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医院逼我闹

　　所有大闹医院的患者家属，都自认是“被逼无奈”，穆清松同样。妻子产后失血死亡后，穆清松参加了调解，也走上了法律途径，但在他看来，如果不到医院闹一闹，自己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记者—贺莉丹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穆清松的岳母蹒跚着走到穆清松面前，用尽全身力气扇了他几个耳光，穆清松的头随着耳光晃动。自从妻子李学荣死在医院，娘家人的悲痛化作对穆清松的怨恨，让他的每一天都过得沉重。

　　不管是出于夫妻感情，还是为了给妻子娘家人一个交代，穆清松都必须要弄清楚，医院对李学荣的死该负多少责任。他不仅要一个“说法”一个“交代”，他还需要责任方的“赔偿”。但是，面对一所公立医院，穆清松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因此，“闹”是被逼无奈的，同时也是必需的。

　　三次被拒

　　2011年10月30日，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317病室28床。清晨6点，39岁的孕妇李学荣就醒了。

　　一个小时后，丈夫穆清松从医院的食堂里给她端来了早餐：一碗小米粥、两个花卷，以及一个鸡蛋。孕妇李学荣这天胃口并不是太好。她喝了一碗小米粥，掰了半个花卷，将那个鸡蛋递给丈夫。

　　“肚子疼，吃不下去。”她告诉丈夫。

　　此前5天 ，李学荣“见红了”。41岁的穆清松说，在历经三次申请，于10月29日终于入住这家当地二级甲等妇幼保健专业机构时，妻子李学荣的肚子已阵痛了5天。

　　这位神情疲惫的孕妇当天清楚地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一场艰难的自然分娩。所以这天早餐过后，她特地叮嘱丈夫，她要洗一下头发，为“坐月子”做准备。

　　穆清松去外面给妻子买了两小袋洗发水，端来了一盆温水。“李学荣，准备进产房。”早上8点，头发上的泡沫还未冲净，护士就进了病室通知李学荣。半个小时后，助产士让穆清松在单子上签了字，而穿上住院服、头发湿润的李学荣跟在护士后面，走进了产房。

　　事后，穆清松想来，这是他与妻子的诀别。12小时后，在这家医院的一间会议室内，该院高院长、医务科主任兼纪检委员李庆霞对穆清松及其家属宣布产妇李学荣经抢救无效死亡。穆清松当场晕厥。

　　半年后的2012年4月5日，穆清松给医院送去了一个花圈，并在大厅里烧了纸钱。他手捧妻子遗像接连4天站在了这家医院大厅内，“是医院逼我这么做的。”他自认，并非“医闹”。

　　李学荣第一次申请住院，是在2011年10月21日，已经到了预产期。前一天的晚上，李学荣肚子出现了“轻微的阵痛”。夫妇俩商量后，决定申请住院待产。这并非李学荣的首次分娩，她的女儿冉冉已经9岁。

　　这天早晨9点，穆清松驱车一个小时将妻子李学荣送至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当年3月份，李学荣就已在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建档。夫妇俩向接诊的年轻女医生提出住院申请，女医生答复：“医院准备搬迁新址，先做检查再说。”

　　全套检查持续到当天下午，医生让李学荣做了一次胎心监测，告诉夫妇俩，仪器显示，“胎心跳动不是太好”。医生询问李学荣是否进食，李学荣回答，自己这天除了喝了一袋从家里带来的伊利牛奶之外，没有进食。

　　“现在医院要搬家了，没有空床位。你先回家看看，如果出现肚子疼的情况，你随时过来。你最好到新医院那边去生。”最终医生给了穆清松夫妇这样的答复。当天下午4点多，穆清松夫妇离开医院。

　　2011年10月25日凌晨3点，李学荣推醒了丈夫：“肚子疼得厉害，见红了。”

　　这天清晨5点多，穆清松、李学荣夫妇匆匆赶到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第二次提出住院待产申请。遵医嘱，这一天李学荣依旧做了血检、尿检、B超等全套检查。但在丈夫穆清松看来，妻子坐在医院候诊的凳子上时，已显得很难受，“她疼得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妻子检查的全程几乎都是在他的搀扶下进行的。

