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胶囊里的社会百态

　　“毒”时代

　　主笔 吴琪

　　如果我们能亲自掀开那些幕后作坊看一看，不用任何检验仪器，凭常识就能判断——这些不应该被送进嘴里：皮鞋下脚料、工业色素、石膏、激素、地沟油，或者其他本应在化学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待着的物质。工业时代的分工精细化以及地理位置的遥远，打破了食品供给原本在村庄或是家庭内部的链条。在现代化的中国却出现了分裂的图景：一方面我们以经济迅速崛起、生活方式时尚前卫自居，在食品方面却希望迅速退回到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各种造假食品、药品充斥社会，以及人们在狂热地索求养生知识。

　　城市人开始羡慕农村人的好，恨不得能在农村里攀到生产不同食物的亲戚。于是一小伙城市人组织起来，跑到城市边缘，寻求农民兄弟给自己养一头吃正常食品的猪；另一帮人结成小组，到养殖场专门指定安全的奶牛，供给几个家庭牛奶。有院子的人开始种菜，没院子的人在阳台上创造条件也开始种菜。在食品供应上，我们逐渐开始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只有我自己生产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如果我自己生产不了，那么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才是可靠的。现代商业社会拓展了几十年的中国，原本以为商业机理已经深入骨髓，可是当谈到有关嘴巴的问题时，关乎交换的法则和信任精神，早已坍塌。

　　如果打开动态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2004～2011)》，发起者吴恒用蓝色表示安全，红色代表危险，便可以看到中国地图上绝大部分区域，或浓或淡的红色在闪现。越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红色越深；商业侵染越少的地方，则相对安全。在公众经历过苏丹红一号、二恶英、三聚氰胺等各种化学物品侵蚀后，“毒胶囊”事件只不过将红色染得更深了些而已。化学物品很多时候被毫无忌惮地掺进食品、药品送进消费者嘴里，老百姓的化学知识在近些年里随着造假食品而得到普及。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毒时代”，某种程度上并不为过。经济繁荣带来欺诈空前，我们的社会到底缺失了什么？

　　在法规和行政监管漏洞明显的机制中，纯粹的商业动机有着天生缺陷。即使是在西方经受过新教伦理长久洗礼后的成熟资本主义，它的理性并不能遏制逐利的冲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阿姆斯特朗发明了著名的普强实验，他的结果让人们再次将政府和法律的监管作为钳制商业越轨的基石。

　　阿姆斯特朗某天从《科学》杂志上看到曾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药物帕纳巴的故事。该药从1957到1970年在市场销售，有可靠数据说明，帕纳巴药效不佳，曾经明显给病人带来伤害，但是制药商普强公司为了每月多赚100多万美元，想方设法隐瞒事实，拖延帕纳巴的撤市时间。

　　让阿姆斯特朗教授不理解的是，在普强公司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斗争的过程中，普强公司曾经召开了一个特别董事会决定公司应对策略，结果董事会不仅决定继续销售帕纳巴，而且决定积极采取法律手段来尽量延长药品的销售时间。也就是说，董事们明明知道帕纳巴害人，却为了利益阻扰法律和行政的监管，继续销售有害药品。

　　阿姆斯特朗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他相信如果让学生扮演股东角色，自己的那些未来将是商业精英的学生们肯定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在他向挑选出来的学生和商人们讲述这个事件时，97%的人都赞同普强公司的行为不负责任，但是当他让学生们扮演普强公司的董事时，79%的“董事会”成员选择继续销售帕纳巴。接下来的实验中，即使阿姆斯特朗特意强调假药在杀死病人，仍有75%的“董事”选择尽可能延长销售时间，以便每年多赚1900万美元。

　　“我被惊呆了，我的学生们明知药品在杀死病人，他们的选择却与普强公司管理者完全相同。”学生们也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承担社会责任感到羞愧，但是仍然不改变他们的商业决定。后来阿姆斯特朗又把这个实验重复了很多年，结果都大同小异。这个实验成为经典的教学案例，其后在10个国家重复进行了91次，结果都惊人地相似。

　　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善良的人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也会做出邪恶的举动。即使在法制和规范下走向理性的资本主义，商业个体一旦能够找到逐利的突破口，宗教伦理或是道德自律，都变得苍白无力。

