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站：看守所

　　“挂起来”“弓起来”“撩起来”

　　看守所里面是精神恐怖，让你处在饥饿之中，让家里送钱再加价卖给你东西，然后就是强迫劳动，规定工作量和时间，然后就是打骂、虐待。

　　违法使用脚镣手铐，土话叫“撩住”，体罚叫“撩起来”，把脚镣手铐全部铐在一起。我知道“撩起来”是违法的，我工作二十多年办刑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刑罚。公安部对于警械使用有规定。

　　还有一种叫“挂起来”，把手铐铐起之后，挂在号房的门梁上。我见过两个人，被挂起来12个小时，我跟他们在一个号里面。

　　“弓起来”，就是对着墙壁躬着腰撅着屁股罚站。还有拉出来到审讯室坐“老虎凳”，是一种专门做的椅子，手脚全部铐住，一坐24个小时。“三稀”也是一种严管措施，每天只发三碗稀饭，不给发馍。

　　我经历过两次“撩起来”，一次时间短，撩起来半天，第二次撩起来3天3夜，去掉之后，还被戴脚镣手铐17天，实行17天“三稀”。

　　看守所里面要强迫劳动，串链子比较多，各种塑料的链子，有长的有短的，一般人每天做90条以上，个别年龄大的(工作量)稍微降低一点；还有扎拉花，剥大蒜，化肥袋子，一个人要剥一袋大蒜，少的时候两个人一袋子，没剥好的要处罚。

　　7月份之后，我就不肯干了，年龄大了，眼镜近视，有颈椎病，定的任务完不成。他们也不对我咋了，有人跟我谈过，叫我干活，我不干。

　　号里最多的时候，24个人，最少的时候12个，正常铺位只有12个，最多的时候，地上睡的都是人，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睡觉只能侧着睡。法律书一概不让我看，家人给我送的《论语》、《古文观止》，每次搜号都给我搜走，用脚往外踢。我的《古文观止》上现在还有脚印，我是读书人，对书被践踏很来气。

　　比起无人监管的“黑宾馆”，刘德山原以为看守所可能要自由点。尽管看守所曾爆出“躲猫猫”等丑闻，但毕竟有专门法律约束。刑讯逼供多发生在嫌犯移交看守所之前。

　　二十多年来，提审犯人、宣判、执行死刑，老法官刘德山对看守所并不陌生。不过，从法官成为嫌疑人，他在浚县看守所的15个月里，目睹了看守所内被押人员参加劳动、被体罚、超期羁押等以前完全不了解的种种问题。

　　听说法官也进来了，很多人都过来咨询。有些案子，在刘看来明显过分：一家三兄弟因为上访，被按敲诈勒索罪抓了，老大判7年，老二老三各判3年。刘曾和兄弟三个分别同监室关过，虽然同情，却爱莫能助：“自己的事情明明白白，都弄不了，怎么帮人家？”

　　刘德山在看守所关了整整15个月。其间，家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未得到批准。

　　辩护律师陆咏歌多次前往浚县看守所会见。“他在坚信法院会依法判案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法律的失望。”陆咏歌回忆，会见中，刘德山曾多次流泪，问律师：“为什么？”

　　“这是法律人的眼泪，是局内人的伤心。”陆咏歌说，“作为一名老律师，我也想问，‘为什么？’”

　　2010年10月，刘德山终于来到了他最熟悉的地方——刑事审判法庭。

　　第四站：法庭

　　法官要我配合

　　　一审开庭是2010年10月19日。开庭的时候，每一个问题，我都讲得他们无话可说，第一次开庭，还没开就发生了争执，我不愿意穿看守所的号服，他们不同意。后来开庭后，解下手铐，我就把看守所的号服脱掉了。

　　起诉书念完之后，问我是否属实，我说不属实，我说上面写我有供述，那是刑讯逼供了，限制我自由，打我，休息吃饭喝水解手刷牙拉屎拉尿的自由都限制了，法官就斥责我，不满意我说这么多，说你当院长不知道该咋弄。

