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从平民子弟到香港特首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查文晔

　　1996年12月11日，香港会展中心，董建华在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投票中高票当选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彼时的总监票人名叫梁振英。梁亲手将投票报告呈交给时任特区筹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签字。

　　为此，梁振英特意买了支国产的“英雄”牌钢笔请钱签字。在大会通过报告确认董当选后，钱其琛请董建华吃午饭，梁振英在席间请求钱把笔亲手送给董建华。“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梁振英回忆说。

　　15年后的2012年3月25日，当年的监票人成为如今的特首，历史是如此巧合。但即便是他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梁振英登上政坛巅峰并非偶然。

　　为理想牺牲的人

　　上世纪30年代，来自山东威海的梁忠恩只身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梁家独子梁振英出生。由于是家中独子，梁振英从小就要帮忙干家务。“讲价、拣菜我都懂。那个年代，一般家庭都没有电饭煲，点煤油炉成了我的专责。”回忆起这段岁月，梁振英仍十分自豪。

　　梁振英一家人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层楼十几户人家要共用厕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20岁。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不少家庭穿胶花(塑料花)帮补家计，梁母亦发动一家大小做帮手。11岁的梁振英负责送胶花，每袋都有几十磅重，经常要“走几步停几步”。日子久了，令他变成了“鸳鸯膊”——右肩膀比左肩膀宽。

　　梁振英回忆，一家人日以继夜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梁父退休时，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足够他们在市区西环买一个400尺(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

　　家境清贫，梁振英的求学年代也过得特别节俭。为节省每天两毫的车钱，尽管是香港顶尖中学英皇书院的学生，梁振英也总是步行回家吃饭。

　　中学时代的梁振英，细心、内敛，做事很有主见。中六会考时，英皇规定，如果分数相同，不论中、英文成绩，最终录取学术科目分数较高者。梁振英学术科成绩稍差，无法在原校升学，不得不另找学校。最终，他选择了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

　　与梁同桌的林国荣回忆说：“他在理工选科时选了建筑测量，当时很多同学都没留意这科，觉得冷门，但他有自己的洞察力。他说测量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从此，梁振英便与地产测量结缘。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梁振英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日后，这也成为他事业的起点。

　　毕业后，梁振英计划出国深造，有几所大学供选择。林国荣回忆：“两所让他直读二年级，两年后大学毕业。另一所要由一年级读起，3年毕业。那时穷学生一定会选前者，花费不用太多，也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梁选了读3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他说那里有城市管理科目，他喜欢这科。”

　　“他是那种愿意为理想牺牲的人。”林国荣不无感慨地说。

　　20岁第一次出门远行，梁振英说，他最难忘的是家人的支持。“一家人到机场送行，回家后第一个哭的竟然是爸爸。”为了预备留学费用，姐姐变卖了嫁妆，父母拿出了积蓄。

　　留英期间，梁振英半工半读。“一星期有两三晚在中餐馆做兼职，每日做六七小时，基本上够生活费，带去的钱就省了下来。”

　　留学期间，梁振英参加了中华同学会的活动，还为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后来他担任了同学会的副会长，会员多是香港及星马华侨学生。

　　“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梁振英说。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复兴的思潮在华裔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

　　深圳来了个梁“先生”

　　1977年，梁振英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当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拥有留学经验、胸怀报国理想的梁振英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名字叫“深圳”。

　　梁振英现在仍记得，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刚毕业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看看。那时，罗湖是唯一海关口岸，每天过关的只有40多人。

　　1979年初，当24岁的梁振英再次走过罗湖桥进入深圳时，他已是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应深圳方面邀请，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

　　与他一起充当蛇口“启蒙者”的是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

　　据当时培训班参与者回忆，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学员们称之为“延安大学”。

　　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

　　台下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梁振英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们告诉梁振英：“原来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梁振英对第一课的记忆是“很尴尬”，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讲课需要翻译。“至少在前3年，讲课都需要翻译，后来讲多了，就学会讲普通话了。”