　　于是，尽管社会往前推动了上百年，又回到了20世纪初美国第一个消费者保护机构FDA形成时，政府和公众达成的共识——商业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目的：一方面极力赚取利润，一方面保护消费者不受商业的野蛮行为和劣质产品的侵害。食品和药品安全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好坏的检测器，政府作为监管方的责任难以推卸。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应该是一个事关每个个体的社会议题。在网络上发起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统计的吴恒，在倡议网友们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时，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一段话，它在我们今天读来，别有深意——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黄鼠狼给鸡搭窝

　　主笔 王小峰

　　插图 张曦

　　事实无数次告诉我们，中国真正的创意产业不是在文化领域，而是在食品与药品领域。每次食品和药品领域出现问题，它那种好莱坞式结局般的神奇创意都让你拍案叫绝，这些创意如果能有百分之一用在电影上，国产电影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好的。

　　化学的确是个神奇的东西。老师在给学生上第一堂化学课的时候，一般都会这么形象地说：“化学让世界更美好。”然后告诉学生化学无处不在，所以要学好化学，将来去创造美好生活。北大的周校长不还写过一首《化学歌》吗。大概老师不这么讲，学生是提不起兴趣去关注那些分子式的。

　　但是学生面对未来的生活时，却发现化学除了给生活带来美好，也把人们带进恐怖片里。我们不能去细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常识，因为细究下去，最终等待我们的都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并且我们经常把它吃到肚子里。

　　是谁第一个尝试把三聚氰胺放进了牛奶，这个人真应该跟牛顿和爱迪生相提并论。这太有创意了，这个分子结构式含有6个氮的东西，本来是用来做家具表面涂料的，可防燃，但用到牛奶中，可做到防婴儿小便失禁。又是谁把孔雀石绿当成了舟车宁喂给了鱼吃？或者是谁学会了循环利用再生地沟油，像施瓦辛格在《终结者》里那样很酷地丢出一句：“我会回来的。”再或者那种人造鸡蛋是否可以解决困扰人们上千年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悖论问题？——其实是先有的坏蛋。所以，这不是化学的错。

　　中国食品医药方面屡屡制造的颇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化学成果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你说平时谁会注意到吃药的胶囊是拿什么做的呢，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居然有这么高的“科技含量”。

　　食品药品造假，根源是对利益的追逐，因为考虑市场利益，就会计算成本，一计算成本，问题就出来了。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值，冰激凌里可以没有牛奶，速溶咖啡里可以没有咖啡，果肉饮料里可以没有果肉，甚至水果干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所以这需要化学来帮忙。打个比方，食用油的生产传统工艺是压榨，但是出油率低，后来用汽油浸出，出油率高出一倍，成本低了很多，但油的质量也大打折扣，天然营养物质被破坏了，就要添加一些人工合成物质来保证油的口感和稳定性，但人工添加的成分就可能存在健康风险。但这个利益值还没有到最大，所以有了地沟油。可以预见到的是，假如在化学工艺上还能改进，地沟油生产工艺还会更新换代。以此类推，我们生活中大量消费的食品都可能存在“地沟油模式”——那就是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大利益。所以，一种更隐秘的微观化学世界的反应结果决定了利益如何达到最大化。

　　当然，奶农是看不懂三聚氰胺分子式的，菜农也不知道通过合成某些化学物质提高蔬菜水果的产量，但是他们都希望产量能上去，这自然就有人来研制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的辅助产品——那些当年听着老师讲“化学让世界更美好”的人。

　　16世纪一位叫帕拉塞尔苏斯的瑞士医生就曾说：“毒物和良药的区别就在于剂量是否得当。”所以他被称为“毒物学之父”。事实上，毒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是因为它被摄入人体的量比较小，不至于对人体造成伤害。化学工业出现后，人们几乎是被有毒的化学物质包围，就像你从来不会去想床垫上的阻燃物质含有甲醛，不会注意电脑、手机上的说明书提醒你它含有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这些有害物质一样，这些可能危害人们健康的成分被我们忽略了，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它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有严格的控制，达到环保标准才能进入市场。