　　“肚子疼得有往下坠的感觉。”身形沉重的孕妇不断地告诉丈夫。

　　对于焦急等待住院的穆清松、李学荣夫妇来说，当天的检查显得格外漫长，担忧也不断出现。光胎心检测，李学荣就做了5次，“胎心监测不正常”，开单子的牛大夫说。做B超检测时，穆清松也第一次听到牛大夫说，“脐带绕孩子的脖子两圈”。“可能是孩子动得太厉害了。”牛大夫随后解释。

　　当天下午3点多，值班医生给李学荣开了一张“入院申请单”，让她找护士长看看是否有床位，“如果没有床位，我们也没办法”，这位值班医生说。

　　“我爱人都见红了，肚子疼得这么厉害，生孩子难道还有等的吗？！”神情焦虑的穆清松跟值班医生发生了一次口角。“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值班医生将穆清松的问话顶了回去。

　　穆清松拿着这张“入院申请单”去找护士长，“现在病房没有空床位，生不了了”，“医院搬家，现有的床位都给拉到新医院去了，新医院那边现在还没开业”，他得到如上答复。

　　2011年10月25日晚上，李学荣折腾到下半夜才恍惚睡着。接下来的4天内，李学荣在夜间均忍受着“肚子往下坠”的阵痛。

　　2011年10月28日，李学荣疼得“脑瓜子冒汗”，她告诉丈夫，“疼得受不了了”，“肚子拧着劲在往下坠”。穆清松的岳母芦秀花说，“快去医院吧，没准孩子就生在路上了。”

　　这天早晨8点多，穆清松第三次将妻子送至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却不见医生的踪影，也没有病人。转了好几圈，穆清松夫妇在医院的胎心监测室看到，“有六七位大夫坐在房间里聊天”。一位女大夫招手示意李学荣过去，摸了摸她的肚子说：“没事，还生不了呢！明天上新医院那边生去。现在医院搬空了，我们也没办法。”

　　无奈之下，当天上午9点多，穆清松带着妻子离开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前往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妇产科挂号。大兴区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对李学荣说：“孕妇如果没在我们医院建过档，我们没法接收；你超预产期这么多天了，如果没有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开的转院手续，我们也不能接收。否则出了事，谁负责？”

　　上午11点，穆清松、李学荣夫妇又前往黄村兴丰大街的大兴区妇幼保健院新址，找医生开转院手续。他们发现，在医院新址根本找不到医生。他们通过保安找到了医院一位管后勤的主任，对方说，“我不管这事。医院放假了，今天大夫都不在，明天才正式上班。”穆清松询问，能否帮忙找个大夫开住院手续？“那也没办法，都放假了，大夫不在，人找不着。”对方答复。

　　这一天，李学荣由于一直阵痛，“连上厕所的时候都是扶着墙走”。中午12点多，夫妇俩第三次无功而返。

　　最后两天

　　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官方网站介绍：“妇幼保健院于2011年10月29日迁入新址。”“10月22日至28日分批次有条不紊地搬运物资，28日转运产前的在院孕妇。”位于大兴区兴丰大街新址的那幢5层楼的粉色建筑印证了新院的焕然一新。

　　早在10月25日，穆清松就在医院旧址的大厅看到了张贴的“告示”，大意为，“2011年10月22日至10月28日，医院因搬迁，无法接诊”。“那天，一些抱着孩子前来就诊的母亲，在看到这个‘告示’后，也都离开了医院。”穆清松回忆。这天下午5点多，穆清松带着妻子离开医院。

　　但该院医务科主任、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庆霞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不存在“停诊”的问题，“搬家对医院来说是个大事，在过渡阶段我们是新址、旧址两套人马，即使在去年10月29日医院新址运营后，旧址还坚持接诊了一个星期。”

　　李学荣最终入院是在医院迁入新址时。本刊记者查阅了李学荣在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住院病案，其上亦显示，2011年10月29日，是李学荣的第一次入院。

