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非非 发自云南巧家

　　这是一起震惊社会，却又令人疑窦丛生的恶性爆炸案。

　　2012年5月10日上午9时许，云南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征地补偿协议签字现场，伴随着一声轰天巨响，4条鲜活的生命被死神带走，另有16人不同程度受伤。

　　传言四起，伴随着发达的网络迅速传播。

　　现场一名背负小孩，等待签字的李姓妇女被指为爆炸元凶，消息随即见诸报端。这次“自杀式袭击”，被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版本，矛头直指当地强硬的征地拆迁。

　　但随后，新华社等国家权威媒体的报道让情势急速转变，也因此引来如潮的非议—租住在县城打零工，与征地拆迁毫无利益瓜葛的异乡人，26岁的男子赵登用被认定实施了此次爆炸。其极端行为，疑为“报复社会”。

　　赵登用被官方描述为一个恶人：从小爱打架，在村里没人缘；打工时有“犯罪记录”；平日性情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情绪。

　　而国内多家媒体记者的调查结果，则与上述评判截然相反：除了性格内向，这个男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为人谦和温顺，勤劳善良。

　　在爆炸案诸多疑点尚未厘清时，当地官方急于撇清案件与征地拆迁的关系、匆忙定性的做法，无疑给外界落下了“欲盖弥彰”的口实。一直被冷落的疑犯家属，拒绝接受如此“简单粗暴”的结论。

　　不断追问，暂无应答。地方政府与热心公众、疑犯家属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

　　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当地，人们在谈论起这桩骇人听闻的血案时，征地拆迁都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强势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长久积攒的官民矛盾，无法不让人产生联想。

　　惊魂爆炸

　　5月10日，云南巧家，酷热。

　　上午8时，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院内已经聚集了数十名村民。按照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地补偿安置指挥部此前下发的通知要求，这一天是该镇迤博村四、五、六3个小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首日。

　　按照程序，拆迁户凭评估报告在大厅一楼的办公点签字领号后，由工作人员领上二楼结算补偿款。事后，根据现场村民回忆和警方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发生爆炸的恰是该办公点。

　　9时多，伴随着“嘭”的一声惊天巨响和呛人的浓烈烟雾，大厅内玻璃碴和鲜血碎肉横飞，楼上楼下乱成一团，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但很快，门口的院门就被封锁，警方要对现场进行勘查，所有人被要求留下配合。

　　眼前的景象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到处都沾满了玻璃碴和鲜血。

　　一楼办公点里面靠门摆放的桌子变成了一堆碎木片，原本在那里登记的两名工作人员被炸得飞了出来，其中一人脸上插满了玻璃碴，喉管破裂，另一个趴在地上不停惨叫。

　　靠近爆炸核心区域的六组村民唐天荣和冉祎被当场炸死，横躺在地上。就在2011年11月，后者还在为反抗强拆倔强地抗争—这个柔弱的女人爬进了试图强挖她家园地果树的挖土机篓子里，被人强行拉开。

　　唐天荣的岳母，背着孩子的邓国英被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掀翻在地，不停挣扎，有人上前赶紧将她扶起来。原本，在办公点前排队等待签字的是邓国英，但因为背着孩子，她无法站立太久，便由女婿上前，岂料亲人转眼阴阳相隔。

　　而邓国英背着孩子在地上挣扎的情景，事后也被谣传为她就是爆炸凶手，试图往大门方向逃跑。

　　现场所有人都被带到县公安局，提取指甲里的成分，进行犯罪嫌疑人排查。

　　下午，六组村民古永贵被两名找上门来的警察带到县公安局，观看了一段录像。画面中，一名背着包的男子在服务大厅门口徘徊。但古表示自己并不认识这个陌生人。甚至邓国英、李维友等几名在爆炸核心区域受伤的村民，事后亦向记者表示，并不记得当日有赵登用这样一个陌生人出现在现场。

　　事后证实，此后媒体报道中使用的爆炸案犯罪嫌疑人赵登用的照片，就是上述录像的视频截图；爆炸现场那些残缺的人体肢体属于赵登用。

　　5月14日下午，包括时代周报在内的国内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由巧家县公安局组织的“5·10”爆炸案新闻发布会，并获准观看当日的监控录像，前提是“不准拍照、录像和录音”。

