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7日，北京，经济适用房 弘善家园小区。小区道路两旁停满了私家车，其中不少豪车。图／CFP

　　平民建筑匮乏症

　　“建筑的灵魂是平民，最应该满足百姓的需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季元振对中国建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缺乏平民建筑的思想。”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清华大学西门有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了好几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建筑工人躺在工地的围墙下睡觉。工地给这些人安排了宿舍，但是彩布包裹的工棚密不透风，就像一个蒸笼。

　　季元振进出学校时常常看到这一幕，每每感到沮丧但又无能为力。他总会想起老师梁思成的话，“建筑是为平民的。”

　　“落伍”的拙匠

　　季元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职务退休之后就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设计院的办公楼门口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拙匠之门”。

　　“拙匠”是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的自谦。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梁先生会给每一位新生讲第一堂课：“你们不要觉得建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工匠而已。”1961年秋天，梁先生在讲这句话时，讲台下就坐着季元振。而梁思成的《拙匠随笔》就是季元振进入建筑系以后的启蒙读物。

　　当时建筑系的学生们爱唱一支歌，歌名是《建筑工人之歌》：前面总是无尽的原野，身后总是崭新的厂房。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那时候，学生们对建筑的理解非常统一：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

　　“那个时候大家的需求是集体，设计是集体的，成果也是集体的。我们的愿望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季元振那一代人的建筑观念，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依然保持着集体设计的传统。设计师董岩在季元振带的设计四组工作，工作了三年多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四组的同事合作完成，项目虽然成功，但是功劳是记在设计院的。

　　一开始，董岩很羡慕去其他设计公司的同学，有的人已经开始独立给甲方做设计。但是后来董岩发现，他们大多数都在做商业项目设计，根本没下过工地，也没参与过建设，只是画了一张外形设计图交给甲方就算完工。他们越来越不重视设计的细节，做的设计也越来越抽象，很多人甚至都不去考虑自己做的设计能不能成为现实。

　　“各种媒体惊呼中国建筑已走向世界，似乎已经找到中国建筑的创作方向。果真如此吗？”季元振用手描了一个问号。“标新立异成了时髦，建筑成了工具，还有一批人唱赞歌。”

　　“我们这些追求建筑功能的人现在都是被淘汰了的，”在季元振看来，今天太多的建筑实现了少数人逐利的需求，但从来无法满足平民的根本居住需求，“主张标新立异的人，不光是业主，也有不少是建筑师和城市管理者。通过标新立异引起社会的关注，成了某些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建筑在这些人看来就是工具。”

　　“聋哑人”

　　在建筑界四十多年，季元振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他越来越感觉到建筑和“平民”的本质渐行渐远，甚至完全缺失了。“建筑既不为贫民，也不向贫民开放，百姓已经完全失去了发声的权利，成了聋哑人。”

　　2009年时，某地筹办一场运动会闭幕式工程耗资十几个亿。季元振的一位朋友参与工程，他和所有涉及工程的人员都向当地政府签订了保密协议，工程情况一律不得向媒体曝光，违反者罚款。季元振不解：“这么大的工程，少数人怎么有权封锁建设的消息呢？”

　　二十多年前，季元振在英国，见到完全不同的城市公共建设程序。

　　当时，伦敦要拆掉一家废弃的电厂，准备将它改成游乐场。“这事儿在中国人看来太简单了，把土地拍卖，由开发商开发不就完了吗？”可是在伦敦人心中，这座建于1929年的电厂是他们心中的记忆，他们反对开发商的改建计划，政府也因此不能予以通过。

　　“在西方国家，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城市中的任何建设活动都要受到民众的监督，”任何重大的有关城市的建筑，从立项到方案都要得到市民的同意，“因为城市是属于民众的”。

　　在中国，季元振遇到的境况却完全相反：一次给地方政府项目做评审，他和发改委的人一同审核，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建筑预算过高了，准备让当地政府削减预算。结果到了现场，发现大楼都已经盖好了。

　　“中国的建筑程序就是封锁。中国城市建设的规划程序里缺少了监督，在中国人看来，对媒体、对百姓封锁消息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应该如何监督，季元振举了一个例子：贝聿铭设计卢浮宫改扩建项目时，把方案和项目预算细节发表在法国的报刊上，经过一轮轮公开大讨论，贝聿铭一一回应质疑。足足讨论了三年，政府才通过决议。