　　这天清晨，天降大雾，能见度不过两三米，穆清松行车小心翼翼。当天上午近10点，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夫妇俩抵达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兴丰大街新址。下午5点多，她住进了医院新址的病房待产。这天晚上，医生也给李学荣做了一些例行检查，一些好消息陆续传来，穆清松听到医生告知，“胎心监测正常。”

　　这个晚上对于夫妇俩来说是一个难眠之夜。李学荣依然处于阵痛中，到后半夜才入睡。而穆清松几乎在病床旁的凳子上坐了一宿。

　　10月30日早晨8点半，李学荣进产房前，助产士让穆清松签字。穆清松当时提出，李学荣是高龄产妇，而且超出预产期9天了，能否申请剖腹产？助产士说，按照国家规定，不能随便进行剖腹产；而且现在到月底了，医院也没有剖腹产的名额了，只能是顺产。助产士获悉李学荣此前顺产过一个女儿，便告诉穆清松：“头一胎是顺产的，这一胎没有大问题。”

　　“李学荣家属，给你爱人准备饭。”早晨8点半进产房后，到中午时分，一位护士推开产房的门，叫住穆清松。穆清松得到护士的带话，准备了一碟炒土豆丝、一碗米饭，托护士送进产房。午饭后，穆清松得到护士嘱咐，要给妻子准备一杯红糖水，“快生了。”护士说。

　　下午2点多，穆清松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李学荣在产房中借其他产妇的手机拨来的，“老公，我的肚子疼得受不了了，我要生了。”“你扛得住吗？”“扛得住。就是渴。”通话不过半分钟。穆清松又托护士递了杯温水进产房。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下午3点15分，护士告诉穆清松，“你爱人生了一个7斤1两的儿子，孩子因为脐带绕脖子，轻度窒息，新生儿评分为7分，满分为10分，你让孩子住院吗？”穆清松说，“孩子不住院了。大人怎样？”护士答复：大人挺好，母子平安，再观察两个小时，要是没事就推出来。

　　下午4点20分，护士叫住穆清松，“李学荣家属签字，你爱人血小板低、血不凝固，现在大失血，需要输血。”

　　下午6点左右，穆清松被护士告知，李学荣失血严重，血止不住，必须切除子宫，否则保不住命。“不管切什么，只要把命保住就行。”穆清松在同意切除子宫的手术单上签了字。

　　从下午6点半开始，产房人来人往，进出频繁。穆清松开始察觉情况反常。他后来得知，进出产房的人群中也出现了医院高院长的身影。

　　晚上8点多钟，穆清松及其家属被高院长、李庆霞主任叫到了医院的一间会议室，上述两位向家属们简短介绍了已经在座的几位被院方请过来参与会诊的医学专家，穆清松被告知，妻子李学荣未抢救成功，已经死亡，死因是“羊水栓塞”。穆清松当场晕厥。

　　要交代

　　院方在书面文件上公布李学荣的死亡时间为2011年10月30日晚上9点37分，其开具的一份《诊断证明》显示，死因是“产后因羊水栓塞、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而由院方盖章的一份《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也显示，李学荣的死因是“产后出血，羊水栓塞”，从发病到死亡的大概时间间隔为5小时。

　　但穆清松却对妻子的具体死亡时间和死因均持有怀疑。2011年10月30日晚间9点多，清醒过来的穆清松在医院产房中，看到了他毕生难忘的情景，“我爱人鼻子、眼角都往外流血，肚子胀得比怀孕的时候还要大，肋骨断了四根。那个被切下来的子宫，就放在一边的手术盘中……我摸了摸她的手、她的身体，都已经是冰凉冰凉的了。”

　　十几分钟后，这位伤心的丈夫被医院保安架出了病房，并被再次带至医院的会议室。在那里，医院医务科主任李庆霞在做家属的思想工作。

　　2011年10月31日凌晨1点多，经友人提醒，穆清松拨打了110报警。110出警后，开始封存病历，刑警们也进入产房拍照。之后，在院方的安排下，李学荣的遗体被送至大兴区人民医院太平间安放，冻存至今。