　　那么，我们平时吃的食品和药品也一样，里面所添加的对人体有潜在危害的成分必须控制在一定剂量之内。因此，各国都会制定相应的卫生标准来加以控制。

　　但是你看到了，即使有《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食品生产许可证》等法律法规，为什么我们还一直被当成小白鼠呢？美国作家兰德尔·菲茨杰拉德写过一本揭秘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内幕的书《百年谎言》，这本书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儿。简单地说，美国国会在1906年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后，美国人认为有这个法律保护自己，只要你敢卖，我就敢吃。因为生产食品和药品的企业必须进行实验、检测，证明它是安全的，才能通过准入门槛。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行使监督职能，监控产品安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来监管食品和药物行业，中国也不例外。

　　但问题是，政府机构不承担具体实验和检验工作，它只履行监督和准入职能，只要你的实验和检测结果符合标准我就盖章。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要自证自己是好人的话，全凭天地良心。一般食品与药物生产企业都会本着对生命尊重的态度进行研制工作，但在中国，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创意产业，他们经常用匪夷所思的创意征服我们这些“小白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种政府监管方式始终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给鸡搭窝的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黄鼠狼。当黄鼠狼以工人的身份拿出一个鸡窝设计方案，主人只看到了这个鸡窝方案是否合理，没有看到黄鼠狼，至于搭窝的过程，只有黄鼠狼自己知道。

　　就像兰德尔·菲茨杰拉德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美国人以为有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之后，什么都可以放心吃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美国这样管理严格的国家，食品与药物问题都时常发生。在我们这个动辄就形成利益链的国家，有时候监管也仅仅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这不是枪毙几个郑筱萸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群情激愤地去怒斥那些丧尽天良的黄鼠狼们的罪行就能控制住的，而是我们该去想想本来化学让世界更美好，为什么却让很多人变成了黄鼠狼？

　　“毒”胶囊风波，小镇工业后遗症

　　突然曝光的铬超标事件，让胶囊之乡浙江省儒岙镇陷入了恐慌和迷茫。镇上每个人都避讳用“毒胶囊”来称呼这次风波，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半个多世纪的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小镇的胶囊产业经过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迁，有技术的驱动，有资本的推动，也有政府的主动设计，但却始终没有摆脱小镇工业的后遗症。

　　记者 魏一平

　　摄影 蔡小川

　　曝光与应对

　　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是周日中午播出的，4月15日，对于坐落在浙江东南山区的小镇儒岙来说，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43家生产胶囊的工厂都在正常运转中，生产线上忙碌着几千名工人，他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超过一半的人是家庭妇女。由于胶囊生产中对原料的温度有着严格要求，生产线一旦开动，就是24小时不间断运转，工人们也都是三班倒，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

　　从我们接触的十几个采访对象来看，第一时间收看节目的人并不在少数，至少包括两个做明胶代理的本地商人、两个大型胶囊厂的老板、一个胶囊销售经理，他们给出的解释很一致：“做这一行年头多了，对质量问题很敏感，这个节目是每期必看。”只不过，这一次看到的镜头让他们大吃了一惊，曝光的企业就在自己身边。节目还没有播完，小镇上就炸开了锅，几乎所有跟明胶生意有关的人都被打爆了电话。

　　镇上最大的一家胶囊企业天龙公司的老板娘王柏芹负责生产，她的丈夫、董事长王伟良是新昌胶囊协会的会长。当天中午，王柏芹也在公司里，她马上召集车间负责人和检验科的人到办公室看电视，两年前花60多万元买进的那台原子吸收光谱仪让她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是一台专门检测重金属铬的仪器，国产，“进口机器的话至少要100多万元”。2010年10月1日正式执行的《中国药典》(2010年版)中，明确将胶囊定性为药用辅料，并且确立了铬含量不得超过2mg/kg的新标准。就在当年7月，经常外出学习考察的王柏芹决心购买这台机器，并且花钱从外面请专家来培训。“很多人都说我们是疯子，但我们想做百年老店，就得着眼于长远。”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王柏芹向本刊记者语气坚定地描述着他们夫妇的梦想。