　　警方通过大屏幕演示的录像由3个片段组成：在第一段画面中，赵登用于8时59分18秒进入大院，他穿着与炎热的天气格格不入的外套，左边的衣领后翻，一路晃荡着向服务大厅走来。8时59分34秒，其转身即将离开镜头的一刻，露出了身后的背包。

　　第二段画面约4分钟，赵一度在院门方向和大厅门口之间的通道上徘徊。但多数时间内，他不在镜头里。

　　第三段画面中，9时04分09秒，赵走到办公点门口；9时04分23秒，身体完全进入门内；16秒后，爆炸发生，现场升腾起刺眼的火光和蘑菇云状的烟雾……

　　“爆炸是赵登用所为，这是毋庸置疑的！”新闻发布会上，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用“前途、职务和法律”向在场记者担保。

　　但最初的混乱状态以及信息的不透明，一度让有些媒体捕风捉影。现场一名背负小孩的李姓妇女被指为爆炸元凶，并因此演绎出各种版本的反抗暴力拆迁故事：丈夫拒绝签字，在指挥部门口烧摩托车被抓；丈夫在拘留所内被打死，妻子被要求去领骨灰……

　　很快，这名惊闻爆炸后火速从四川泸州赶回，名为李发才的打工妹在家乡医院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谣言。面对记者关于“疑凶”的追问，她感到冤枉和愤怒。事实上，李是当日在现场被炸伤的村民邓国英的女儿，死者唐天荣的妻子。

　　而那名因为不满拆迁火烧摩托车的迤博村一组村民杨玉祥，爆炸当日仍被关在拘留所。他的妻子，在丈夫被抓后被迫签字的吴朝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爆炸发生时她正在县城一家酒店的餐厅上班。

　　争议疑凶

　　赵登用，这个老家距离县城150多公里，租住在城里打零工，与征地拆迁毫无利益关系的异乡人，成了巧家警方认定实施“5·10”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而其作案可能是“报复社会”，与当地的征地拆迁无关。

　　“赵登用平日性情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情绪。”警方以此来佐证自己的调查结论。

　　上述消息通过新华社等国家权威媒体报道后，并未能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反而激起了公众更大的不满和质疑。当地官方急于撇清爆炸案与征地拆迁的关系、匆忙定性的做法，无疑给外界留下了无穷的遐想空间。

　　包括时代周报在内的国内多家媒体的记者，在走访了赵登用的房东、邻居、工友、家人等群体后，得到了与上述评判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一个热爱家庭和生活、勤劳善良、谦卑有礼、克己守法的老实人。

　　在人生短暂的26年光阴中，赵登用活得甚至有些窝囊。他幼年家贫，立志通过读书跳出山沟。但与命运的抗争最终还是让他铩羽而归，两次高考均未能考上本科，这个失败者因此被一些人瞧不起。

　　在昆明闯荡期间，赵登用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曲靖女孩曾建花，他们回到巧家，结婚生子。两年前，这个贫瘠的小家庭在县城租下一间斗室，开始为了生存和未来苦苦奋斗。

　　赵登用没有固定的职业，多数时候，他会和一众苦力一起聚集在县城红卫大街，等待雇主的召唤。搬家、扛东西、拆房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干；偶尔，他也会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拉客。妻子则留在租屋内照看1岁多的儿子。

　　微薄的打工收入和各种开销让这个家庭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家中的一本农业银行存折上，每次存入不过数百元，支取则动辄以千计。截至赵登用出事前，上面还剩1437.21元；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家庭各项支出。妻子曾建花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丈夫对她和孩子从不吝啬。

　　这本笔记还展示了赵登用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温柔一面，上面画着一些孕妇锻炼身体和母乳喂养孩子的图，栩栩如生。作为一名摩的司机，他在笔记本上记满了好几页的交通法规。

