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

　　先生

　　‘古者称师曰先生。’

　　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 并非所有的教师， 都配称‘先生’。

　　师，要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为师者必须‘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否则，教师就沦为了贩卖知识的嘴上饭碗。

　　对民国老课本做了新阅读的邓康延，又在拍摄纪录片《先生》。他选的第一批先生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还有很多先生想拍、

　　要拍。他说：‘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一百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以弱身御乱世，对学生满腔热血，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以前，读书郎‘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现在，我们担心教师满中华、学者遍天下，而先生阙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一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文/何树青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语)。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谭嗣同以死唤醒后起者，康有为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完整的教育体系，梁启超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严复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国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的教育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四年四批赴美的共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三届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的粉丝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他，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11岁进小学院、11—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材，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11年后的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1912—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5万人(据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的数据)。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相对2007年，中国已有2371所高校、在校生2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刘超《中国大学的走向》)。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后者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的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系列，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他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九成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推广全国。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不久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处分学生？司徒雷登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他在此9年，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最后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的一年讲学，徐志摩陪泰戈尔的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的200多场讲演，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数年教书，都丰富了中国当时先生的内涵。

　　在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前武大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材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位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语)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他俩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他俩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

　　更有地位，但“德先生” 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叫一声“先生”是抬举你

　　广义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严，要有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责任与担当。当世道衰败，他即便不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也要围观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文/肖锋

　　一本叫Esquire的海外杂志在大陆以《先生》现身，而在台湾叫《君子》。据称，这份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男性杂志坚持：一、决不办给男孩而是办给男人看；二、封面决不给上比基尼女郎。

　　若查Esquire的英文，意指地位仅次于骑士的绅士。雅称中，西方绅士与中国君子相对，而先生则属于现代派的称谓。

　　一个时代的气质是被人带出来的。这个失节的时代，失去了节制和节气，一切都轰轰烈烈地奔向那个庸俗的成功。回想民国尽管兵荒马乱，但先生之辈尚能淡定自如，有理有节，岂不令人叹喟？

　　Esquire也好，绅士、君子也好，今天统统以先生冠之。先生之道，除了文化传承上的坚守、待人方面的宽容，还应有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吧？

　　俗语称“驴粪蛋，表面光”。这个时代表面光鲜，内里草包。没有了君子范儿，就遑论贵族范儿。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

　　先生在中国的渊源是君子。何谓君子：不只是懂得欣赏梅兰竹菊，吟花弄月；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以玉比德，温润内敛，有理有节，不攀附，不自弃。

　　古上君子是维护道统的士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传播者。后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修较高之人的统称。

　　西方有绅士，东方有君子。而当下，君子是一个快绝种的物种。

　　俗语称“驴粪蛋，表面光”。这个时代表面光鲜，内里草包。没有了君子范儿，就遑论贵族范儿。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说一套做一套，墙上挂的和心里想的两码事，魂魄分离。对别人不诚实，对自己更不敢诚实。其次要解决失范问题，只有暴发户，只有没范儿。

　　包包必LV，佩戴必钻戒。有一位做珠宝设计朋友首先将“親”与“愛”两个繁体字刻在宝玉上，他说不能“亲人不见，爱心缺失”。

　　在国际场合你是穿阿玛尼还是穿唐装？告诉你，穿阿玛尼你永远穿不过意大利人。地产商以欧洲血统撑门面，如贵族、世家，广告云“绅士就要跟淑女打交道”。家居服装行业升级换代的第一步，就是并购一家意大利落魄家族企业，请个欧洲老师傅设计，再找珠三角企业代工。按这个路数，我们的地产商和服装老板永远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永远处于食物链的下端。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要有文化自觉、自尊，然后才有文化重建。我们首先失去了文化自尊，自觉与重建就谈不上了。如何失去了文化自尊？部分是被别人打的，部分是自我阉割。

　　当然，我们今天再谈修齐治平的士子精神像是穿越。李泽厚先生曾将“中体西用”改装为“西体中用”——西体是人权、民主、自由，中用是文化、涵养和修为，即摒弃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保留修身及家庭伦理。修身齐家可也，治天下就免了。

　　大到国家形象、中到“中国制造”、小到个人修为，都急需增加文化附加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时代，失去事务对错与东西好坏的鉴别与鉴赏能力。

　　李敖曾提出捐款为胡适塑像未果。北大谈何兼容并包？作为民国标志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太会选择性遗忘了。

　　本人曾有一次政治考试失败的经历。题目是“何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后来知晓，是指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面性表现为对上层权贵有敌视的一面，也有羡慕的一面，对下层群众有同情的一面，也有蔑视的一面。这是我大学的一次政治考试。出题者是让我们延伸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上吧，自批自虐直至自裁。

　　不妥协就好吗，残忍就好吗，我至今都答不好这道题。

　　后来从房龙的书上知道，宽容才是一种高智商的人类行为。有了宽容才有了社会。好脾气不等于软弱，妥协不等于无原则。君子之道，先生之道，在于学会宽容与妥协。

　　文革被整惨了的沈从文告知外甥黄永玉：爱、怜悯、感恩。前些年主持人问老年黄永玉：自己的墓志铭上将会写什么呢？黄永玉脱口而出：写——爱、怜悯、感恩。

　　宽容是民国先生的第一品质。校刊《北大人》记录了前北大校长胡适与前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一段旧事：1946年周指责胡给蒋介石站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周还写信说“闻先生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琳以为值得考虑一番”。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不碍君子之交。胡适匆匆赴台，不忘在报纸空白处写下“我走了，一切请多保重！”

　　李敖曾提出捐款为胡适塑像未果。北大谈何兼容并包？作为民国标志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太会选择性遗忘了。

　　蒋介石为胡适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徳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可算作对一辈人的综述。老蒋对知识界搞过白色恐怖，到台湾彻底反省，并于日记中写下：不要得罪文人，他们会记仇的。大陆失势，去台湾面壁吧。

　　傅斯年号称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的人，叼烟斗跟老蒋指手画脚讲话。文人纵然难搞，但他们是一个有担当的群体。不过，高压之下，有些慷慨就义，有些流氓化、犬儒化。政府执政于一时，而文化更久远。“得罪文人”于社会，于种群，于文化都不好。

　　杜月笙的人生哲学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其实末等人之前还有个第三等人，没本事没牛脾气的老好人，我们的芸芸众生。杜混迹上海滩想必有道。民国人士无论军阀、权贵、商贾或黑帮老大多少都有些范儿。参观昆明讲武堂，你会发现云南军阀唐继尧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绝非出自脾气暴躁的武夫之辈。

　　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狭义的先生是老师的尊称，广义的先生是对普通人的尊称。后者暗含着一种尊重，同时要求对方符合这个尊称——也可以说，叫一声“先生”是在抬举你。

　　广义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严，要有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责任与担当。当世道衰败，他即便不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也要围观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八十高龄的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不足千元稿费还去税务机关报个人所得税。他的观点颇可商榷，而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学者在世人面前永远是“巍巍然”的。西方贵族也是有担当的。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普通机枪手。作为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中国五四以降的文化冲击在西南联大时期结出硕果，涌现出一批有学术、有风骨的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精英。人们叹息今天怎么没有西南联大的精神，没有西南联大式的教授。想当初联大的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和同学一起跋涉一起吃苦，而学术并不耽误，造就近代学术的顶峰。重提西南联大，不过是映照当下教育界的不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