　　天龙公司坐落在浙东南低矮的山峦中，绍兴市新昌县以南20公里，104国道边上一个叫儒岙的小镇，岔路口竖起的大广告牌写着“中国胶囊之乡”。数十家胶囊厂的大招牌错落分布在半山坡的工业园区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我们平时吃的胶囊药，很可能就出自这些毫不起眼的简易厂房里。按照当地协会提供的数据，儒岙每年的胶囊产量是800亿粒，约占全国胶囊市场的40%(不只是药用胶囊)。

　　4月18日，事件曝光3天后，我们在天龙公司的检验室里见到了那台机器。检验科的女科长给我们看了过去近两年时间里的检测记录，从2010年7月15日机器试用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批产品的检测日期是2012年4月14日。大概每隔四五天就要做一次检测，每次一般会抽取11个产品样本，我们看到的铬含量数据基本都在1mg/kg以下，她解释说，这是厂里自定的内检标准。“但是，并不是每家企业都配备这样的机器，有的即便是有，也很少真正使用，人工培训要花钱，检测起来很麻烦，至少两天才能出结果。检测时所用的一种辅助材料也要花钱买，损耗还特别快，这种机器还特别费电，光是电费也要不少钱。”王柏芹语速极快地列举着各种原因。新药典颁布后，为了解决铬检测的困难，协会出资买了一台机器，租用新昌县药监局的房子，放在县城里，企业缴费使用。可是，效果并不好，原因除了上述那几条，还有一条很关键，“有的药厂为了降低成本，明确要便宜胶囊，他们也知道不合格，何必去自找麻烦”。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正规药用明胶生产出来的胶囊，每万粒的价格不会低于100元，而用劣质工业明胶做原料的胶囊，价格低至三四十元。

　　秘密调查的央视记者，乔装成药厂的采购员，给出的收购价格就是每万粒40元。直到4月15日的节目播出，镇上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住在华星胶丸厂对面浙东旅馆里的年轻人，真实身份是记者。有业内老板回忆说，他们几个月前就在镇上出现，放出来的话是至少每天500万粒的业务量，华星的销售经理以为撞到了大客户，还经常主动跑去请他们吃饭。

　　节目刚播出完毕，华星厂的门口就忙碌起来。不同于集中在工业园里的企业，这家工厂位于小镇唯一一条主干道上，以前是乡镇办的集体企业，后来转制，由厂长潘钢超接手。轿车、小货车、面包车、厢式货车匆匆进出华星厂，甚至连手推板车也上阵，空车进入，装着满满的纸箱出来。他们在转移产品和原料，只可惜这一切都被守在马路对面的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根据后来当地警方披露，华星胶丸厂在曝光后的90分钟内，共使用10辆货车，转移了271箱成品胶囊和大量原料。其实，匆忙应对的还不止华星一家，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当天下午，他的很多有货车的朋友就被招呼到镇上，帮忙转移产品和原料，一直忙活到深夜，“大部分拉到乡下亲戚家，也有拉到县城的朋友家，只不过没有录下来罢了”。

　　除了转移产品，镇上做明胶代理的商人一夜之间跑了一大半，包括一部分胶囊销售经理。“也不一定人人有问题，但大家都想避避风头。”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们，“现在手机打不通或者关机的，基本上就是去外地了。”当天傍晚，儒岙镇的胶囊厂收到了停产整顿的通知。第二天一早，当地药监局和公安局的执法人员赶到儒岙的时候，小镇已经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老板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毒”胶囊风波才刚刚刮起。

　　4月17日夜里，第一次打电话给王伟良的时候，他有点兴奋。“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带领的督查组刚刚到新昌，表示没有问题的企业会尽快复产。”在过去的两天里，作为协会会长的他忙着在政府部门奔走。“这样搞‘一刀切’，单我们厂一天的损失就有30万元。”令他担心的还不只是眼前的损失，而是如果药厂订单转移到别的地区，再争取回来就很难了。

　　可是，直到4月22日，我们离开新昌的时候，胶囊企业还没有接到复产的通知。相反，随着检查力度加大，登上“黑名单”的胶囊企业越来越多，在儒岙镇至少已经达到了8家，并且已经吊销了华星、卓康和新大中山三家胶囊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被警方控制的涉案人员中，正式批捕的已有9人。有采访对象感慨，这几天大家聊天的话题都是“谁又进去了，谁又出来了，谁又跑了”。

