虚无》中写道：“动物只会对那些此刻已经呈现在其直观面前的事物才会有极为短暂的恐惧和希望，而人的意识视野包括整个一生，甚至超过这一范围。但也正因为如此，动物与我们相比在某一方面似乎更有智慧，它们能心安理得、全神贯注地享受此时此刻……作为现时的化身，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感觉到每一轻松和明快的时间所具有的价值——对于这些时光，心事重重的我们通常不加理会就让它过去了。”

　　叔本华是悲观者中的悲观者。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应”存在的，而人的一生就是被希望愚弄着，舞向死亡的怀抱。但作为“清澈的，永恒的世界之眼”，他在独自冥思人类痛苦根源的过程中，未必不得到一种探究的快感。

　　探究本身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姿态，对抗生活之麻木的最佳武器。有一次，福尔摩斯捡到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经过一番打量，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恋他了。对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不可能是无聊的。

　　费曼生前最后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告诉他这次也许撑不过去了。他说：“如果是这样，拜托帮我把麻醉药给解除了，让我处于清醒状态。”

　　“为什么？”

　　“我想知道生命关闭时是什么感觉。”

　　极度的探究欲，连自身的死亡都可以是一件兴致盎然的事情。

　　“对美的欣赏和探究也一样。所有的美与不美，只要提一个问题，情况就彻底变了。”白明告诉我。

　　“当你手上摸到毛衣，想一想它和布有什么不同，和木头有什么不同，和塑料有很多不同？为什么有毛的是温暖的，塑料是冰凉的？木头在触觉上是凉的，为什么视觉上却让人觉得温暖？一旦木头本质的质感进入到你思考的范围里，你马上会觉察到，手上触觉的情感方式变了，而人也变得丰满了。”

　　白明是一个陶艺家。除了在清华美院教书之外，他过着一种近于中国旧时文人的生活，画画、读书、喝茶、听音乐，当然还有陶瓷——从拉坯到翻模注浆，将最朴素的泥土烧制成莹润如玉的陶瓷。

　　“与西方人不同，东方人对美的理解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白明说，“器物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正属于生活的艺术。”

　　“一个碗，在普通人的理解里，就是一个器物。只要不漏水，浅浅的，都叫碗。但对一个有美学境界的人来说，他会有很多要求，质地、手感、量感、触觉、曲线等等。从中，他还会产生很多的联想，比如从一个碗里，理解空的意义。”

　　“很多时候，中国人界定一个人的美感，以及理解世界万物最本质的核心，就在那么一条弧线上。但是，对一根线条的鉴赏力，需要多年的教养和磨砺。”

　　在他看来，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美，以及美所引发的想象，可以让人慢慢释放困惑，相对平静地接受生命中的一些挫折、灾难。任何大道理都不具有这样的力量。

　　“有时候，你花很长时间烧一个陶瓷，却在快要完工的时候摔坏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最初体会的痛苦是很巨大的。可是随着你对材料、烧制、工艺，以及对美的理解的整体推进，你会接受另外一个现实：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没有烧坏的可能性，就没有好作品的惊喜。一旦接受了这个现实，对美丽的期待才更加神往。”

　　玩物丧志？

　　威廉·詹姆斯说，寻找那个让你感觉最深刻、最具活力的精神状态，当它出现时，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就是真的我”。

　　对陈超来说，那个“真的我”，最近经常在他磨小刀的时候冒出来。

　　不久前，他经过一家刀具专卖店。刀很精美，多看了几眼，就迷上了。于是买了两把刀片回来，自己打磨、修型、做刀柄，雕饰刀鞘、皮套，一点点沉进去。

　　沉迷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在心理学上，这种体验叫“幸福流”。当一个清晰的任务占据你全部的注意力，你有能力接受挑战，并且每进一步都能得到实时的反馈时，就会进入这种状态。

　　一个人在写作、画画、滑雪、下棋，在乡村小路开车，或者在音乐和人群中，比如乐队、舞池，或在咖啡馆与朋友进行一场激烈有趣的对话，都可能进入这种状态。

　　陈超从小在雕刻方面有点天赋，生平第一份工作是厨师，专门负责食物的雕饰。

　　现在，他是一名摄影师，自由职业。他对人生的选择，基于对自己的了解上——“我有一点小聪明，但受不了束缚，骨子里总是想着自由一点。”