　　贫穷让赵家不时拖欠房租。但赵登用的谦卑有礼给房东彭子祥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对于欠款，他并未频繁追讨。在彭的印象中，这对小夫妻生活很有规律，在贫穷中自得其乐，他时常会听到他们在屋子里用手机播放音乐。

　　4月下旬，赵登用携妻儿回了一趟包谷垴乡老家，直到忙完麦收、种下苞谷才独自返回。再次见面，彭子祥和一众工友并未觉得赵登用有什么变化和异样，“还是像以前一样，笑眯眯的，见面打招呼，挺有礼貌。”他依旧每天去红卫大街找工，5月8日和9日，分别在电力公司工地扛钢管，帮县交警队搬运摩托车。

　　工友赵登红最后一次见到赵登用是在5月10日早上近7时，他穿着短袖衬衫，开着摩托车从红卫大街下面上来，在平常等活的街口停下。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与赵登红吹了一会儿牛皮，还问对方头天与人打牌手气如何。

　　7时40分左右，赵登红吃完早餐出来，看见一名开着县城常见的红色三轮摩托车的妇女在招呼赵登用，两人一前一后，驾车往红卫大街上方的过境路驶去。“那个女人三十来岁，我没见过，但绝对不是他(赵登用)老婆。”赵登红肯定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一个多小时后，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惊天爆炸，赵登用四分五裂。

　　悬疑待解

　　爆炸当晚和次日中午，共有三批警察赶到赵登用的租屋，翻找物件，拍照取证，临走时还把门口的半桶垃圾倒走了。

　　彭子祥被要求提供租户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直到警方公布赵登用作为爆炸案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他依然不敢相信那个老实的年轻人会是爆炸凶手。

　　赵登用的一众家属对于亲人成了爆炸疑凶表示“想都不敢想”。针对警方的调查结论，二哥赵登贤逐条反驳：

　　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说他报复社会，为什么不去炸政府机关，却要去炸跟自己无冤无仇的平民百姓？

　　炸药是违禁品，属国家管制范围，一般人根本弄不到，他的炸药是从哪里来的？

　　爆破技术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他一个老实的农民工，怎么会懂得如此高深的技术？

　　这位兄长不厌其烦地向来访的记者重复自己的疑问，以至于嘴唇开裂，声音嘶哑。

　　赵家人要求巧家警方拿出确切的证据，以证明赵登用就是爆炸案的始作俑者；同时提出观看爆炸现场监控录像。但这两个要求无一例外地都被警方拒绝。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枯坐在宾馆里，心力交瘁，神情木然。赵家母亲则几乎每天都要带着孙子到县公安局，冀望有人能替她的儿子做主。但没人能帮她。

　　对家属的相关调查做完之后，赵家人被警方要求领走赵登用的尸体进行火化。但他们拒绝签字。在他们看来，签字就意味着“认罪”，自己将从此背负“凶手家人”的道德枷锁，在别人的鄙夷和唾骂中苟且偷生。

　　至少在警方拿出确凿的证据之前，赵家人坚持这是一起冤案，赵登用是当了别人的替罪羊，在替人背黑锅。

　　“你说我兄弟是不是被人陷害的呢？比如说，是有人让他背着包去送东西，或者是让他帮忙背着包在那里等人，然后炸药就爆了？”赵登贤试探着问时代周报记者，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在5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通报说，赵登用在5月10日的爆炸中使用了硝铵炸药，通过自主管理、自主控制的装置引爆了炸药，炸点就在赵本人的身上。这些是由爆破专家通过对现场遗留的大量痕迹和爆炸残留物进行勘察后得出的结论。

　　5月10日早上7时40分左右，那个叫走赵登用的女人究竟是谁？她找对方干什么？

　　新浪微博用户“边疆地雷V”、新浪官方认证身份为云南“春城晚报记者”的夏体雷，于5月14日21时46分发表微博称：“案前是否与他人接触正在调查。在巧家爆炸案中，赵登用工友赵登红说，5月10日早7点左右，一年龄30多岁、骑三轮车妇女叫他去干活，离去1个半小时后，9时许就发生了爆炸。警方解释说，这是个很复杂案件，各种疑点难点也很多很复杂。由于嫌疑人已死亡，各种证据取证非常困难。目前公安机关正寻找这个女人。”

