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建明

　　与古代专制政治相比，现代民主政治肯定有太多的发展与进步，但副作用之一就是政治秀的日益普遍化和常态化。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常见政治秀，例如，普京秀肌肉，奥巴马秀球技，小泉纯一郎推出个人写真集等。这些政治秀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普京制服老虎就被人质疑是预先有意安排，萨科奇一不留神就搞出了个“赘肉门”而弄巧成拙，这就不能不说是作秀了，并因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政治秀现象或许跟政治生态的一些重要变化有关，例如，政治的去神秘化，政治竞争、选票竞争的日趋激烈，选民对政治人物个性、魅力、流行、时尚等方面的期望等。

　　我国政治秀多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对上负责的体制是根源

　　邓小平在198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基于“领导班子”的特殊制度设计和决策规则，我国的权力体制是高度地向上集中的。在一些具体的权力设置、配置和运行上，都可以反映出这种集中的状况和程度。例如，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在很多地方是合一的，虽有局部改革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伯乐相马”或以人选人的体制，干部任用始终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监督等。

　　在这种体制下，处于各个层级上的干部都主要甚至完全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需对下负责，特别是无需对群众负责。就每个干部来说，其一言一行，只要让领导满意就可以了。每个干部都如此，也就形成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干部体系。在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干部体系中，一个干部有作秀的需要，常常也是其他干部所需要的，在作秀制约上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集体失语的局面。不但如此，一些不良的政治秀还迅速形成声势，被常态化了。在这种体制下，一些很容易被识破、本不应该有市场的政治秀却有了广泛的市场。一些普遍存在的、甚为荒谬的、严重弄虚作假的政治秀，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不是大家不知道，心里不清楚，而是彼此心照不宣、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如果不是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本体制，如果干部不仅要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特别是要对群众负责，如果群众能够有力地监督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形成政治秀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的局面。例如，某些地方领导，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集中出现的访贫问苦型假亲民秀，场面蔚为壮观，主要领导身旁前呼后拥，另有各路记者全程跟踪报道等。而一旦过了作秀时节，群众的疾苦通常就无人问津了，有疾苦、有冤屈的群众想找领导，不但“踏破铁鞋无觅处”，更有甚者还会被公权力部门管制起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凸显了这类政治秀的虚假和可憎。然而，这种政治秀非但没有受到什么批评、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因此，治理政治秀的根本对策就是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发展民主政治，通过民主机制建设解决干部只对上负责的体制，并建立对下负责的体制。这样，群众有力、有效监督政府就有了制度保障。在宏观层面构建起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还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要从根本上改革“伯乐相马”式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这样，政治秀，特别是那些存在严重形式主义的、弄虚作假的政治秀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是诱因

　　这些年来，尽管违反科学发展的政绩观受到一定的纠正和抑制，但并未从根本上被撼动。在各级官员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观还是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特征。例如，高度重视GDP增速、城市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速度，对大规划、大建设、大拆大建乐此不疲，喜欢做表面文章，把有限的政绩都体现在能看到的地方，出政绩要快，要有所显示，要给上级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种政绩观在城市建设上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只管大拆大建，而不管大拆大建中的重复建设造成了多大的浪费，催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引发了多么严重的官民冲突。典型表现之二就是只管地上，不管地下，因为地下是看不到的。忽视地下市政工程建设的弊端，已经频繁地暴露出来。例如，并不算大的降雨就先后导致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严重的内涝，很多车辆因此损毁甚至报废，群众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政绩观下，形式主义不断滋长，甚至也出现了在政绩上作秀的风气。例如，在GDP、财政收入数字上弄虚作假，在城市的落后区域修一面特别装点后的隔离墙等。

　　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下，很多官员的行为表现正是胡锦涛总书记所批评的那些“瞎折腾”现象，但却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还是前面提到的对上负责的体制。政绩上作秀司空见惯，难道上级看不出来吗？其实上级领导也心知肚明。可为什么不戳穿呢？问题就在于上级也有自己的上级，也需要向自己的上级显示政绩。于是，作秀者便成了给更“高级”作秀者脸上贴金的功臣。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就必然是“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的观念，投领导所好的作秀就难以避免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的内容和方式问题。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是一个指挥棒，其内容和方式实际决定着干部的偏好和行为方向。我国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的内容或指标主要还是具有急功近利导向的，考核或考评的方式则主要是封闭的，说直白点，就是主要由上级政府考评，由上级说了算。这种考评进一步强化了对上负责的根本体制，强化了在政绩上作秀的冲动和行为选择。