　　摄影本来是他的一个小爱好。如果可以，他不愿意将任何爱好发展为职业，因为一旦变为职业，就丧失了自由感，而自由一旦受到限制，热情也就消失了大半。但是，人总得有个谋生手段。

　　幸好，他的兴趣很多，而且恐怕有点太多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他就被老师定性为“玩物丧志”。在北京青年路的一间小公寓里，可以看到这个36岁男人各种“玩物丧志”的痕迹。书架上摆着精巧的摩托车模型，茶几上是他以前刻的印章、石头和出差搜罗来的各种小银器，摄影棚旁边堆满了一地的刀具、钢材、矬子、模具等等。

　　水族箱里养着水晶虾。我在花鸟市场见过这种异国情调的虾，拇指大的一点点，一只要价2000多元人民币。它们大部分躲在珊瑚下，只有一两只小虾，愣愣地走出几步，突然翘首一动不动，长长的触须贴着水草轻轻拂动，红白相间，通体透明，十分明艳可爱。

　　水晶虾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一个日本人培育的基因变异品种。现在的玩家对水晶虾的花纹、颜色以及颜色的鲜明及浓艳程度，都有很严苛的标准，一些顶级品种如“日之丸”(背部红色呈圆形，似日本国旗)、虎牙(中间部分红色横带下部呈牙形)、禁止进入型(背部红色斑纹好像交通标志中表示车辆禁止进入的标志)都是贵得令人咋舌。

　　“我很少去买。养水晶虾的乐趣就在自己不断繁殖、提纯的过程。”他说，“我这批虾外观上不算太漂亮，但它们的下一代会出来很漂亮的品种，比如‘黑金刚’，全身黑亮，只有尾巴是白的；‘熊猫’恰好相反，全身雪白，只有尾巴是黑的。”

　　一个沉迷于“物”的人经常会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淡漠。陈超在讲述自己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抓狂的淡定，但谈到水晶虾，或者端详着他的刀的时候，却有一种暖意很自然地流淌出来。

　　印章、石头、雕刻、葫芦烙铁、刀……他曾经爱过的那些东西，都有点像这只虾，小小的，美丽的，精致的，螺丝壳里做道场。这些兴趣自然而来，淡了，也就算了，并不强求，但世界已经由此向他呈现万千姿态。如果说他对于生活有什么追求，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余裕感。无论什么事情，一旦投入100%，生活就被填满了，那不是他想要的。

　　人群中的快乐

　　马丁·塞利格曼曾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一组问卷中抽取了10%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人，看这些人与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他们并不有钱，相貌平平，身材一般，没有宗教信仰，也没碰到过什么特别的好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极度社交。他们都有恋人，有很多朋友，很少一个人待着。

　　李孟夏就是那种天生的社交动物，在人群中才能感到快乐、安全和温暖。

　　在时尚圈，他就像114查号台，有来查名人资源的，垂询时尚场所做活动的，打听合作艺术家的，他还扮演了无数餐厅、咖啡场所以及品牌的义务推广员。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给一个叫“金扫帚奖”的活动颁完奖。他长了一张憨厚的脸，身材矮胖，浓眉大眼，衣着、围巾以及嘴角一圈小胡子精心修饰过，举手投足散发着一种沉稳的喜感。

　　“我的乐观都是偏动物性的。只要一饿，就眼前一道白光，情绪极不稳定。”他坐在苹果社区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笑着说，一边狠狠地吸了一口面条。

　　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但他说自己更像衙门口的石狮子，永远在人群里是一个搞笑、欢乐的角色，只是因为不喜欢让别人感觉不舒服，不愿意冷场，不愿意别人难堪。

　　他工作的那本杂志号称“京城白领加油站”，鼓吹异常积极上进的价值观，月入5000元的白领也要懂得如何梦想一个5万块钱的包包。

　　“我知道这不真实。但对一个焦虑的、在都市里生存的人来说，不愿意让自己去接触太多负面的东西。中国社会千疮百孔的那一面，既然个人无法做些什么，只能寄希望于宇宙的自愈能力了。”