　　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患者死亡，甲乙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家属同意并签字。”

　　2011年11月1日，大兴区妇幼保健院作为甲方、穆清松作为家属代表的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尸检知情同意书》，委托北京市尸检中心、北京大学病理系进行尸体解剖检查。

　　2011年12月23日，北京市尸检中心出具了一份《尸体解剖报告书》显示，李学荣是自娩产妇，“因生产过程中羊水栓塞导致出现DIC和凝血功能障碍，从而引起产后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因羊水栓塞死亡的孕产妇占孕产妇死亡总数的十分之一，“该患者肋骨骨折可能为抢救过程中心外按摩所致”。

　　“这个尸检结果居然跟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公信力让人难以信服。”穆清松说。

　　而李庆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了羊水栓塞的发病率约为1：20600，“就是说，20600名孕产妇中有1个发病的”，在她看来，李学荣事件是一次偶然。

　　尸检报告出炉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位王姓调解员致电穆清松称，“给你10万元，你同意不同意？”“一条人命就10万元？”穆清松回复。“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可以给你加到30万元。”她称。“先别管多少钱的问题，我爱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医院啥也不说，对我爱人没有一个交待。”穆清松提出疑问。对方没有回答，此番调解也不了了之。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去年5月底由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6部门正式联合揭牌成立的，凡医疗纠纷中患者索赔超1万元的，除了上法院外，当事人还可选择通过该人民调解委员会享受免费调解。今年5月初运行一年后，该机构通过媒体发布的数据为，“目前已有500多例医疗纠纷经其调解，在已结案件中，调解成功率为90%”。

　　在李庆霞主任看来，2011年10月30日李学荣出事后至2012年4月5日之前，医院与穆清松之间的沟通其实非常好，“就连穆清松的岳父母来大兴区，也是我们医院安排他们住宿的”。她认为，上述10万元的赔偿要求不合乎穆清松的预期，是导致他在妻子事发半年后跑到医院送花圈、撒纸钱、捧遗像的主要缘由。而穆清松对本刊记者反驳了李庆霞的这种看法，他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事出有因。

　　打官司

　　在双方穷尽渠道沟通失败后，诉诸法律成为最后一个解决途径。3月6日，穆清松向大兴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纸诉状，将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告上了法庭。

　　穆的做法得到了当地司法界的支持。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生效。此外，据生效于2010年11月8日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只要患者一方认为在医疗活动中因医疗侵权行为受到损害，就可以启动诉讼。

　　穆清松的辩护律师、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认为，自2011年3月，李学荣在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建立了医疗服务档案，与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形成了稳定的事实上的以产妇检查与分娩为内容的医疗服务合同，李学荣定期来大兴区妇幼保健院进行产前检查，并由院方工作人员签字，预产期为2011年10月21日，“但李学荣在2011年10月21日、10月25日、10月28日先后3次申请入院待产，均被院方忙于变更工作场所，未理会李学荣的要求，导致产妇未得到及时诊断与治疗”，而“2011年10月30日，李学荣在自然顺产下一名男婴后，出现了生理异常，院方未能准确确定施救方案，错误地使用催产素，最终李学荣死在了手术台上”。

　　穆清松及家属与律师均认为，医院三次拒诊李学荣与其死亡事件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存在过错，他们向医院索要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一共113万余元赔偿。

　　一些参与了今年4月9日大兴区人民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审理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被告代理人当时称，对于原告穆清松方面起诉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

　　此后，原被告双方当庭申请进行医疗鉴定。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几十家鉴定机构中，双方共同选择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重新进行医疗鉴定。按照程序，在上述医疗鉴定报告出炉后，法院将择日再次开庭。

