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眼里的养老难题

　　记者—邵乐韵

　　年轻的时候，婚姻是围城，外面有人渴望进去，里面有人想逃出来。年老的时候，养老院是另一座围城，只不过城外的人若非无可奈何，大多不想进去；真到了不得不去的地步，没有后门还进不了。城外望城内，别有一番顾忌、无奈在心头。

　　“宁死不去养老院！”

　　江岩和妻子黎娟当了一辈子教师，退休后，老两口在上海市嘉定农村的老宅过起了“宅”生活。

　　“我们在城区也有房，但是住不惯，楼上楼下的太嘈杂，不如老宅独户居住安静自在，接接地气，空气也好。”江岩想了想，补了句，“只要附近不焚烧垃圾。”

　　江岩今年74岁，妻子75岁，老两口平日活动基本不出自家宅院：左边一幢两层小楼是睡觉休息的地方，右边的矮平房作厨房和饭堂，旁边挨着块小菜地，里面正种着莴苣和空心菜。隔墙临着村里的一条河，对岸架着一排排绿油油的葡萄藤，颇有田园味道。

　　夫妻俩的日常作息也简单：吃完早饭读书看报，或者看电视里的专家讲解保健养生之道。“年纪大了，尤其注重身体健康。”黎娟自己有高血压，肾也不好，丈夫则有心脏病，患过胆结石。细心的她专门拿了个本子做养生笔记，矛盾的是“有时候反而越看越担心”。

　　10点多，两人开始烧菜做饭，午饭后到楼上眯盹一会；午觉醒来，去菜园翻翻土、弄弄菜，权当是锻炼身体；晚上再看会电视，就早早休息了。

　　同村约有60户老人，江岩和黎娟却很少出去和人聊天串门。“我们俩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都喜欢读书，但周围的沟通圈子不太一样，没什么共同话题。”曾在上海大学担任文科院系教授的江岩拿出一叠摘抄本，上面分门别类地记着他的读书心得，字迹工整。前不久他琢磨通了一副大篆字体的古对联，兴奋不已。类似的喜悦，怕是难以跟同村其他老人分享。

　　如果没有突发事，这样相互照料的生活倒也平静，但去年10月，江岩的一场突发疾病让两人都受了不小的惊吓。

　　最初的病因是食物中毒，江岩的女儿和女婿白天开车从市区赶来，将老父就近送到嘉定区某二级甲等医院。医生开出补液治疗方案，本应按照见尿给钾的原则进行，就是说输液过程中，只有见到病患排尿，才能在液体内加入钾离子。结果由于操作疏忽，江岩直接被输入了含钾点滴。输液完毕，女儿女婿将父母送回老宅便回自己家了。到了半夜，江岩因无法排尿而痛苦不堪，此时再打电话叫女儿又来不及，黎娟只好请隔壁一家有车的邻居帮忙，把老伴紧急送往上海市中心的大医院。“再晚一些就要引发肾衰竭啦，那次差点命都没有了。”现在想想，江岩仍有些后怕。

　　如今，像江岩、黎娟这样的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纯老家庭越来越多，在紧急状况下，子女远水救不了近火，有没有考虑入住养老院以方便照应呢？

　　“我宁可死也不去养老院的！”脾气温和的黎娟一听到“养老院”三个字，语气马上激烈起来，“进了养老院哪还把你当人啊，连动物还不如！”

　　黎娟对养老院的负面印象源于4年前其母亲的经历。她年迈的双亲都是江岩和她在老宅亲自照顾送终的。江岩说，老丈人先走了一步，92岁的丈母娘到了后期有点老年痴呆症状，晚上不肯睡觉，他和妻子自己的身体也吃不消了，才把丈母娘送到了徐行镇上的一家民营敬老院，那里每月费用在1800元左右。