　　儒岙镇很小，沿着主干道走一趟不过20分钟，沿街的店铺很破旧，看得出，胶囊除了让少数人开上奔驰、宝马以外，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普遍的繁华富裕。全镇不足3万人，从事胶囊产业的就有近万人，除了在厂里做工人，还衍生出了一些小店铺，有做胶囊机械配件和维修的，有代理明胶原料的，不过现在全部关了门。镇上没有像样的宾馆和餐馆，外来人口几乎没有，做业务的销售人员也基本是当地的年轻人，没有底薪，只有不高的销售提成。在镇上走访，几乎没有人肯跟记者交谈，他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着，一旦走近就闭口不谈，生怕再次被偷拍。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发着牢骚，在他们看来，胶囊不过是谋生存的活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家关心的都是如何提高产量和打开销路。以前只是作为药品包材，最近两年才纳入药品辅料行列，各项标准不断提高，需要检测的成分和数据也不断更新，而他们，包括基层的监管者，都还在不断追赶过程中。

　　技术驱动与资本力量

　　提起儒岙镇胶囊生产的历史，大家往往会把手指向镇上一栋3层高的白色别墅，那是潘光明的家。潘光明的儿子潘兴法告诉我们，1953年，在上海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当工人的父亲回到老家，用铜筷当模具，用扇子当鼓风机，开始手工生产空心胶囊，父亲还把这项技术传给了苏州第一制药厂，开启了中国药用空心胶囊的历史。后来，父亲甚至还因为在美国公司工作的经历被打成“走资派”，被劳改长达10年。

　　我们两次来到这栋深宅大院前，出来开门的都是潘光明83岁的老伴。老太太情绪激动地用当地方言表达不满：“一辈子心血打造起来的胶囊生产，却被那些只顾赚钱的老板毁了，怎么向老头子交代。”潘光明早在1980年就因车祸去世。1984年，他唯一的儿子潘兴法创办了一家胶囊厂，取名“创始”。潘兴法不愿意多谈，他在电话里表示，现在只有“说不出的心痛”。创始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红火过，但后来经营不善，逐渐走下坡路，前几年，潘兴法已把大部分股份都转让给了一位张姓老板。4月21日中午，我们在创始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见到这位张老板，他显得有些拘谨，两位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刚刚在厂外的垃圾堆上焚烧了一些资料。就在前一天晚上，当地药监部门公布的问题企业上，出现了创始公司的名字，但张老板推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就此向潘兴法求证，他气愤地回应：“是手下一个人在原料里掺了问题明胶。”

　　创始公司诞生的1984年左右，是儒岙明胶生产的第一次升级，从单个的家庭小作坊到小工厂，虽然仍是手工生产，但最起码出现了第一批胶囊老板。51岁的王伟良也是这时候创办天龙公司的。他高中毕业后做过两年油漆工，后来贩卖兔毛挣到了第一桶金——2万元。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做胶囊销售员，“卖1万粒提成两块钱”。很快，他就花5000元承包了一个小厂子，“当时全国做胶囊的企业都很少，手工制作产量也不高，一天只能出十几万粒，根本没有假明胶，销售基本不愁”。办厂的第一年，王伟良的销售额就做到了20多万元，净赚三四万元。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儒岙胶囊都处于一种平静而热闹的氛围中。家家户户做胶囊，男女老上齐上阵，但因为产量不高，供需双方是一种稳定的市场关系。平静在1995年被打破，这一年，横渡桥村的村支书王全来，自己研制出来的半自动烘干线试用成功。

　　已经65岁的王全来向我们回忆，以前做胶囊，烘干都要用小推车推到一间小房子里进行，出来还要用人工一个个从机器上拔下来，费时费力。他是个爱琢磨机器的人，花了几年工夫制造出来的生产线，用机械传送带直接送入烘干程序，大大解放了人力，每天的产量从十几万粒一下子提高到了60万粒。他是儒岙镇横渡桥村的老书记，从“文革”时就做生产队长，当时已经接手了村办的集体企业月山胶囊厂。

　　王全来带领儒岙的胶囊生产进入半自动时代，解放了生产力，第一批诞生的小企业终于有了工厂的样子。1997年，王伟良到处凑钱，引进了王全来的两条半自动生产线，产量翻了好几番，工人却从顶峰时的600多人缩减了一半。到2002年，儒岙从事胶囊生产的企业达到300多家，几乎遍布在每个村庄。