　　由于当时边检手续复杂，且没有24小时通关服务，梁振英去讲课不得不牺牲整个周末。每个月两三次，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办完过关手续后，星期六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会花一毛五分钱，雇当地年轻人用自行车载他去讲课。由于路况差，颠簸得厉害，再加上个高腿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觉有点狼狈。

　　虽然辛苦，但梁振英乐在其中。林国荣说：“他跟我们分享过，当时在内地开完会没什么招待，喝糖水就已很开心，与现在大块肉招待，差别极大。”

　　梁振英回忆说，早期他除了当老师，还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区的人口指标。深圳市的官员给出了30万人的规划。梁振英说：“我们有点不相信，深圳当时就是几个小渔村，哪来30万人？”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梁振英感慨地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自己觉得不负此生。”梁振英说。

　　他会给香港带来什么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拉开序幕。1988年，梁振英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被任命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正式踏入香港政坛。

　　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梁振英获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自此开始参与特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工作。1999年，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香港政坛元老钟士元退休，梁振英接任，直至2011年底宣布参选特首。

　　20多年政海生涯，梁振英给大众的印象多半是刚毅严肃、不苟言笑，但他形容自己并非“恶上司”一般的古板政客，反而是看电影会落泪，闲时会包饺子、做面条的性情中人。

　　梁振英与太太唐青仪，育有三个子女。唐青仪与梁振英是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的校友，两人1981年结婚，两年后，唐在港取得律师资格，后放下事业照顾家庭。梁振英竞选时她夫唱妇随，常以“头发乱了”的师奶形象拉票，代夫辩解，词锋犀利。

　　在一次大学同学活动中，梁振英被唐青仪的聪明爽朗吸引。其后，他以“一日一情书”及“每月一次长途电话”的方法，与在外地读书的唐青仪拍拖。

　　唐青仪在《从心出发，重新认识梁振英》的小册子中坦言，梁振英很忙，但每年都会和她一起千里迢迢飞往英国，跟在彼邦念书的孩子聚一聚，哪怕只是逗留一天，为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

　　有人说，梁振英城府甚深，洁身自好，朋友不多。但他的老同学林国荣不认同这种说法。

　　林国荣眼中的梁振英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很念旧。“他不食用鲍鱼、不饮靓红酒，饮的都是几十元一支的。”就算有公事应酬，梁振英在8点多便赶来跟同学叙旧，坐至散场。“有次聊到12点他坐的士回家，我问他为何不叫司机来接，他说那么晚了，不好叫别人。”

　　林国荣说，“他是严肃，不是古板。同学聚会我们风花雪月，但他一来我们就自动转话题，听他讲居港权案、外佣案，他可以滔滔不绝讲一两个钟头。可能因为他很正经，令人觉得他不合群，但我们都觉得他非池中物。”

　　陪伴梁走完竞选全程的“梁振英竞选办”主席张震远说，“这几个月，我们和梁振英日日见面，我对他印象改变了！”之前，两人一起当过土地发展公司董事。认识十多年，双方没有私交，但因认同其理念，所以梁找他任竞选办主席时，他答应了。

　　张震远承认，梁宣布参选初期，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有机会胜出，但梁振英多次落区(到选民中去)，又发表文章，市民接触多了觉得他的理念“中听”。

　　选举期间，梁振英经历不少风浪，但每每化险为夷。张震远说，他很佩服梁振英的沉着冷静，处理危机快速、公开、透明，最终成功“拆弹”。

　　“就算被人不断攻击，梁振英也没发脾气，没见过他大声说话，非常冷静理智，当时他的压力很大。”张震远回忆，3月24日的竞选办早会上，梁振英向各位同事致谢，称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很感谢各同事热心为香港，气氛感人。

　　一天后，结果揭晓，在题为《齐心，香港一定会成功！》的感言中，梁振英说：“日后，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

　　这就是梁振英的故事，香港未来的五年，将由这个人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