　　李孟夏从小喜欢时尚，小时候从姐姐那里拿的《世界时装之苑》创刊号他一直存着。别人也许觉得肤浅，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梦想也需要创意的行业，而他每一步都在朝着自己的梦想走。

　　对这个行业的人来说，过去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蒸蒸日上，的确很难不让人心生乐观向上的幸福感。

　　“2003年以前，亚洲时尚圈的中心在东京、香港，甚至曼谷，根本没有北京、上海什么事。采访国际大牌设计师，得说是香港的媒体，才会得到重视。但现在如果你说自己是中国的媒体，人家一下子脸就不一样了。你会觉得，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对的时代。”

　　李孟夏很认同自己金牛座的性格，没有安全感，加上对自己的身高、学历都有种种的不自信，他30岁之前的日子并不好过。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整天加班，看最晦涩、最难看的电影。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家里办一次派对，从食物、酒、音乐，甚至音响的连线，全部都要操心。

　　“我的内心其实很消极，但我一直很积极地做事，这样不至于活得太虚无。”

　　另外，他真心喜欢交朋友。30岁以前，大量的与人交往一直是他自我治疗的方式。10年的记者生涯里，他采访过的画家、导演、作家、摄影师、音乐人，大部分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他交友一向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只交那些温暖的、有才华的、给你力量的。当他感觉自己快要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时，就会有计划地结交年轻人。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对生活多少有了一些成见，而年轻人常常能打破和颠覆这些常识。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他尽量避开黑洞型的人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显示，无论乐观豁达，还是寂寞忧郁，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强大的传染性——它们就像随着打喷嚏而传播的细菌一样，在人际网络间蔓延。所以每次见朋友，他都希望是精神奕奕、活力饱满，从不流露消极情绪。开心的时候在一起，不开心的时候各自疗伤，分享“黑洞”有什么用呢？

　　30岁生日那天，他的焦虑达到了顶峰。他应对焦虑的办法就是给自己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召集了300多号朋友给自己庆祝生日，像流水席一样。如果你参加过合唱团或乐队，或者与人一起打过球赛，你会知道那种喜悦，在人群中失去自己的快感。派对结束之后，他突然觉得30岁也没那么可怕了。

　　一年后，他遇到现在的伴侣，年轻，快乐，没有沉重的东西，也拒绝沉重的东西。接下来的7年，是他生命中最乐观的日子。跟一个人相爱，早晨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你会觉得生命美好的感觉，跟你读很多书看很多电影理解来的东西，是殊途同归的。

　　“我生命中遇到的机会、遇到的人，都觉得是中了头彩。只要我想到我爱他们，就觉得心平气和。”李孟夏说。

　　逃离“舒适区”

　　虽然有点恐高症，但范宁仍然喜欢爬山。

　　他爬过乞力马扎罗、尼泊尔的卓奥友峰、北海道的雪山，但更多的是在香港郊外，那里有一些可以爬山的地方，他通常故意不带地图，只要记得大致的东南西北，然后自己走一些路出来。

　　“这是人生的一种训练，可以帮你接受一切不确定、不明了的情况，减少对于未知的恐惧感。”他告诉我，“同时，也渐渐培养出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无论在怎样的困难中，都能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范宁是这个世界上最缺的那种人：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员，他经常出现在一些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参加医疗救援。去年利比亚内战，他在米苏拉塔。2009年春节，加沙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2010年春节，他在地震后的海地。

　　他一向喜欢生活中有一点点危险的元素，因为能将他拉出舒适圈——在舒适区内，你是舒服的，放松的。但跳出这个舒适区之外，是一个更有活力的区域，有兴奋，有紧张，有生命成长的空间。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职业、城市，都倾向于把我们固定下来。怎么突破这种固定，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他说。

　　在香港，医生是一个高尚体面的职业，但跳出“医生”的舒适区之后，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在行医之余，还拿了MBA的学位，学树医，学犯罪学、法哲学。他说，经常学一些新的东西，你的心境会比较宁静，因为可以把自己放回到初学者的心态。

　　最初加入无国界医生，也是出于一种想拓展到更广阔之处的想法，以便帮助更多的人。之后5年，去了许多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更真实的样貌，才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同，也更坚定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