　　“那些本该是公共建筑的项目，中国的百姓却没有一点参与意见的权利，甚至没有人想到公民也有决策的权利，”季元振感叹，“建筑是时代的镜子。看一个时代的建筑为谁而起，就知道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

　　谁为穷人盖房

　　季元振的设计院经常会接到达官贵人找他们设计豪宅，每户面积都有三五百平，有的甚至上千平。而接待用的贵宾楼，一套客房的卫生间就要五十平米。

　　“市场最容易满足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的需要，却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建筑的灵魂是平民，最应该满足百姓的需要。”季元振对中国建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缺乏平民建筑的思想。”

　　调到清华大学任教前，季元振在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工作过。因为多年和工地打交道，季元振十分关心农民工。在他看来，农民工是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已经是城市运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他们的收入怎么能解决居住问题？他们用血汗在支撑着城市，但谁来为这些穷人盖房子呢？”

　　季元振曾被请去给北京东四一带的房子做改造。结果他见到的却是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户人，每间小平房里都挤着几口人，实在没地方住，有人甚至想把院子后面一条两米多宽的马路，盖上顶当作厨房和卫生间。

　　2006年，国务院出台“国六条”，希望七成以上住房户型控制在九十平米以下。然而这些条款却遭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强烈抵制。

　　“那时候，在学术界甚至大肆宣传九十平米的户型太小。”季元振一针见血，“这样的条款妨碍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赚钱，他们自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

　　最终“国六条”便不了了之。

　　“中国也有过好的例子。”季元振想了很久才说。“我说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南京的南湖居住区。”南京是季元振熟悉的城市，他在那里工作了27年。在季元振的记忆中，南京曾经是个充满人情味的城市。

　　1980年代初，南京市政府花巨资建设了南湖居住区，共建了60万平方米的住房，解决了一万户平民家庭的居住问题。搬进这个居住区的人都是普通的居民，他们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文革”后返城，一度没有房子住，就在马路边搭上了棚户。

　　“现在把钱都用到政绩工程上去了，国家的面子比穷人的生存重要得多。”季元振说。

　　保障房之变

　　季元振总在说，穷人解决住房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资助的保障性住房。

　　可现实却令他心寒。

　　有一次一位开发商打电话告诉季元振，自己的项目被划拨到保障房项目，拿到一大笔补贴。季元振诧异的是，那个开发商的项目原是按照商品房的标准建的，有很多大户型。他问：“这么大的户型穷人哪里买得起？”开发商却说，“又不是卖给穷人，只是领导为了完成指标罢了”。在季元振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伙耍的花招，它的背景是，住建部要求每个地方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保障房建设面积。

　　“更严重的问题是保障性住房是不是真的为平民而建，”季元振翻出报纸，上面登着深圳新建的保障房小区一千套住房却只卖出八十套。“120平米的房子，穷人哪里买得起？”

　　穷人买不起，开发商自然要想办法把房子卖出去，于是就放宽购买标准。

　　季元振认识的一些朋友在北京天通苑买了房子，而且都是大户型。天通苑是北京开发的大型经济适用房社区，几年前媒体曾爆出，这个小区的停车场上，停了大量的豪车。

　　“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房子住，而且天通苑的居住环境也并不适合他们，”季院振说，因为那时候天通苑的房子卖得很便宜，有闲钱的人就请单位开了低收入证明，很容易便拿到了指标。

　　开发商打着保障房的旗号盖大户型，地方政府又不严格监管购买条件，买这些保障房的人中不少是家里有钱有房的富人，富人再把房子租给北京的打工者。“保障房又变成了富人们赚钱的工具”。

　　季元振做过一项调研：香港公房的建设始于1954年，最初十年建设标准只有每人3.25平方米，但是这个标准是随着住房情况逐年增长的。而在新加坡1959年自治时，平均每户不到一间房，1960年成立住房发展局开始向有资格的居民出售或出租公共住房。西方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大约占到总的居民用房的50%以上，而欧洲部分发达国家要达到60%。

　　“给穷人盖房子还是得靠‘计划’，”季元振认为给穷人盖房子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应该得到政府政策上和资金上的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建筑是人类盖的房子，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住的问题。”这是梁思成先生1953年在《建筑是什么》一文的开篇，季元振一直用这句话警醒自己，他没有忘记平民设计、为百姓盖房就是“拙匠”心中建筑的灵魂。

　　可是，其他人还记得吗？

　　季元振新书也叫《建筑是什么》，封面上干干净净，最醒目的设计就是一个长长的红色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