　　就在2002年，儒岙的胶囊产业又迎来了一轮大变革。当时，刚刚调任儒岙镇党委书记的丁松勇提出“集中发展”的思路。因为过于分散的生产形式，当时的儒岙胶囊已经开始出现很多质量问题。“那时候还没有食用明胶和工业明胶的提法，明胶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头等到三等一般用来制作胶囊，三等以下的就视为不合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工业明胶。”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但合格不合格，主要看冻力和黏度，并没有重金属检测。”

　　这一轮整合，更大的背景则是环境污染的压力。当时，新昌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县城附近的药厂也都纷纷搬迁车间，儒岙的胶囊生产自然也在治理之列。产业整合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很快见到效果，当地媒体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新昌胶囊业10家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兼并了72家无证企业，119家无证企业重组成16个有限责任公司，还有100多家“作坊式”企业被依法关停。最终，儒岙镇的291家胶囊企业优化组合成了39家。

　　对小镇的胶囊产业来说，这是一次“伤筋动骨”式的变革，不仅是表面上所展现的，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到了新建的工业园区里，盖起了两三层高的大厂房，竖起了大招牌。更深层的影响则是企业内部的股东结构，所谓“兼并、重组”，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老板将生产线搬进实力较大的企业生产，或者干脆不搬，但要借用大企业的牌照，类似于贴牌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成为一种紧缺资源。现在看，正是这种松散、过渡性的合作模式，为日后的质量问题埋下了隐患。

　　有人由此壮大，王伟良从银行贷款几百万元，开始进一步扩建，而且他坚持不与别人合作办厂，“即便是厂房暂时空着也不出租，一旦出租给别人，很多问题就不好控制了”。他认准了这个行业，未来的竞争力不仅在产量，更在质量。

　　也有人因此衰败。来自镇上儒一村的潘栢土就是其中之一。提起这个名字，小镇上几乎无人不晓。据侧面了解，潘栢土今年64岁，早年当兵，在部队时就是红人，还曾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积极分子。转业回老家后，进入乡办企业，很快就在上世纪80年代做到卓康明胶厂的厂长。有接近他的人评价，“他的快速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尤其会经营领导关系，跟政府走得很近”。潘栢土还当过县人大代表，多年来都是儒岙镇正面宣传的企业家典型。

　　可是，“聪明”的另一面，潘栢土在当地胶囊圈子里的口碑并不好，普遍的评价是“不讲信誉”。一位曾经常从他的明胶厂进货的胶囊老板向我们回忆，每次进货，他都要亲自去厂里看着打包装车。“潘栢土是那样一种人，第一次要货给好的，第二次给差一点的，第三次第四次就给更差的了。”

　　当时，卓康明胶厂是镇上唯一一家生产明胶的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本地的胶囊厂。但严重的污染让它在2002年开始的整合中被关闭了，潘栢土只好把卓康改成了胶囊厂，开始生产胶囊。除了污染压力，当地也不盛产明胶原料，外地大牌的药用明胶厂家开始崛起，慢慢占领了胶囊市场。上述接近潘栢土的人评价，“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身过”。

　　2005年左右，胶囊生产的技术再次升级，全自动生产线开始出现，一批胆子大的企业老板开始迅速扩张。位于儒岙镇旧宅村的益立美克胶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前身是新昌第四胶丸厂，后来转制成为私企，老板朱军伟才30多岁。2005年，他引进香港和上海的合作伙伴，筹资引进4条加拿大产全自动生产线，并且将产业延伸到制药行业。金融危机爆发后，借着国内医药市场短暂的低迷期，王伟良也冒险贷款建起了更大更现代的厂房。他告诉我们，光是厂里的4条加拿大生产线就投资1600万元。

