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门还在……
80后的摄影记者李飞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重建”了北京的9座城门。可是,与被推倒的城门一起消失的生活方式,谁也没法重建。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么锁?金刚大铁锁!城门城门开不开?……”
这是一首关于北京城门的童谣。被北岛写在自己的作品《城门开》的开篇。北岛用文字重建了一座北京城。80后的北京土著李飞用另一种方式“打开”了城门,老北京的声音、气味一股脑儿扑上来。
城门变
和大部分30岁以下的北京人一样,除了现在还存在的前门、德胜门以及后来重建的永定门,李飞没见过其他的城门,对城门的印象存在于“听说”和“照片”里。
现在,他是北京《新京报》的摄影记者,这份工作可以让他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走。呆在这个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城市里,有时候,他会想起小时候的北京。
有一天,站在二环路人行桥上,看着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李飞突然想:“如果城门还存在着,是什么样?”
3月,他扛起相机,用照片实现了这个想象。
“利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用遮挡镜头的方式分别曝光图片的上下两部分,以城市的天际线为界,画面上方,是如海市蜃楼般的古老城门;画面下方,则是奔涌不息、略显拥挤的二环路。”就这样,他“拍”出了一个有城门的现代北京。
照片出来了,李飞的老爸很感慨,满脸兴奋,一直端详照片,“哎呀,就是这个样,很真实。”李妈也凑过来,“是这样的。现在都变了。”
李爸见过大部分的城门,他1961年进京,那时候的多数城门还残存着。“杂草丛生,也没怎么维修,不怎么受待见,但是还在。”
李爸那个年代,护城河的水还清,能游泳,河里拾个螺丝钓个小鱼儿能当一顿下酒菜。钓鱼时,抬起头就能看到城门,矗在那儿,高高大大。
李飞在北二环附近长大,坐公交车上学时要经过一段鼓楼大街。车子行驶在北二环,常听到报站名,“下一站鼓楼豁口……”
牙口还没长好,李飞不明白,“什么是豁口?”父亲告诉他:“过去二环路上面是高高的城墙,墙两边的人们想见面,怎么办?就把城墙豁了个口子,好似人掉了颗门牙就叫豁牙子,城墙开了口子就叫豁口。后来城墙拆了,只留下了豁口这个地名。”
稍大一点到了换牙的年龄,门牙掉了,李飞跑到父亲面前,指着门牙处的口子,说:“看,鼓楼豁口。”
慢慢的,李飞知道,“城门上能并排跑六辆大卡车。车门下边,斗蛐蛐的,遛鸟的,全是玩的。城门分城楼和箭楼,两个楼中间都有个关帝庙,用来拜关公。中间的平地很大,叫瓮城,就像集市。有的还是黑集市,晚上热闹,白天全撤了。”
中学那会,他常去前门转悠。前门(也称正阳门)是保存最完整的城门了,城楼和箭楼都在。不过,前门外的大街变了。
小时候,妈妈不让李飞去前门,那时候北京流传“北富南贫”,前门在南城,妈妈觉得那儿“太乱”。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喜欢的就是乱得无拘无束,那会儿的前门是李飞的天堂。
这会儿,他很少去了。重修后的前门,干净了,秩序了,更像一个文明的现代大街道。“两旁的建筑也变样了,不伦不类,像是现代的大古董,大玻璃窗,盖上大中式屋顶。”
再后来,永定门重建了。“位置不对,而且有点假,像个大玩具一样立在那儿。”
“要是北京当初按照梁思成的思路建设就好了。城门保留,城墙豁口豁大点,马路宽点,能跑车,方便交通。在北京的西面再建个现代城。”他说。
不过,李飞也知道,这也只是说说了。只是,当了记者后,听到的故事越多,他就越觉得可惜。“我记得有个老专家和我说,50年代一次组织一个地儿的劳模来看故宫,一个记者采访他们,这帮农民就说,没什么好看,老建筑,没什么新建筑,在故宫里走路比行军还累。”
而城门和那些老建筑,在那个时代似乎就是现代化的敌人,“一个老专家和我说,那会儿,北京的交通部和规划局文物保护单位什么的总干架,交通部说,这个城门妨碍交通了,这段城墙直接豁没了算了。别的单位就出来反对。一开会就干架。”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肆拆除北京老城门城墙行动浩浩荡荡地延续了十多年。1960年代末,崇文门、东直门、安定门陆续被拆除。1970年代,有“煤门”之称的阜成门被拆除,城楼及附近城墙皆被拆除,将护城河填平为路。至此,北京的城门基本拆完。只剩下一对半:前门的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的箭楼。
李飞给自己的照片起名“城门变”,他把对城门最早的印象拿来作比喻,“古老的城墙就好似一口牙齿,那些年,以保障交通为由,拔牙式地拆除了大部分城门和城墙;若干年后,又在牙床上用钢筋水泥和沥青,浇筑了一口名叫‘二环路’的现代牙齿,而二环路上的立交桥,则继续刻着当年那些牙齿的名字。”
一个月前,李飞专门跑到南京去看了趟南京古城墙,拍了一堆照片回来,满肚子羡慕,“还要去趟西安。西安和北京就很像,西安做古都的朝代最多,北京时间最长。不过西安把古城墙城门保留下来了,就在城门上凿大的洞,通汽车,不影响交通。”
混搭之城
三个月前,北京传来消息,要重建几座城楼。
李飞并不赞成重建。“重建只是一座座,拆的时候是成片的拆的,即使重建了,孤零零立在那儿也不协调了。”
