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大面积爆发后，许多温州企业选择“连根拔起”，总部和工厂一起迁离温州，转而投奔土地、人工等各方面成本更低廉的江西、安徽等地。温州市政府今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2012破难攻坚大行动”，“进万企解难题”能否拯救温州中小企业

　　文｜《小康》记者 苏枫 温州报道

　　“温州的实体经济已经破了——我对温州已经没有幻想了。我要去外地转型，现在的温州，不适合企业转型。”

　　温州商人李代金身材高大，脸色红润，声如洪钟。与很多温州商人一样，他的生意范围广泛，涉及服装、装饰、房地产投资。2011年底，李代金的企业遭遇了现金流断裂，从国有银行贷款1.6个亿之后，银行不到三个月迅速收回8千万，这让李代金措手不及，只能走民间渠道去借。

　　他突然发现，原来“一个电话、不打借条，轻松借到一个亿”的时代骤然而去，现在的温州，现金已经停止流动。靠信用起家的温州人，银行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降到了冰点。

　　信贷危机下的温州商人，选择不再相信。

　　有的忙“减肥” 有的忙“扩张”

　　“温州人靠信用起家，信用是温州人做生意的支柱。现在的温州，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度就是个零。”面对持续至今的危机，李代金的企业“伤肝伤肺”，正在拼命“减肥”。

　　减肥之路并不轻松，李代金称他的企业也有“三高”——“土地价格高、银行贷款利息高、工人工资高”，服装厂利润太低，成本太高，他第一步选择了裁员，把工厂工人由800人减到100人。为了回笼现金，他第二步采取卖房，李代金以自己的经验判断认为市区房价还会继续跌下去，所以根本“没得赚”，因此他在一个月内卖掉了市中心的十几套商品房，收回了70%的资金。他的第三步，则是收缩。李代金在上海还有一家装饰材料公司，原有员工107人，上个月他裁掉了大部分中层人员，目前只留60个“真正干事的人”，以后还要减，总之，“人越少越好，成本越低越好”。

　　一家企业“减肥”的同时，已经有几百个普通人失去了工作。

　　温州的许多中小企业确实已经走到了生存边缘，与李代金持同样观点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小康》记者在温州多方采访发现，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大面积爆发后，许多温州企业选择“连根拔起”，总部和工厂一起迁离温州，转而投奔土地、人工等各方面成本更低廉的江西、安徽等地。对他们而言，这种断手断脚的自救方式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并不是所有温州商人都这么悲观，转型的方式不止一种。

　　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时升就选择了逆势而上，继续扩大规模。陈时升的公司位于温州城郊牛山北路炬光工业区内，是一家专业从事警用器材、安全工程器材、特警用特种车辆以及各种防护性安全器材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下设六个控股子公司和十二个销售分公司。

　　在“星际”所在的工业区内，运货的卡车连绵不绝，虽然刚下过小雨，仍然扬起了尘土。星际的车间里，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在过去20年内，他们的工资由500元涨到了1000元，又涨到了2012年的2500元。

　　车间的白墙上有一排蓝色标语“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这句话也印证了许多温州商人的发家路径。陈时升30岁时已是温州电子局无线电六厂的副厂长，在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中，选择“光着膀子辞职”。经历了“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难创业期以及接下来的飞速成长期。去年信贷风暴过后，陈时升的感受是“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差，钱攥在手里，眼看它变少，也不敢借钱给别人。”

　　陈时升对《小康》记者说，目前企业同样面临投资难、融资难等问题，加上工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较稳定，而各方成本一直在上涨，利润正在降低，企业面临的形势很严峻，所以必须自救。

　　亲历温州成长的陈时升认为，拼价格、拼成本的模式使“温州制造”的许多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没有市场价格的话语权。“自救”的方法是加强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因为“产品不升级，意味着没有核心竞争力，不升级就会走下坡路”。

　　除了牛山北路的主厂区，陈时升位于温州城区附近的另外两个厂区正在建设中，并即将投入使用。“温州正在经历转型的痛苦，过程中会淘汰一部分企业，但不会是我们。” 陈时升相当自信地说。

　　“进万企”能否“解万难” ？

　　金融改革的曙光，是否可以投射并拯救实体经济？

　　《小康》记者从温州市发改委、经信委、统计局等部门获悉，2012年第一季度，温州市投资、消费、财政、金融等主要经济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幅度较大，增速明显放缓，其中工业、出口增速两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负增长且降幅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涨幅高位回落明显，外需疲软和成本居高压力对经济平稳增长的冲击进一步显现。

　　分行业看，温州市经信委监测的855家重点企业中，涉及的15个行业中有12个产值同比出现负增长。其中，造船业降幅最深，产值同比下降53.5%；制革行业产值同比下降15.8%；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下降6.7%，特别是光伏产业，受需求萎缩、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多数企业产能仅发挥一半左右。

　　一连串下降的数字背后，是一连串亟待解决的问题。

　　温州市经信委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工业出现负增长的具体原因有：企业订单普遍减少，企业实际开工天数减少，去年同期的高基数影响等。温州市经信委对855家重点监测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当前企业手持订单金额同比仅增长1.5%，增幅回落7.5个百分点；手持订单可供生产量在两个月以上的企业仅占18%，同比降低5个百分点。