　　这是迄今为止儒岙胶囊最后一轮升级换代，背后的推手，除了技术驱动，更重要的则来自于资本的力量。用王全来的话说就是：“胆子大的年轻人上来了，土八路开始变成正规军。”4月18日，在王柏芹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现在儒岙产量最大的天龙胶囊公司，看似不起眼的厂房，走进之后才发现，的确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模样。厂房实行封闭式管理，换上消毒服装和帽子，打卡才能进入。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车间设计像迷宫一样，为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存放在原料间里的药用明胶，由一根粗管子吸到溶胶间，中间的暂存和称配，都有单独的屋子。12条国产自动生产线，4条加拿大进口线，每台机器和装置所摆放的位置，都用黄红两色的粗线做了固定。

　　但是，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完成从“土八路到正规军”的转变。

　　市场变迁与冒险分子

　　华星胶丸厂的老板潘钢超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老家位于镇子旁边的横板桥村，到现在还是横板桥村的村支书。4月19日，我们在村里见到了他的弟弟潘广兴。据潘广兴介绍，老二潘钢超以前在家里做胶囊模具，后来当了村支书，与镇上的领导渐渐熟络起来，就被提拔去做乡镇企业华星胶丸厂的厂长。2000年左右，企业转制，他顺理成章成了华星的老板。当时，华星公司只有3条生产线，潘钢超很快进行了一轮技术改造，扩张为7条半自动生产线。可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当地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给我们分析说：“销售团队是关键，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三四家大药厂大客户的支撑，是起不来的。”

　　2010年，也就是《中国药典》新标准颁布的那一年，潘钢超又进行了一轮大规模扩张。他在华星厂区里投资数百万元，建起一座两层高的厂房，只是，他并没有实力来填充这栋新楼。最后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出租。按照当地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华星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分别属于十几个不同的股东所有。潘广兴在哥哥的厂子里帮忙打杂，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真正属于潘钢超的生产线只有两三条，其余全部都是别人去投资的。“一条半自动生产线需要五六十万元，有的是几个人合伙投资，有的一人投资两条，每条线每年收取3.5万元的租金，进料、下订单、生产、出货都是各自单独进行，只不过最后都要用华星的牌照。”作为法人代表，这也是潘钢超所要承担的最大风险。

　　有的采访对象为潘钢超鸣不平：“他连自己的生意都没做大，怎么管得了人家的事儿？”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我们证实，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默许，甚至还获得了一定的鼓励。两年前，当地政府为了打击散布在各村的无证小作坊生产线，帮忙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甚至为了促成集中生产，政府还补贴了每条生产线2000元的搬迁费”。在这之前，村里没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手工生产线并不是秘密，只要在当地工商部门缴纳一两万元的保证金，就可以开工。即便如此，华星厂每年的产值也不过千万元，仍属于儒岙规模较小的胶囊企业。

　　另一家涉案的企业卓康公司更夸张，包括大股东潘栢土在内，共拥有12名股东。因为有生产明胶的历史，卓康一直延续着明胶代理的生意。镇上的人都知道，在胶囊原料市场，卓康代理的明胶一直价格最低，“像罗赛格等大牌药用明胶，每吨5万～7万元，而他们代理的明胶，一吨不过2万元”。不止一位胶囊老板告诉我们，其实，在大家的意识里，都以为这么低的价格肯定是劣质产品，但却并不敢肯定就是用皮革下脚料制成的工业明胶。在卓康，负责代理明胶的是老板潘栢土的小舅子张柏强，他有个外号叫“三强盗”，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人如此解释：“他从小脾气火暴，没人敢惹，被大家喊‘强盗’。”

　　由于潘钢超、潘栢土和张柏强都已经被警方逮捕，所以，他们如何与河北、江西的明胶厂搭上线尚不得而知。不过，大家普遍的猜测是由于当年卓康生产明胶时建立的联系。而因为都曾经在乡镇企业担任过领导，潘栢土和潘钢超很熟悉，卓康代理的工业明胶也由此流入华星公司。两家处于市场竞争末端的小企业，两个落败的冒险分子由此走上歧路。

　　另几家涉案的企业也都差不多，浙江林峰胶囊公司，典型的家族企业，老板潘林峰子承父业后，正准备大干一番，投资数千万元的厂房还没有建完就遭此一劫；新大中山胶囊公司，老板王焕庭也算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本来他的企业规模不小，可前两年因为市场竞争激烈，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医疗器械生产，胶囊生产线承包给别人，由此涉案；创始胶囊公司，如前所述，老板曾经是创始人的二代传人，可后来同样因为经营不善转手他人；瑞香胶囊公司，取夫妇二人名字组成，夫妻店起家……总体看，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市场变迁中的落伍者，而且，共同点就是错综复杂的股东关系和散乱的生产管理。