　　一个人的快乐可以维持多久？

　　“人是有限的。时间、机缘都有限，生命很宝贵也很脆弱。即使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裕的地方，也可能会爆发像日本那样的地震，走在大街上，可能会发生意外，也可能再次爆发像SARS那样的灾难。所以，怎么利用有限的时间，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并令自己希望解决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帮到一些人，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最不可能的乐观者

　　从石家庄坐车一个多小时，可以到一个叫行唐的小县城。一路上，灰色的浓雾，空气中泛着尘土的泥腥味。在这里生活的人，大概都不会太快乐吧。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叫二辰的女孩。

　　不久前，一个NHK的纪录片导演告诉我，他在行唐遇到一个女孩，天生残疾，从小被父母抛弃，但乐天豁达，熟读《论语》，不抱怨父母。

　　我没有想到她的残疾竟是脑瘫。我与她握手。她的手握得很紧，但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她眼睛的视线也不对。她很费力才能说出一句话，大部分时候我必须依靠她的朋友翻译，才能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神智是清明的。

　　她很努力地生活。家里只有她和姥爷两个人住，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姥爷。房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种满了花和绿色植物。她说，花是姥姥教她种的。姥姥是这个世界上给她最多温暖的人，但她已经去世了。

　　15岁时父母离婚，她被判给父亲，但父亲不肯要她。这成了她心底深处一个死结，至今无法解开。4年后，她在行唐街头遇见父亲，迎上去笑问：“爸爸，你过得好吗？”

　　她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问题。走一步，就摔一跤。腿上摔得乌青。

　　“5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么好好活下去，要么就干脆死掉。”她一字一顿地说。这是她整个下午最连贯的一句话。那种决绝的口气让我意识到，这个女孩子其实一点都不豁达。她的心里有着深深的自卑和无助。对她来说，乐观是极度的绝境之中唯一的武器，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很喜欢美国一个叫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J.Fox)的演员。他演过《回到未来》、《政界小人物》、《波士顿法律》等，最近又在《律政巾帼》里客串一个患有帕金森症的律师，手段狡猾，喜欢以帕金森症为借口博取陪审团的同情。

　　最近才知道，原来现实生活中的福克斯在20多年前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症。近几年来，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已经是深度“运动迟缓”。如果不借助药力，他的双臂就如铅体般沉重，无法控制与移动。病情严重时，他甚至无法发声，或者吐字模糊不清。他每日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服药一次。如果服药时间掌握不好，就会丧失对身体的控制。

　　在他新出版的自传《永远朝前看：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者的冒险》里，他这样写道：“我很清楚地知道，帕金森症最终将使我不得不结束演员生涯，我可能得另外找一个行业，但我相信自己能够处理。”

　　生命中一些重大的悲痛与丧失经常使人觉醒，让人体会到一种本真式的存在。在心理学上，这叫“觉醒体验”。很多濒临死亡的晚期癌症患者，非但没有陷入麻木的绝望，反而发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变化。他们放弃了生活中无关紧要的琐屑之事，重新安排了生活的重心；他们主动选择不做违背心意的事情；他们花时间与至亲至爱更深地交流，对生命中原本平常的事物，比如变换的四季、美丽的大自然充满了感恩。

　　审思生命的有限性是如此清醒的痛苦，但它却能使我们热爱生命，并充满感激地珍稀它。正如乔布斯所说：“死亡极有可能是生命最杰出的一项发明，因为它去旧迎新。”

　　乐观：进化的礼物

　　有一部叫《兔子洞》的电影，讲一场车祸如何摧毁了一个快乐的中产阶级家庭。

　　因为目睹儿子的死亡，妮可·基德曼扮演的妻子从此将自己禁锢在家中，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消解心中的悲痛，但久久无法将儿子的身影从记忆中抹去。

　　影片的最后，她与那个肇事的年轻司机坐在一起，幻想着无数个平行宇宙的存在：“这只是我们生活的悲伤版本。还有其他版本，在那里，一切还好好的——我喜欢这个想法，真好——在某处，我们仍在欢度年华。”

　　这是非理性的乐观，也是绝望之中唯一的慰藉。没有这种慰藉，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

