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9位奥运冠军在2010年6月被一起提拔为副处级干部。CFP供图

被湖南省体育局寻找3年之久的“副处级干部”黄穗。CFP供图

　　把委以官职当成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在其位不谋其政竟成普遍现象——

　　中国体坛的那些“挂牌官员”

　　本报记者 慈鑫

　　中国羽毛球队前女双队员黄穗，此前在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成群的中国体坛，并不是十分显著的运动员，但过去一周，因为她放弃了国内的副处级干部职位，突然出现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队，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黄穗事件”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

　　被委以职务却无法履职成常态

　　记者近日从陕西省体育局了解到，曾经是中国第一位“官员”运动员的田亮，今年年初已经从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卸任，但这不是免职，田亮的公职人员编制和相关待遇仍然保留。

　　早在2005年9月，当时仍在为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进行训练和比赛的田亮，就被陕西省体育局给予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副处级干部职务，由于田亮当时尚未退役，他也因成为中国第一位“官员”运动员而轰动一时。

　　戴着副处级的“官帽”，田亮还参加了当年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此后一年半，一心希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田亮，在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从未履职，直到2007年3月，田亮退役的消息得到官方确认。

　　然而，退役之后，田亮也没有回到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工作岗位上，而是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据知情人士介绍，在过去5年里，田亮除了在大学学习，就是忙自己娱乐圈内的事业，他在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上班的时间，肯定远远达不到正常的考勤要求。

　　查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到，从2007年至2011年，田亮接拍的电影、电视剧已达约20部，部分影视作品更成为热门影片或热播剧。也难怪，人们现在说到田亮时，他的第一身份通常都是艺人，其次是奥运冠军，他在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职务常常被人忽略。

　　中国另一位跳水明星郭晶晶，曾与田亮齐名，他俩被称为中国跳水队的“金童玉女”，郭晶晶同样也是长期不履行她在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职务。

　　郭晶晶在2007年9月正式被河北省体育局任命为省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这也是一个副处级干部职位。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云峰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郭晶晶几乎从未到任，但她的职位一直被保留。黄穗因为在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从来没有到任，最终在今年年初被免职，但白云峰认为，郭晶晶应该不会被免职。

　　郭晶晶在2007年成为副处级干部之后，因为尚未退役，一直以训练和比赛为重。但去年1月她正式宣布退役之后，依然无暇顾及她在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岗位工作，近一年来，媒体上有关郭晶晶的报道大多与她的婚嫁有关。

　　“官员”运动员首要任务是备战

　　自从2005年田亮成为中国第一位身兼官员身份的现役运动员之后，近几年来，此类几乎不可能履行领导职责的官员运动员已是越来越多。

　　2010年6月，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提拔了9位奥运冠军为副处级领导干部，但其中，射击运动员杜丽、举重运动员刘春红、射箭运动员张娟娟等人仍有参加奥运会的希望。因此，尽管成为副处级领导干部，但这几名队员仍在努力备战奥运会。

　　就在上个月，杜丽在中国射击队的奥运选拔赛中夺得步枪三姿项目的冠军，如愿获得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刘春红则因为伤病退出了几天前刚刚结束的中国举重队奥运选拔赛，她的奥运前景已经蒙上一层阴影。张娟娟因为2010年生完孩子后竞技状态不佳，未能通过前不久进行的中国射箭队奥运选拔赛，已无缘伦敦奥运会。

　　无论最终进军奥运会的目标能否实现，近两年来，这几名仍在为参加奥运会做准备的官员运动员均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所在单位的照顾。实际上，在2010年山东省体育局批准9位奥运冠军成为副处级领导干部时就已经表示，几名有伦敦奥运会参赛任务的新任干部，可以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再履行职务。

　　目前中国已被委以干部职务，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到任的“官员”运动员不在少数，比如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效力的老将王励勤，2009年9月被任命为上海市乒羽中心主任助理；中国拳击队征战伦敦奥运会的主力队员邹市明，2011年1月成为贵州省体工大队副队长；中国体操队教练邢傲伟，2010年6月被任命为山东省体操中心副主任。

　　也有人不稀罕官员职位

　　面对国家给予的官员职位，绝大多数运动员都会欣然接受，但也有对此说“不”的。近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黄穗事件”，正是一例运动员不接受官员职位的典型。依照惯例，作为世界冠军的黄穗，退役后成为一名副处级官员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由于与湖南省体育局产生了矛盾，黄穗在退役后事实上是拒不接受省体育局给予她的副处级官员职位。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湖南省体育局在2007年就任命黄穗担任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当时作为中国羽毛球队女双主力队员之一的黄穗，很有希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取金牌，但由于父亲病重，黄穗当时已经有了退役的想法，湖南省体育局为了安抚和鼓励黄穗继续参赛，提前用官职作为激励手段，但最终黄穗依然选择了退役。此后，双方又在黄穗是否参加2009年全运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最终黄穗不辞而别，与丈夫一起移民澳大利亚。

　　从2007年到今年年初，4年多的时间黄穗没有上过一天班，但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一直为黄穗保留着副主任的职位。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还曾发出公告，要求黄穗与单位联系，黄穗也从未回应。