　　但是丈母娘只住了一周就被接了出来。“我们去探望老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一个护工要护理8个老人，怎么可能护理得过来？喂饭就像填鸭子，老人第一口还没有吃下去，第二口马上就塞了进去。一个房间三四个老人，等前两个的饭喂完，后面的就只能吃冷饭冷菜。”江岩看到，丈母娘自己在轮椅里坐不住，总是要往下倒，“护工不是好好地抱着人身体扶正，而是掰住老人细瘦的腿拼命往上推，动作很粗暴。老人神智糊涂也没能力反抗”。

　　看着心疼，江岩和黎娟找了一个家庭护理点，把老母亲送了过去。这种护理点是私人经营的，在家帮人看护两三个老人，但是黎娟仍然嫌那里照顾不周，“他们也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看护的人不是很懂护理”。最后，江岩和黎娟还是把老人接回家，咬牙服侍妥帖到最后。

　　黎娟以前对“养老院”没有体会，亲眼观察后对这个场所产生了恐惧。“家里有条件养老送终最好，真的到了不得不进养老院的那一步，那我也无可奈何了，只希望到时候‘走’得快一点。”

　　在江岩看来，养老院肯定是有市场需求的，关键是怎么养——除了要考量养老院的硬件设施、生活费用、护工素质和管理制度，精神生活也至关重要。“其实像我们这样的老年生活，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保证，还需要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精神追求啊！”他心目中理想的养老院，不光是有所养，还要有所乐，能针对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提供相匹配的服务，“让人住得起、愿意住”。

　　当养儿不能防老

　　赵老爷子的葬礼办妥后，他的子女们终于都松了一口气。老爷子瘫痪在床的3年，四个子女轮流照顾，几乎把自己也要搞垮了。

　　赵老爷子生前身体硬朗，经常出门到处跑动，直到有一天，在马路边上跌了一跤，摔断了腿，从此瘫在床上。

　　老爷子一直与长子同住，但毕竟老大也已经60多岁，本身身体不好，长子和其他三个姊妹商量，以他家照顾为主，平日里大家轮流去他家相帮一下。

　　几家人住得相隔较远，为了照顾老人，年过半百的子女们不得不分别从浦东和莘庄跑到长宁区，坚持轮班，帮老人擦洗、喂饭。老人出门要靠轮椅，先得由相对比较使得上劲的小儿子把轮椅搬下去，再把老人从三楼抱下来；回家也是由小儿子抱上楼。94岁的赵老爷子很瘦，80多斤的分量却也让小儿子越来越吃不消。

　　这样的照料生活一过就是3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赵老爷子的子女们倒是咬着牙地尽孝道，但也不免抱怨：我们自己也是大小毛病一堆，再这样下去，倒要走在老爷子前面了！尤其到了后期，老爷子有时候神志不清，会跟人胡搅蛮缠，身旁照顾的人忍不住要发脾气。

　　其间，几个子女也商量是不是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但赵老爷子坚决不肯：“我不要去，进去了就走得快了。”他没去过养老院，但直觉觉得进了养老院，像他这样的失能老人不可能得到子女这般细致耐心的照顾。

　　而事实上，即便赵老愿意进养老院，也未必住得进。子女们曾在各自附近的社区打听过，条件好一点的养老院都要等排队，况且人家基本不愿意收瘫痪在床的；有能力收的，费用贵。

　　抱怨归抱怨，最终几个子女还是没选择养老院。老人去世后，所有人都感觉卸下了一副重担，同时也为自己的将来有所担心：现在几个子女轮流照顾一个老人尚且觉得吃力，下一代多数是独生子女，一对年轻夫妻要同时赡养2—4个老人，还要打理自己的小家庭、拼事业，怎么忙得过来？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陆续进入老年期，社会正逐步迈入“独子养老”时代。

　　“独子养老”时代的另一个风险是，万一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老人该怎么办？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独生子女伤亡家庭承受精神打击的同时遭遇经济困难，他们的养老也是难题。“失独”之痛应得到国家人性化的关怀，比如出台“失独”家庭的国家补偿政策，建立专项扶助基金，为“失独”家庭专门建立精神家园活动场所，解决失独家庭老人在经济、精神层面的实际困难等。