　　要治理官场作秀特别是政绩上的作秀现象，就必须要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观。科学的政绩观何以得到确立？前提则是制度建设。一是，必须要解决各级官员主要甚至完全只对上负责的体制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切实发展现代民主政治，要通过基础性的民主制度建设让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对人民负责。而在基础性的民主制度中，实行有竞争性的选举(不一定非要直接选举)，普遍性地通过制度规则决定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升迁，通过有力的保护制度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是最为重要的。二是，切实改革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的内容和方式。在考核指标遴选中，要重视那些切实符合政府职能定位的指标；在各种可能的指标中，要把长期指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要尽量减少那些助长急功近利倾向的指标。在考核方式上，要实行开门考核，要以人民群众的考核和评价为主，而不是以体制内的考核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民主的、科学的问责机制，才能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场秀。

　　道德诚信的滑坡是闸门

　　道德诚信是一个事关执政地位和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孔夫子和弟子们在《论语》中的一些观点就可充分地反映道德诚信或公信力对于维持统治或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有人把他们的相关观点，即“足食、足兵、民信”，归纳为“治国三大纲领”。在孔夫子看来，“民信”是治国三大纲领中最重要的，是唯一不可被丢弃的，丢弃即意味着统治的失败。不少人认为“民信”(“民无信不立”的简称)指的是小老百姓个人的诚信问题，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准确的含义是指为政者能否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或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用白话解释“民无信不立”，其意思就是：“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政府，那政府就一定会垮台”。由此可见，能否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是事关执政地位的根本。

　　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了孔夫子的主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真正危险就是很多领导干部对此并不以为然。不少领导干部的做法或行为正在不断地透支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从一些现象上已经看出这种危险的端倪。在一些群体性事件或危机事件中，群众就是不相信政府披露的信息，不相信官员讲的话，而愿意相信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信息，甚至宁愿相信谣传或谣言。一些群众甚至还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政府说东，你要信西；政府说左，你要信右。这难道不危险吗？

　　群众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道德诚信的滑坡或丧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道德诚信的滑坡或丧失甚至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双重人格、人格分裂甚至扭曲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并非鲜见。有一篇文章是这样描写这种“两面人”的：嘴上说的是党和人民要求的，冠冕堂皇，行动做的是自己心里想的，蝇营狗苟；当面是好党员、好干部的公仆形象，背面却是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嘴脸；台上是做给组织和公众看的，正人君子、慷慨激昂，台下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猥劣小人、卑鄙龌龊。在原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身上，就达到了“警界英雄”和“黑社会保护伞”的“高度”统一。精明强干、外表倜傥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原来是“许三多”。这样的案例多了，就必然会颠覆人们对于整个党和政府的基本信任和总体看法。

　　一旦道德诚信丧失，就打开了政治秀的闸门；一旦失去了道德底线，就什么作秀“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专拿廉政语录来装点门面。网络上就流传着不断延长的“贪官语录”。最具讽刺意味的恐怕莫过于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廉政”语录。成克杰在中央电视台某次节目中，在谈到广西扶贫工作时，他“表情严峻，口吻沉重”地对着镜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但就是这个“勤政为民”的“人民公仆”，却从广西人民那里攫取了数千万元之巨，供自己和情妇李平挥霍。

　　要治理这样的政治秀，就必须把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作风建设当做一项长期性的、基础性的工作来做。首先，要认识到道德诚信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官员的极端重要性，要真正从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去理解其基础性的作用，要把道德诚信作为为官者的底线，作为党和政府的核心价值。其次，要把道德诚信列为官员甄选的起码标准。官员的才能可以不大，但道德诚信一定不能缺失。在现实中，大量的有道德诚信不良记录的官员非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从中受益。说假话、搞假数字、编假年龄、持假文凭、生活作风不良的官员比例恐怕不小，而只要不把这种现象当成问题，这些人就必然从中换取好处，就会诱发更多的官员失去道德底线。这种情况必须通过规则设定和严格执行予以改变。

　　总之，只有从导致政治秀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深层体制根源、现实诱因以及道德诚信缺失几个方面入手，切实消除这些原因。政治秀现象，特别是那些严重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政治秀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

　　责编/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