　　去年7月，以性格火爆著称的中国网球“一姐”李娜，也谢绝了湖北省体育局给予她的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职。由于在去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夺冠，李娜成为国际知名职业运动员，湖北省不仅重奖李娜60万元奖金，更准备任命她担任湖北省网球中心副主任，享受副处级待遇，但常年在国际赛场参赛的李娜根本无暇顾及这个领导职位，她表示，自己在网球赛场上还有更远大的梦想和目标。“李娜也不愿空占着一个领导职位却不能效力”，熟悉李娜的一位网球队员表示，李娜的性格可能不适合做官，这些都让李娜最终回绝了湖北省体育局的“好意”。但李娜或许并未了解湖北省体育局的真正用意，据知情人士透露，湖北省体育局给予李娜省网球中心副主任的职位，又何尝想过让李娜即刻上任和做出怎样的业绩，这个官职无非是奖励李娜的一个手段，只要李娜接受，即便她长期在国际赛场比赛而不上任，这个职位也会为她保留。

　　本报北京4月14日电

　　“黄穗事件”直指中国运动员培养问题——

　　专家认为官职奖励存在弊端

　　本报记者 慈鑫

　　对优秀运动员给予官职奖励，这种做法在国外极为罕见，在中国体育圈却已是见怪不怪。“黄穗事件”的发生引来了社会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这种“官职奖励”机制的强烈抨击，但在业内专家、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看来，由于中国在运动员培养上存在较大弊端，导致运动员在退役后必须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官职奖励机制反倒成为解决优秀运动员退役就业难题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个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因为放到了一个不正常的大环境中，反而成了一种合理的选择。

　　易剑东表示，中国运动员在培养过程中奉行运动成绩第一的指导思想，导致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高，多数运动员的身体也在长期严酷的训练中受到损害，这些都导致运动员在退役后很难择业，即便是拿到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的优秀运动员，也同样面临就业难的巨大挑战。

　　对优秀运动员的“官职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运动员的出路问题，一些优秀运动员在领导干部的岗位上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成功实现了从运动员到领导干部的转型，这些都是“官职奖励”机制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同样应该看到，“官职奖励”机制是一个出现在不正常环境中的所谓合理产物，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和理念方面的弊端，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改变“官职奖励”机制，必须首先从改变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和理念做起。

　　易剑东认为，只有运动员的培养摒弃运动成绩决定一切的指导理念，培养运动员的全面素质，进而拓宽运动员的就业出路，官职奖励机制才有可能被废除。  

　　本报北京4月14日电

　　一个萝卜为啥要占两个坑

　　曹竞

　　在娱乐圈过得有滋有味，家庭和睦且身家过亿的田亮，如果不是网上谣传其因超生被“双开”，恐怕绝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这位昔日的跳水王子，在陕西省体育局还有一份公职。

　　片酬不菲的田亮，不会在意这份公职给其带来的好处。但陕西省体育局确实也没有不为其保留公职的理由，毕竟田亮没违法没违纪，所生“二胎”还是计生办管不着的香港籍。尽管“公职人员”田亮压根儿就没在陕西省体育局上过班。

　　这种经历和另一位因“副处级事件”，重新跃入公众视野的前羽毛球世界冠军黄穗的处境很像。

　　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且为人妻为人母的黄穗，可能没想到自己和前队友唐鹤恬一次“玩儿票”性质的亮相，竟然使其成为湖南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唐辉炮轰的对象，该管理中心一直为其保留副主任一职的事情，也随之浮出水面。

　　发了3年工资、留了3年职位，却始终见不着人影，湖南羽管中心自称“仁至义尽”。但这两天开始通过微博回应的黄穗，不仅不领情，显然还对她所“供职”的湖南羽管中心怒气冲天。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积怨，外人无法妄加猜测。不过，在3年见不着人影的情况下，还要给一个他们口中的“失踪人员”发工资留职位，真不知道是谁给了湖南羽管中心如此特殊的人事任免权。

　　更何况，不管是艺人田亮还是澳籍华人黄穗，早就用自己明确的选择表明了他们对待公职的态度。既然如此，还硬要自作多情地给人家“保留公职”，非但不是人性化的体现，反倒暴露出体育系统“干部奖励制度”的随意性。

　　在不少中国优秀运动员的眼中，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训练比赛及后勤保障上，还有对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上。只要运动员的成绩够好够突出，想自谋出路的可以申请一次性买断，想上学的甭管文化底子如何，都可以安排念大学，想就业的则可以给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地方省市担任某项目中心副主任一职，应该是对世界冠军级运动员较为普遍的安排。

　　和最开始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邓亚萍，靠苦读照样拿到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一样，被奖励当上干部并就此开始仕途的前世界冠军里，也有当官当得很称职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拳脚。

　　但也与不是每位进学堂的退役运动员都能学业有成相似，不少“被当官”的前冠军，不过是挂个虚职，既不用朝九晚五，也不做相应工作，有的干脆远走他乡。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有公职，既是对“干部奖励制度”无情的嘲讽，更是对那些为谋公职四处赶考的公民的伤害。

　　一个萝卜为啥要占两个坑？这是资源浪费的问题，更是举国体制庇护下的中国体育现行“干部奖励制度”，早已过时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