　　另外，赵登用的炸药是从哪里来的？具体数量多少？

　　赵登用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报复社会，为什么要选择无辜的拆迁户？

　　对于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杨朝邦未予回答，称由于案件特殊，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很多疑点尚需要进一步调查。

　　发布会上，警方提供了赵登用“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情绪”的书面证据，一份从其QQ空间上截图打印出来的日志，发布时间为2010年1月23日的，题目是“人是不一样的”；一篇赵写于高中期间的日记；以及赵妻曾建花不知于何时写的一篇抱怨自己与丈夫“合不来”，“后悔”在一起的日记。

　　在日志中，赵写道：“……老子一直都被那些流氓欺负，从9岁到现在，老子和那些杂种打了几百次架……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能打过你的后果会怎样吗……”“……我不知道在我实在混不下去的时侯会有多少人死于我的手下……”

　　而那篇日记，时代周报记者读后发现，不过是赵对自己思想的反省。

　　对于警方以赵登用的QQ空间日志来作为其“报复社会”的佐证，赵家人感到气愤和不可理喻：既然要报复，那干嘛不去炸欺负他的那些流氓？何况，两年前的东西，能作为现在的案子的证据吗？

　　曾建花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她与赵登用生活在一起的短暂的日子里，只有一次，他们一起去上过网。自从自己与丈夫来到巧家后，从未听说他有外出上网的习惯。

　　至于那篇自责的日记，她承认是自己2011年上半年在包谷垴老家期间写的。彼时，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还要养十几只鸡，时常感到寂寞和烦闷，于是便写下了那篇东西。“那是我随便写的，不是闹矛盾。”她强调说，“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非常好。”

　　即便看到赵登用那面目全非的尸体在殡仪馆已经腐烂，赵家人仍然拒绝签字离去，他们誓要讨一个说法。

　　“谁走都可以，我坚决不走！”曾建花，这位18岁的年轻妻子，红着眼圈，倔强地把头扭向了一边。

　　难绕的话题

　　无论“5·10”爆炸案最终调查结果如何，目前，至少在巧家当地，人们在谈论此案时，征地拆迁都是绕不开的话题。这座西南深山中的贫困小城在城市化进程中日积月累的官民矛盾，无法不让人产生联想；民众长久被压制的声音，因为一件惊天大案，突然找到了宣泄的空间。

　　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年间，巧家已进行过多次征地拆迁，因为补偿过低和强行征拆，政府与村民之间积怨甚深。

　　2012年4月17日，巧家县老店镇老店村村民丁发朝与强拆其房屋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遭到殴打，并被强行拖至镇政府办公室。次日凌晨，丁回家后死亡。事后当地官方通报称，丁发朝的房屋属违章建筑。

　　迤博村村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恰是负责新一轮征地的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地补偿安置指挥部所在地，在此发生爆炸案，无法不让人产生联想。

　　受访村民介绍，此次征地涉及白鹤滩镇迤博村8个小组共1800余亩土地，在花桥社区服务大厅和镇政府大会议室分批分期进行签字。因征地带有强迫性质，几乎是贱卖，部分村民拒绝签字。在高压政策下，一些村民遭遇牢狱之灾。

　　2012年5月4日，迤博村一组村民吴朝兴背着丈夫杨玉祥去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签字，后者提着锤子赶到现场，要狠揍这个软弱的婆娘。杨一怒之下，在大厅门口点燃自己的摩托车，最终被公安抓起来，投进看守所关了10天。丈夫被关后，吴朝兴在协议上签字。

　　2011年9月23日，六组村民郑永江开着车火急火燎地冲到自家园地，施工人员准备强行开挖他的果树。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征地行动，现场公安、武警保驾护航。但郑并未与对方签订征地合同。

　　面对强势对手，这个势单力薄的男人被逼急了，从车上拿出一小瓶汽油，浇在身上，以自焚相威胁。“我是吓唬他们的，我身上没带火，我自己还想活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笑着说。但对方显然未被唬住，在现场一国土局领导强烈要求下，他被公安带走。为杀一儆百，他被“严办”，关了6个多月。当日，还有多名阻挠征地村民被抓，遭到拘押。