　　当时我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两高三部”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的律师提了这个。律师问了我刑讯逼供的问题，问有何证据，我说有X光的片子和笔录上的签字。我2010年5月16日被送到浚县中医院去照X光，我记住了片子的号码：36657。我在县法院的坐车，号码是0366，所以我记住了。

　　我们要求调取这两项证据。后来，第二次开庭，调取了。但是片子没有调来，调了检查报告，宣读了我5月31日写的那行字。那天的询问笔录上面，我写了“对所受到的待遇保留权利”。

　　但检察院认为说明不了啥问题。事先他们都写好了证明，说这些人没有对我刑讯逼供，法院最后也没有认定刑讯逼供。我的律师就说，检查报告说“没有异常”，就证明检查了，无缘无故检查什么身体？为啥要检查？

　　第一次开庭中间，法官把我带到他办公室了，说刑讯逼供“都是这样”。我自己当法官开庭的时候，越是影响大的案子，我越是要中立，被告人说的如果有理，就让他说，不能斥责他，浚县的法官连中立都没做到，面子上都没做到。

　　法官叫我配合，说检察院相当慎重，检察院多次向上汇报了也来法院沟通了，相当慎重，隐含的意思就是：让我明智一点，和法院配合。我平常就很讨厌“配合”这个字眼，有罪的话你就判决嘛，所谓的“配合”就是要你咋弄你就咋弄，要你咬谁就咬谁。

　　第一次开庭，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夜晚9点。法庭上，前法院院长刘德山为自己作了详细的辩解，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份证据，他都发表了质证意见，并重点谈到了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历。

　　但第二次开庭后，判决结果迟迟未出。经过家属和律师的反复打听，久拖不决的症结在于：刘德山案正在经历漫长的“内部请示”程序，已经过鹤壁市中院、河南省高院，层层请示至最高法院。

　　刘德山也判断，肯定是“在请示”，他知道，按照内部规定，处级干部的审理和判决，就要报到省里，所以自己的案子至少报到河南省高院，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报到了最高法院请示，而且拖了那么久。

　　捱到2011年春天，最高法院关于刘德山一案的批复终于下来了。同年9月3日，刘德山获准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10月份，浚县法院一审判决他无罪，浚县检察院提起抗诉。12月份，鹤壁中级法院终审裁定，刘德山无罪。

　　第五站：悬赏鸣冤

　　如果再当法官， 我会更重视被告权利

　　　最后的判决仍然留了“尾巴”，认为我不构成犯罪，但是疏忽、滥用职权。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这个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办理的减刑案件，是完全符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规。应该给我下结论，办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符合法定减刑条件。法院的判决应该是这样的判决。

　　我回来之后，刑法、刑诉法、最高法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都认真学习了一遍，包括各省的关于减刑假释的文件，都逐条对比，发现各省市不一样，足以说明河南省高院的214号文没有法律效力。

　　而且，我办案，并没有违反214号文件，虽然规定“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但这个案子不是“一般”，而是“特殊”，所以我没有违反。

　　申诉的希望太渺茫了，我也知道难，我也知难而退，恢复正常生活就行了。但现在看来，构成重大影响了。一个是社会影响的问题，一个是据说还要给我党纪处分，一个是对我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直接的影响。无罪判决半年之后，我仍然没有正常生活。谁来承担责任？

　　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向上反映，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尾巴，一定要一个说法。如果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追求司法的公正，但是所看到的一些现实，对我的信仰打了严重的折扣。尤其是有的司法机关，根本不是在依法办案。

　　在刘德山看来，这仍是一份“有瑕疵的无罪终审判决”：判决书认为他不构成犯罪，但仍认为他“有所疏忽”且存在“滥用职权”，这个结果让他非常不满。他没有申诉。作为多年的老法官，他深知，经过层层请示过的案件，申诉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来自鹤壁市检察院人士的说法是：检方并不认为刘德山无罪，并认为最高法院对刘德山一案进行批复有违法之嫌，目前该院已报河南省检察院，请求对二审结果进行抗诉。

　　刘德山说，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做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他会更加重视，对办案中程序的审查，会更严格，对案件最终的判决，会更加慎重。因为，这次司法体验已告诉他，“很多法律规定被架空，而当事人、被告人，实在是太弱势了”。

　　　(本文楷体字部分根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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