　　为胶囊企业重新洗牌的力量来自市场。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由于胶囊类药物生产工艺简单，相比昂贵的压片机，投资成本较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尤其是一些中小药厂，纷纷投资胶囊类药物，由此导致的全国各地胶囊生产企业一拥而上，纷纷扩大产能。现在，国内胶囊生产主要来自三个地区，分别是以苏州为代表的高端产地和以黄山、新昌为代表的中低端产地。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目前国内每年的药用胶囊需求量大约1000亿粒，其中，一半的市场由手工作坊或半自动生产的中小企业占领，导致国内300多条全自动生产线中有一半是闲置的，目前产能已经过剩，市场供求比大概在2比1左右。

　　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拿到订单成为胶囊厂的第一目标。而且，竞争日益加剧的药厂，也在不断压低胶囊的采购价格，使得胶囊产业更是一片浑水。

　　2011年，全球制药市场的增幅为5%～7%，中国医药市场的增幅却高达25%～27%，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一粒价格不过1分钱的空心胶囊，看似渺小，但却占到了医药成本的20%左右，成为制药公司拼命控制的原料成本之一。

　　2009年起，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在各省陆续公布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超低价中标。2010年9月1日，安徽省在国家医改办授意下先行探索，率先实施以省为单位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当时天价芦笋片事件被曝光，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安徽模式”，低价原则成为核心，甚至采用“量价挂钩”，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各大药厂纷纷压低药价。仅2011年一年，发改委公布药物平均降价21%，下调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

　　此次被查获的问题胶囊药企四川蜀中制药就是明显例证。号称“普药大王”的蜀中制药公司，在各省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价甚至只有最高零售价的1/4至1/3，有些明显低于业内公认的成本价。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蜀中制药还在河南投巨资建立起胶囊厂，法定代表人安荣彩就是蜀中制药老总安好义的胞妹，设计年产120亿粒空心胶囊。安好义曾公开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拒绝透露姓名的一位儒岙胶囊老板告诉我们，超低价采购的药厂除了蜀中制药，还集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药厂。“他们明确提出低价为王，对质量要求反倒在其次。”这位老板回忆说，2002年当地企业整合的时候，由于劣质胶囊产量一度降低，这些药企也从大胶囊厂家进过一段时间货，但后来随着小胶囊厂的死灰复燃，他们又纷纷抛弃高价胶囊，重新回到低价行列。

　　无奈，胶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可另一方面，基层的监管力量却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昌县药监局领导告诉我们，虽然相关的标准不断在变，可是并没有政策配套，县药监局没有配备检测铬的仪器，以前都是开车或者快递送到绍兴市药检所去检测，拿到结果要等半个月，无法持续进行。新昌县药监局共有编制30人左右，监管内容还包括制药、餐饮等，胶囊只是其中很小一个分支，以前只是分片负责制。所谓的药品稽查大队，也是仅有编制没有实质的空壳，“基本都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着稽查队员的职务，甚至连司机们都成为主力”。看似严格的行业标准，到了基层，难免走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胶囊老板说，新昌就这么大个圈子，胶囊老板们又大部分住在县城，和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基本上每次检查前两天就接到通知了”。

　　现任的儒岙镇党委书记盛学东在其所撰的一篇文章中提道：“胶囊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大部分又在儒岙镇，导致高层次科技人才难以引进，也无力引进。由于资金短缺，研发投入也少，自主创新能力弱，从而造成新产品开发能力弱，产品档次不高，品种单一，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严重。”

　　像这样“一镇一业”的块状经济模式，正是过去30年间，浙江崛起的最强动力，全省300多个工业小镇，为浙江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在其所著的《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中对此做了详尽分析。他告诉本刊记者，如何把碎片化的小镇工业提升为现代产业集群，将是浙江未来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产业链条以此展开，自然会形成一套以市场为基础、以行业协会为辅助的质量监管体系，对末端的小企业形成约束，这要比单纯交给政府去监管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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