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重心是要解决“真空”问题

　　基层老百姓需要的是平安、稳定和服务。从党政领导来说，不把社会管理搞好，和谐稳定就做不到，而且凡是符合老百姓需求的，老百姓配合的积极性都比较高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在经济车轮快速滚动的中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成为一地百姓是否和谐和幸福的关键之一，社会管理创新也成为地方政府改革探索的重头戏。

　　为发现、总结、推介那些具有启迪意义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案例，本刊与复旦大学公共绩效与信息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了“中国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案例调查”活动。

　　就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现状与挑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

　　社会管理创新的阻碍是理念问题

　　《望东方周刊》：五个月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而中央也多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举措，在你看来意味着什么？

　　陈冀平：事实上，社会管理创新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西亚、北非国家政治持续动荡，国际形势并不太平，而我国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又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制度的大背景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高度全面提升我们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管理创新也不是新提出的概念。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从政法领域来说，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过去我们也是通过改进社会管理，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问题青少年的教育等，都摸索出了一些好经验好办法，效果比较明显，这也是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的原因。

　　事实证明，我们过去的很多做法是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这些年我们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抓基层、打基础上下了很大功夫，经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很多大型活动实践检验，在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上也积累了很多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机制、措施、制度和工作网络，都能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所以，中央决定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来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望东方周刊》：你怎样看待今天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

　　陈冀平：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需求不断提高，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需求的差异性很大，我们的服务与管理相对滞后。反映在管理层面，主要是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全适应，特别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管理方式上还不太善于运用协商协调和法律手段等等。

　　《望东方周刊》：管理部门将重点转向“社会管理”，工作思路和内容又会有哪些调整？

　　陈冀平：社会管理四个重点问题，一是人的问题，比如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的服务管理问题；二是如何化解矛盾纠纷，给群众排忧解难；三是非公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问题；四是新兴媒体的管理问题。

　　这其中很多是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网络管理。网络是社会信息化的表现，如何利用网络加强我们的服务和管理是一个重要课题，因为网络具有两面性，管理不好也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果，比如充斥网络中大量的虚假信息、黄色信息、造谣煽动等常常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思想混乱。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阻碍是什么？

　　陈冀平：我觉得最大的阻碍还是理念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社会管理搞上去。现在有一些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绩观，群众观念淡薄，急功近利，工作浮躁。社会管理创新如果离开了群众，如果不是一切为了群众，那是搞不好的。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真心为群众服务。 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首先要把理念端正。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政府不要“包打天下”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基层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有一些新尝试，能否举出一个令你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

　　陈冀平：现在全国有37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比如南通、宁波等等城市都有很好的经验。化解矛盾是现在社会管理中的重头，南通市的“大调解”在全国都很有名，从市到村到户都有一整套调解机制，经费上也有所保障。南通市的重要决策部署，也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明确他们需要如何配合政府。所以那里拆迁事件很少、医患矛盾等也很少。

　　《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基层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动力何在，障碍何在？

　　陈冀平：基层老百姓需要的是平安、稳定和服务。从党政领导来说，不把社会管理搞好，和谐稳定就做不到，而且凡是符合老百姓需求的，老百姓配合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因此，仍然需要在理念上、服务上下功夫。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管理能力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前者仍然是后者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到社会建设的同步发展。

　　《望东方周刊》：我们也曾接触过一些社会管理创新案例，大多都是依靠传统社区的熟人社会的一些有利因素来实现，面对大量的人口流动和商品房新社区的出现，社会管理如何避免出现“真空”？

　　陈冀平：社会管理现在要解决的重心就是“真空”问题。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镇以下基层单位，是城乡社区。现在各地社会管理创新都在破解难题，即怎么深入社区，社区力量如何强化，社区功能如何发挥。

　　比如，外来人口在社区要实现一些基本的利益，医疗、子女上学、既挣钱纳税又能享受社会保险等等，如果都能够实现，那么他自然会主动接受社区管理。但是，如果所谓的管理就是收费、就是管控，那么这种社会管理一定很难有好的效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基层，政策不落到人头上是没有作用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要在基层覆盖，就要通过服务来实现基层管理，这是基本思路。

　　《望东方周刊》：社会管理特别强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你怎么看待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政府负责与公众参与如何协调？

　　陈冀平：政府不要“包打天下”，群众应是管理的主体。群众可以自己做的就让他们自己做，党委、政府发挥领导、主导和教育引导作用，这是各地探索出来的重要经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个社会才能真正稳定。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在基层很多人50多岁就退休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把他们发动起来，参与管理、参与公益性的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现在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让群众自己起来管理自己，这比单纯由政府部门管理要好很多。

　　怎么把乡镇(街道)、社区的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有效的自治组织，更好发挥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自治的功能，也是各地社会管理创新中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得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才能发挥好。

　　《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社区自治的水平？

　　陈冀平：基层的问题很复杂。

　　在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的工作要推进，党政领导的作用很大。一个社区有一个负责任的、群众观念强的支部书记，工作肯定搞得好。现在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如果法治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宗族、黑恶势力就站不住脚。

　　社会“平衡感”靠法律实现

　　《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认识社会综合治理和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

　　陈冀平：现在的社会管理中有诸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问题，这就牵扯到公平、公正的问题，要实现公平、公正还是要靠法治。通过法律来认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然后按照法律去执行，矛盾就少了。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已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整个国家有了基本行动准则，这样“人亡政废”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社会管理没有法治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方面，针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进行，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行违法越规之实，更不能干徇私枉法之事。

　　另一方面，提出的新对策、新举措、新办法，也需要通过制定、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其长效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盲目排斥西方法律，但是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特色，如果盲目把西方经验搬过来，很多事要出问题。

　　《望东方周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如何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如何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对于这些，你有怎样的思考？

　　陈冀平：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文化问题很重要，因为价值体系决定一个人的信仰。中国发展很快，人又太多，如果13亿人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只是一味追求钱，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比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与此有关。

　　一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很重要，这就需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因为法律不仅是惩处，更主要是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

　　《望东方周刊》：中国法学会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方面，有什么工作计划？

　　陈冀平：中国法学会要通过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对解决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提出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的建议，今年准备就诚信问题搞一个论坛，组织法学家来进行讨论，为制订一些法规献计献策。

　　我们还要召开如何推进各地法学会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会议。研究在执法、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让法律法规在基层能够更好实施。

　　《望东方周刊》：“幸福感”成为不少地方衡量政府工作的指标，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感并不完全成正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环境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更为关键。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你认为“幸福感”应如何实现？对“中国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案例调查”活动，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冀平：我认为，开展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案例调查，对推进我国的城市管理工作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一个地区如果能够和谐、稳定、富裕，做到社会公平、公正，就能让老百姓感觉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