　　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温州市政府展开了“2012破难攻坚大行动”，其中， “进万企解难题”专项行动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调研摸底阶段”工作。

　　在走访和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工成本上升过快；二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三是企业发展空间问题难以改善；四是电力资源紧张；五是转型升级步伐放慢，各种要素的制约，使得广大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求生存，而不是转型发展。

　　在这场“进村入企大走访”中，星际集团的董事长陈时升向政府反映了企业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外来员工子女上学难，造成员工稳定性差；二是员工住房难，希望被纳入经济适用房统筹范围；三是银行利息太高，增加了企业负担。”

　　调查显示，温州企业家对今年的形势总体上持谨慎乐观态度，对企业投资保持谨慎，45%的企业中表示资金趋紧，60%以上的企业表示生产成本上升，62%的企业表示用工有缺口。企业对市场的判断是下半年的预期好于上半年。

　　问题已经非常清楚，目前温州市政府已经进入“解决问题阶段”(3月中旬—6月)。政府文件提出，要根据调研摸底情况，深入开展解难题、送服务、办实事活动，切实为企业转型办一些实事、好事，使其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对准备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要逐级负责、主动解决；确实靠自身力量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上级部门或党委政府。

　　“经济一停滞，我们对政府的怨言明显增加了。政府也来我的企业走访、座谈了，但是我觉得毫无用处。现在我缺人才、缺科技、成本高，政府在这方面对我没有任何帮助。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三年之后，我会得到什么结果？政府对这个试验区抱有幻想，实体经济没有出路就搞虚拟经济，政策这么不稳定，各种‘模式’出台太快，企业就会害怕。”温州商人李代金说。

　　周德文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也是制定“金改方案”的参与者之一。他对《小康》说，政府真正要救企业于水火之中，就是要“三减”。“第一要减税，大面积大规模地减税，尤其是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第二要减息，不能让银行总是获得暴利，让企业都在为银行打工；第三要减费，每个企业到工商局去年检，要一千块钱。类似这种费太多，牵扯到39个部门，67种收费，这些费用压在企业身上承受不起。三减要扎扎实实做到，如果做不到，企业是救不了的。”

　　(实习记者李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说)

　　缺工焦虑症 在浙江，用工荒、用电荒、用地荒，资金荒一直困扰着中小公司的发展，图为温州市职介中心门口的求职者。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

　　破天荒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4月26日正式挂牌，为温州民间资本从地下转为地上提供了一个平台，民间借贷只要超过万元就可选择登记在案。

　　“小”大之间 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目前有28家，明年要达到100家，“小”公司却有着近800亿的大市场。图为温州首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时的情况。

　　(链接)

　　专家点评

　　温州民间金融发展模式的教训

　　我从80年代开始关注温州问题。“温州模式”就是大量的私营经济，专业市场，再加上小城镇，这三个大的特色组成。

　　八十年代为了支持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的金融是非常发达的。当地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有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

　　从80年代到90年代，实际上，温州的经济组织和金融发展的程度是逐渐降低的，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量越来越弱，温州民间金融的制度化安排近些年大大减弱了。譬如，1984年，浙江苍南县钱库镇的方培林就在自己家里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既吸收存款，也发放贷款，并从镇工商所取得了营业执照，将当地长期存在的民间借贷业务转化为公开的私人银行业务。此后，民间金融在苍南县和温州市基本上都放开了，各种民间的基金会、信用社等纷纷成立，公开经营，相当多的民间金融组织从地下走到地上，既有效地压低了利率，也增强了政府有关部门对民间金融的直接监管，当时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更多的民间金融又重新转入到了地下，利率逐年升高，风险不断增大。所以到了2000年之后，出现了各种更大规模的民间融资，因为需求大。我在2000年左右在温州做民间金融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人在金融制度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如开个银行或者做个金融组织，政府控制得比较严，所以只能发展民间经济。这就像水坝一样越拦越高，洪水就一下子冲垮了。

　　所以，从金融制度或金融体制的角度来讲，温州走过的道路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是一种金融制度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的状况，所以它就压抑了，一压抑一定就要出大事情。通过各种各样不正当的非正式的渠道来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量越来越大、形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利率就会越来越高。而当人们发现，能够通过做钱的生意赚更多钱，大家就没有积极性再做任何产业。产业也就趋于空心化。

　　温州“金改”数字

　　12条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12项重点任务，被称为“12条”。

　　25条 4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送审稿)》出台，共25条。浙江将以建设“金融强省”为目标，以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民间财富管理中心”为重点，以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地方金融改革创新。

　　30家 4月25日，浙江省宣布“十二五”期间将力推浙商银行、浙商证券、永安期货三家浙江企业上市。今后4年，拟每年新增30家左右上市公司，在“十二五”末，争取达到总共400家上市公司。

　　100家 4月25日，温州宣布2012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实现都市功能区和中心镇全覆盖。

　　108人 4月16日，温州市面向全国公开竞争性选聘金融人才108名，其中最高年薪达1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