　　生命的两极，是人类最无助的两种状态。初生的婴儿无法做任何事，几乎所有行为都是反射行为。死亡，更是人所不能控制。

　　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

　　动物从不会为死亡焦虑或担忧。不知道的东西不能伤害它们。

　　与动物相比，人类有两种独特的能力：记忆和意识。因为有了这两种能力，人类生活才产生了悲剧意识——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与此有关的过去的欢乐或痛苦以及以后可能会有的更多快乐或痛苦也同时涌上心头。

　　一方面，痛苦和死亡是我们应该泰然接受的生物自然现象；另一方面，我们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的本能却拒绝接受这一现实，并对这种结果感到恐惧。所以，对于死亡的认知必须与关于美好未来的描绘相随行，我们的人生才不至于崩溃。

　　也许，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宗教许诺了某种形式的再生、不朽或是转世。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在看着他们，保护着他们，为他们规划人生。对于没有这种保护伞的人来说，我们必须假设生命来自偶然。作为生而有限的动物，无论如何渴望，我们都无法依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来保护自己、评估自己的行为或是提供有意义的人生蓝图。但是，我们的人生没有被预先注定，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如何尽可能充实、快乐、富有意义地活着。而真正的乐观者，是在将世界看清楚之后，仍然将人生过得津津有味的人。

　　抑郁症的10种认知错误

　　要么全部，要么没有——这是完美主义者的典型认知错误，用一种极端的、黑白分明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一位成绩一直是A的学生在一次考试中得了B之后说：我完蛋了。

　　过度归纳——认为一件事一旦发生了，它就会在你身上反复发生，尤其是不好的事情，很容易产生放弃的心理。拒绝之痛几乎全是由于过于概括引起的。一位害羞的年轻人鼓足勇气约一个女孩，这位女孩由于有约在先，于是就礼貌地拒绝了。于是这位男孩就对自己说：“我再也不约人了。没有女孩愿意和我约会。我的一生都会孤独而悲惨。”在他扭曲的认知里，因为被一个女孩拒绝过一次，地球上任何一位合格的女士都会反复不断地拒绝他。

　　心理过虑——你从任意情景中选择一段消极细节，仔细思考这段细节，你会发觉整个环境都是消极的。当一个人抑郁时，就戴上了一副特别的有色眼镜，经过它的过滤，什么东西都变得消极。你只让消极的东西进入你的思想意识里。术语将这一过程称作“选择性吸收”。这是一种坏习惯，它会让你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贬低成果——无视积极体验，并不断地将积极体验转化成噩梦般的消极体验的一种心理倾向，这是“颠覆炼金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梦寐以求的就是找到一种把普通的金属转化成金子的方法。假如你处于一种抑郁状态，可能就会在用同样的天赋做着相反的事情——会迅速地把金子般的快乐转化成低落的情绪。不过你并不是有意识的——或许你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跳跃式结论——你会武断地跳到一个不被周围事实所支持的消极结论上来。这种情况的两个例子就是“测心术”和“先知错误”。“测心术”是你假定其他人都瞧不起你，你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不愿去检验一下。“先知错误”是你猜想某些事情要发生，然后把这个预言当做一个事实，好像你有一颗只预言不幸的水晶球一样。

　　夸张或者忽略——夸张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忽略自己的能力和成果。

　　情绪化推论——把自己的情绪当做真理的证据。这种推理是一种误导，因为你的感情反映了你的思想和信念。如果它们被扭曲了——许多情况下都是这样，你的情绪就没有了合理性。可以作为情绪推理的例子有：“我觉得有罪，所以我肯定干过坏事”；“我感到灭顶般的无望，所以我的问题肯定不可能解决”；“我感到有欠缺，所以，我一定是一个无价值的人”。

　　“应该”强迫症——你试图通过说“我应该做这个”、“我必须做这个”来激发自己，这种陈述会让你感到有一种压力和怨恨。矛盾的是，你最终会感到冷淡和缺乏动力。

　　贴标签而且贴错标签——为自己贴标签意味着你基于个人所犯的错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全消极的自我形象。贴标签是过于概括的一种极端形式，其背后的哲学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所犯的错误”。

　　个人化——这种扭曲是负罪感之母！即便毫无根据，你也会假定自己应该为某一消极事件负责。你武断地认为事情的发生是你的过错，或反映了你的不足，即便在这件事上你并无责任。

　　〔摘自《好心情手册》(Feeling good，大卫·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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