　　在穆清松看来，法律是他维护权益的最后一个武器，“我要的是一个明白的结果，希望法律能还我一个公道”。

　　在穆清松最终选择法律诉讼时，当地调解委员会与院方对该事件的调解几乎全盘失效。

　　今年4月1日，李庆霞致电穆清松，称已接到法院的传票，获知8天后开庭，她询问穆清松：“能否撤诉？我们会尽快安排调解。”穆清松当时提出两个要求：其一是，院方得给李学荣的死因一个明确说法；其二，让他撤诉可以，先得解决赔偿问题。

　　但这次双方均有意向的调解，只持续了不到20分钟，最终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匆匆画下句点。在穆清松看来，这次事件中的激烈冲撞，也将他推至忍耐力崩溃的最后一道关口。

　　按照双方约定，2012年4月5日下午1点30分，穆清松与李学荣的弟弟李学武，以及好友史立波、律师刘琳抵达了位于西城区富国街的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前述王姓调解员首先发话，“今天咱们不谈谁对谁错，只谈赔偿问题。”出席会议的李庆霞主任也表态说，希望尽快把事情处理完，将李学荣的遗体安葬。她表示，自己处理医疗纠纷十多年了，什么样的律师、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

　　在这次调解会上，穆清松提出的赔偿数字为120万元，其中包括孩子、老人的抚养费用以及他本人的精神损失费等等。

　　多位在场参与调解的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谈及赔偿问题时，在场的一位院方法律顾问突然爆粗口，这彻底激怒了穆清松，亦粉碎了他对调解的期待。他拿起面前的纸杯，将一杯凉白开泼在了医院法律顾问的身上，然后操起凳子准备砸过去，被一旁的李学武和史立波强行拉住。

　　“你逼我闹”

　　尽管参加了调解，也打上了官司，但穆清松最终还是走上了“医闹”这条路。

　　“当时我气昏了。调解是他们提出来的，又不是我要调解的，他们还说这样的话，太没有诚意了！”事后，穆清松对本刊记者忿忿不平道。

　　当天从会议室出来后，穆清松和李学武、史立波在下午4点多赶到大兴区妇幼保健院新址，他们在医院大厅里烧了纸钱，还送去了一个花圈，穆清松那天抱了妻子李学荣的遗像站在大厅内。

　　医院的保安将花圈塞进了垃圾桶，被穆清松等人制止。次日，他们在医院大厅里再次撒纸钱、送花圈。4月7日，李学武拿着一块3平米左右的展板，用白底黑字简述事发经过。此种情形，持续了4天，直至4月8日。

　　在穆清松的好友史立波看来，“我们不是闹。其实这种方式对我们并不好。穆清松是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心中的悲情。”

　　“我们没有伤害医生，没打人，没骂人，也没有大声喧哗。每次顶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制作展板也是因为很多人过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很难一个个去解释。”穆清松事后解释。

　　院方为此拨打了110。前后不过3分钟，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就赶至医院大厅。其中许多警察此前就获悉事情经过，在现场与死者家属保持着一种微妙审慎的“僵持”，“警察也很同情我们，他们告诉我们，也给他们点面子，时间别太长了，差不多就行了。”穆清松说。

　　4月8日，穆清松在人群中看到了李庆霞的身影。李庆霞问他，穆清松，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穆清松回答：“是你们医院逼我这么做的，你们法律顾问说的话是人话吗？”李庆霞闻言，扭头消失在人群中。这也是事后穆、李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2年5月25日上午，一直参与斡旋此事的李庆霞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种局面并不是医院愿意看到的，她本人同情和理解穆清松的遭遇，她至今也认为穆清松不是“医闹”，但当她看到穆清松抱着妻子的遗像、拿着展板站在医院大厅时，她个人感觉是，“在情感上，我很难接受他的这种做法”。

　　“医院也是弱者，现在早就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了。”参与过十多年医患纠纷调解的李庆霞感叹，医院希望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充分理解患者家属们，“尊重事实，尽量沟通”，但她也感到，现在医患纠纷的调解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是我们达不到患者的赔偿要求”，在调解、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诉诸法律渠道，也将会是医院最终与唯一的选择，穆清松的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相信法律。”

　　但问题是，穆清松们，能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