　　4月下旬，这个倔强的农民再次站到自家那片已经变成了工地的农田上，阻止施工。他还找了律师，誓与地方政府抗争到底。

　　包括郑永江在内的几名“带头闹事”者，对当地政府动辄使用公检法机关开道，强势进行征地，尤其是低价征用基本农田高价转卖给房地产商的做法愤怒不已。而他们，也因此成为官方盯防对象。“5·10”爆炸案发生后，一向喜欢“出头”的村民杨关贵就被警方找到协助调查。因为态度不够恭顺，他被当场铐走。

　　大多数村民慑于政府威严无奈签字，在领到一份低廉拆迁补偿款后被扫地出门。“有亲靠亲，无亲自理。”2012年4月，无处可去的六组村民田维忠、陈庭秀夫妇，花钱请人在自家已经被征走的田地上搭起一座灰砖房给小儿子住，老两口自己只能在屋外支一张床栖身，下雨的时候就在蚊帐上铺一块塑料布遮挡。

　　未来，他们不敢去想。“我们赚的钱少，还要生活，修不起房子。”陈庭秀坐在床沿上，长叹一声：“过一天算一天吧！”

　　当地政府划出的所谓的拆迁安置点不过是一大片空地，无遮无拦。70多岁的赵发谦、李登珍夫妇将从原先老屋上拆下来的材料搬运至此，搭起一座古代囚笼样的木质小屋，铺上一张草席，这里就是新家了！

　　安置点无水无电，饮用水只能从旁边的一个露天水池获取；到了夜晚，黑暗来袭，蚊虫肆虐。空地上堆放了大量木材，这里因此被禁止生火，煮饭只能在附近的山脚下进行。

　　截至“5·10”爆炸案发生，两位老人已经在这样的囚笼里生活了20多天。他们那颤颤巍巍的身体究竟还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支撑多久？没人知道。

　　时代周报记者向巧家县委宣传部部长陆卫华提出了采访当地征地拆迁工作的请求，对方称领导很忙，没时间接受采访。

　　针对村民反映的当地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强行推进、补偿安置费过低等问题，巧家县副县长文启聪回应时代周报记者称，巧家征地拆迁完全是依法进行，有相关文件和批文，实行自愿原则，群众对此很满意。

　　与云南省国土厅批复的标准相比，巧家本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园地8.5万元/亩，耕地6.5万元/亩)远高于前者。但少数人因自身违法建设未得到满意补偿，便阻挠征地拆迁工作，不断上访告状。对于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安置户尤其是弱势群体，政府都支付了安置费，以帮其在新房建成之前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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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巧家爆炸案六大疑问

　　巧家“5·10”爆炸案发生后，媒体提出以下疑问：

　　1.爆炸录像：警方邀请三家媒体的记者共同观看了部分现场爆炸录像，为何只对部分媒体公布现场录像？我们清楚警方破案中，现场视频资料可以作为破案的重要依据，不过该视频并非现场的完整视频。

　　2.案件定性：如何定性此次爆炸为悬空式爆炸？为何在2天时间就匆匆证明此次爆炸与征地拆迁无关？

　　3.定性速度：从事发到结论公布仅仅2天不到，在爆炸物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是如何迅速收集到足够证据作出结论？

　　4.关键证物：此案件的核心证物是爆炸装置，为何到目前还未交代该装置是定时炸弹还是土制炸弹，爆炸物来源是什么？

　　5.爆炸地点：现在是否能够肯定爆炸原始地点在哪里，是在便民中心门口还是里面？因摄像头记录了爆炸一刻赵登用背包进入便民大厅大门的身影，之后没有看到录像，就将爆炸点界定在门口，难道爆炸点在室内就不会造成摄像头损坏吗？

　　6.嫌犯动机：赵登用已经死去，官方通报此人痛恨社会、悲观厌世，疑报复社会。但他与在场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爆炸动机究竟是什么？

　　来源：云南《生活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