他自己倒是准备重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城”。“想着做个沙盘,把老北京的城门都弄回来。”
李飞大学学的是理工科,和建筑、艺术之类毫不沾边。不过,初中时候做过一个塑料手工作品得了学校一等奖,这让他觉得重塑城门不是不可能。
“木头的做不了。实在不行,就先用塑料泡沫做。城门啊,城墙啊,全弄上。”
他拿起笔开始画二环。“看哈,二环是个‘凸’字。城门围着二环走的。内九、外七、皇城四。二环内城有九个门,安定门、德胜门、复兴门、东直门、西直门……外城有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前门……皇城就是紫禁城,有四个门,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
李飞记这些城门名字,滚瓜烂熟。因为对北京的地理感兴趣,他还记过北京的公交站点。至今,北京前300路之内的公交车(不包括跑郊区的车),起发站点他基本都能记住。
他还喜欢收藏地图,远到明清时候的北京地图他都有。瞅着地图,看老北京的样子,看北京城门的位置,他觉得特有意思。
城门没了,哪些建筑还能代表北京的老味道?李飞试着拍了很多建筑。
1959年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建造了北京站、华侨饭店、工人体育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2008年,李飞把它们重新拍了一遍。五十年过去了,献礼的十大建筑基本没变,“就是旧了,周围的车子变了。这很正常。这批建筑都是苏联风格的。”
这些苏联风格的建筑躺在李飞的相机里,方方正正,没什么特色。不过,苏联建筑的特点不在外形,而是实用。而且当年的建筑用料也实在。“譬如,人民大会堂外观不好看,不过,很实用。”李飞觉得,“或者,再过几十年,这些建筑也能成古董吧。”
他也拍了一组新北京F4,指的就是北京几个新奇抓眼球的新建筑:央视新址、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一个裤衩,一个鸟蛋,一个鸟窝儿,一个彩色盒子。这些北京的新地标共同的特点是:惹眼球。
“外国设计师来做的,想法很浪漫。”对F4,李飞并不讨厌,“国家大剧院看上去伏在水上,单独看还是很美。不过……”他吱唔了一下,说,“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有点不伦不类了。你看,天安门那块,有故宫老建筑,有大会堂苏联建筑,有大剧院超现代建筑,风格混搭。”F4里,李飞唯独对央视新址有疑问,“很邪,有一股妖气。就像一个人光着膀子在路上走,抓人眼球。”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成古董?”
“可能吧。看能存活多久了。”
可是,北京现有的那些“古董建筑”,每年都在减少。李飞也常跑到东、西交民巷那儿转悠,那儿多了一些西洋建筑。“今年看到的挺好的一座西洋楼,明年就不见了。譬如,以前在珠市口那儿有个西洋楼,是中国饭店的旧址,很好看。2010年道路改造,我再去,就没了。”
西洋建筑被拆和被改造的不少。后来,新修的西式建筑中的多数被一个个盖了帽。“现在的北京西站、城乡贸易中心等地,就是在西洋建筑身上盖上中式屋顶。”
“北京就这样吧,从建筑来看,现在成了东西合璧,古今包容,混搭城市。”
“北京盆景”
拍完城门,李飞还想拍组关于四合院的照片。在他看来,城门和四合院是北京最传统最有味道的建筑。
他早就给即将拍的这组照片起好了名,“北京盆景”。
“现在胡同拆得差不多了,四合院越来越少,玻璃大楼越来越多,高高耸耸地把四合院夹在里面,就像个盆景似的。四合院像个玩具一样,被围困在中间。”四合院和大楼,也正是李飞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飞的家最早在国祥胡同10号。他回忆,那是个“有很多昆虫的地儿。土鳖很多。有时候睡着睡着就摸着小昆虫了”。孩子喜欢这些,胡同曾经是李飞的天堂。“那时候没那么多玩具,我们就在胡同里玩丢沙包、跳房子之类的。在地上刨个坑弹琉璃球,扔铁环。”
胡同里种着大槐树,每年都修剪一次树枝。每到修剪的季节,就是男孩子们“华山论剑”开武林大会的时间。剪下来的树枝稍作整理就可以当宝剑,打着玩。到了夏天,树上垂下拉着丝的虫子——北京人称之为“吊死鬼”。男孩就收集这些虫子吓唬女生,“往女生头发上放。吓唬她们。高兴得不行。”
李飞是幸运的,从胡同里搬出来,住进了一处部队大院。这里原来是京师大学堂的农学院,据说没用过,大学堂就倒闭了,后来被张作霖弄成了陆军演武厅。大学堂的建筑是罗马式的,至今还保留着,一共两层,每层3米多高,全是木质结构,踩进去木板咯吱咯吱。后来成了小院的门诊部。再后来,又被部队收回去做礼堂了。
楼里的生活,李飞除了在院子里转悠,周末他会骑车从家往北半小时,就到一片农田。收获的季节,他会三五结伴去偷花生,偷麦子。被人发现,扶起车子就跑,一个土坑绊倒,摔得个“人仰马翻天”。
现在,他开车半小时往北,是楼。再开车半小时后往北,还是楼。终于见到郊区,在高速上下不来,也少见农田,想狠狠地摔个“人仰马翻天”都没地儿了。
那些生活的趣味随着老建筑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还有那几尊“盆景”。
当然,还有新的趣味。
只是,那个疑问一直都在,那些老建筑就真的不能容于一个现代的北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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