　　赵老爷子的子女们后来聚会的时候开玩笑说：最好有钱了能买下一幢小楼房，我们一家子退休的老头老太都住在一起集体养老，打打牌聊聊天，互相照顾，小辈有空了就来看看，这样他们省心，我们也开心。

　　居家养老的盼与难

　　80岁的邵秀英阿婆和74岁的徐启生老伯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平时两家老人关系融洽，经常一块儿出门锻炼或者拉拉家常。对于养老，他们一致认为，居家养老是最佳方式，如何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既快乐又丰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邵阿婆不太喜欢养老院养老的模式。 “想去不敢去，我总觉得养老院环境比较封闭，不能让你随便出门走动。说难听点，进去了就像等死呀。” 她曾怀着好奇心，考察嘉定区的一家养老公寓。一圈逛下来，邵阿婆还是觉得家里好。去养老院或老年公寓住，每个月的退休金全交给别人，“可老年人看病还要用钱呢，全花光了可怎么行？”

　　邵阿婆还有很多顾虑：老年人一般脾气固执，相互之间沟通不好容易出现矛盾；再者，非亲非故的护工是否能善待老人，或者是否具备医学常识？

　　“我觉得在社区里办一个托老所是最理想的方式。”徐老伯说。徐老伯所在的曹杨五村是上世纪80年代造的公房，老住户的儿女一辈多数买新房搬了出去，剩下老人多，如果能有一个托老所，再办一个社区食堂，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邵秀英提出，老年人在家也可有所作为，比如邻里之间结对构成一个联络网，平时经常打电话或串门问候一下，有所照应，也比较容易觉察出问题。另外，独居老人家里最好安装预警系统，以防不测。

　　徐启生则总结，如果是养老院养老，层次最好要细分，不管是高端养老还是低端养老都能让老人各得其所，幸福快乐；如果是居家养老，那么基础设施要做好，社区服务也要到位，居委会要承担重任。

　　居委会虽知重任在身，有时候却也是有心无力。曹杨五村第七居委会主任刘建明介绍，他们所管辖的小区2298户人家中60岁及以上上海户籍老人1172名，其中有80名是独居老人，凭他们的退休工资请不起全日护理。街道有2个敬老院，也只有200来个床位。

　　“我们安排志愿者上门为老人服务，但是一方面志愿者只有约300人，人力不足，流动性大，另一方面志愿者服务每周两三次、每次白天一小时，晚上谁来照顾老人？”眼下居委会正有针对独居老人安装对接门铃的计划，一个门铃60元，若要安装八九十户，对居委会来说是笔不小开支。

　　负责民政工作的周莹说，居委会推荐过“安康通”呼叫援助系统——老人在家若遇到困难和危险，可以立刻按下随身佩戴的遥控器按钮或者呼叫主机上的求助按钮，及时获得帮助。安装这套系统需要700元，可是很多老人认为，平时若利用率不高，就等于闲置着，划不来。

　　负责党政工作的陆书记指出，在社区居家养老方面，居委会能起到组织作用，但无法一力承担责任，关键还是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建议政府组织或牵线成立居委老年志愿社工站，通过政府购买劳动力的方式请钟点工为老人上门服务，这样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帮助老人。

　　刘建明补充说，现在的居家养老政策是90岁以上老人，或90岁以下、月退休金低于1800元的老人，这些老人可以享受免费社区居家养老(照顾)服务。这个社区80岁以上老人有230人左右，多数难以享受到政策。“建议居家养老政策放宽衡量标准，综合考量，不要光以年纪或工资标准为界限，只要是有需要的人，就因该给予帮助。”

　　居委会工作人员戏称，现在我们都变成老年人的保姆了，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找居委会。正说着，一名老太在居委会办公室门口张望，看到周莹就说“我有事想和你说说”。这位老人有轻微的老年痴呆，女儿在美国，自己独居，每天总要来居委会四五次，以排遣寂寞。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凸显，我们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情形都无法想象。”步入中年的刘建明感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