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王骞   

　　一名黑衣人正揭下墙上禁烟标志里的红色圆圈和斜杠，只留下一根点燃的烟，他的背后，写着“大型烟草公司”。这是今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的海报画面。苏姗，这名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行动技术官员说，“这正是烟草业干扰控烟工作的形象表达。”

　　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生效，烟草业和控烟界已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抗衡进入全球化时代，干扰与反干扰愈演愈烈。苏姗总结了美国烟草业近年影响政府烟草政策的几条策略：利用大选捐款，赞助政客在国会游说；聘请独立专家，让他们质疑控烟手段；缔结联盟，包括烟草农民、零售业者；赞助研究，挑起对证据的质疑等。

　　5月24日，杨功焕，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代表三家民间组织发布了中国烟草业对控烟工作的三种干扰方式：直接干扰政策制定，以科学策略欺骗消费者，以及通过促销赞助营造正面形象。

　　两个国度，两种制度，但逐利的共同渴望，让两国烟草业做出同样的选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更追逐社会效益还是经济利益，这已是摆在中国面前的考题。

　　烟草生产者兼控烟监管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去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的杨功焕，在1999年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准备工作后，于2001年作为卫生部专家、中国团代表参与《公约》国际谈判的整个过程。

　　中国烟草专卖局亦是谈判组成员之一，刚开始谈判时，每当有人提到卷烟“有毒有害”，他们会立刻反对“有毒”这两个字，让人感觉中国控烟态度消极。但经过几次交流后，中国团的形象有所转变。谈判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熊必琳在一次大会上表示，中国控烟的整体精神是限制发展危害健康的产业的，但控烟需要一个过程，烟草是夕阳产业，要在30年的时间实现逐步转型。

　　2008年大部制改革后，工信部代替发改委成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同时成为“控烟履约小组”的组长单位，小组包括卫生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外交部、财政部等8个成员。

　　这次改革，导致中国出现烟草生产者和监管者合二为一、政企一家的怪现状。王克安，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控烟工作，他说，这种架构将产生的冲突性，显而易见。

　　工信部一接手，中国团参加国际谈判前明显缺乏准备。杨功焕说，此前每次谈判前中国团都会准备厚厚一叠研究资料，而此后代表团基本空手上阵。在2008年的德班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团一位代表的发言引来全场嘘声。当时会场上在讨论将健康警示图片，比如喉癌伤口、女性烟民早衰的脸放到烟盒包装上。这位代表上台后说：中国的烟盒包装上有名山大川，有美丽风景，如果放上这些警示图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公约》第11条规定：烟盒包装上除了健康警语，并可包括其他适宜信息。宜占可见部分的50%，但不应少于30%。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烟盒上，仍然只有一句“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但有些国产烟在台湾、香港和部分境外地区销售的产品包装上，已印上占烟盒一半面积的警示图片。

　　王克安说，全世界8个人口大国，目前只有中国和尼日利亚的烟盒上没有警示图片。美国也将于今年9月在烟盒包装上加入占包装一半面积的警示图片。面对两会代表连续5年呼吁增加警示图片，国家烟草专卖局在2010年的回复中称，《公约》未作强行规定。

　　烟草专卖局拒绝修改《广告法》的态度，也让控烟人士颇为不满。《公约》第13条规定，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但1994年出台的广告法只规定了五种媒体(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四类场所(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禁止烟草广告。如今，兴盛十多年的网络已成为烟草广告的散播之地。2010年，面对人大代表修改《广告法》的提议，烟草专卖局的答复是：现行广告法符合我国国情和现行法律规定，建议不予修改。

　　杨功焕与众多控烟界人士连续数年提出这个建议，希望工信部让出控烟履约小组组长之位，由卫生部来承担此职。不过目前，尚没有任何变动的可能。

　　烟草业的科技牌

　　2006年出版的《WH O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被业内俗称为《双对》。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的工作小组为应对《公约》对中国烟草业的负面影响，搜集烟草业智囊团体的对策研究、专家访谈等的资料汇编。这本厚达400多页的书，可以一窥极少公开露面的烟草业人士对于控烟的态度。

　　早在2003年，“降焦减害”已被国家烟草专卖局指定为烟草产品创新的方向。在《双对》中，一篇名为《做好“双对”研究 应对控烟挑战》的文章建议，要不断提高烟草产品的科技含量，努力减少有害成分，生产出优质的“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的卷烟产品。这三个词就是对“降焦减害”的详细注解。

　　在上海、北京等中产阶级烟民中颇为流行的香烟中，烟盒上出现了1毫克、5毫克的焦油含量标识。上海烟民何玮抽过“1毫克”，总是觉得味道太淡，一次至少得吸上两根才略微有些吸烟的感觉。甘泉，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说，这就是低焦油烟并不等于低危害的原因，烟民会一次吸得更多。

　　2008年甘泉曾通过上海出租车体检中心，访谈了180名司机，通过对他们尿液中尼古丁含量检测发现，习惯吸8毫克低焦油烟的司机，体内的“可天宁”比习惯吸12毫克和15毫克烟的同伴含量要高。“可天宁”是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主要代谢物。他认为低焦油烟会导致烟民有补偿行为，比如堵住滤嘴、吸入更多口烟、将烟咽得更深，反而吸进了更多的尼古丁。

　　另一方面，低焦油烟并没有烟企所宣称的那样“低”焦油。据甘泉博士介绍，目前卷烟的焦油含量是通过国际流行的“剑桥滤片法”来测试，即把点燃的烟放在吸烟器上测试。与普通烟相比，低焦油烟在过滤嘴上打出更多的小孔，而吸烟器并不完全覆盖，每吸一次，会有烟雾从小孔中冉冉飘出。

　　“秘密就在这些小孔上”，甘泉博士介绍说，尼古丁和焦油通过这些小孔散发掉了，机器能记录到的数据就会低很多。而人吸烟的时候，嘴唇是自然覆盖这些小孔的，吸进体内的焦油一定高于机器上的数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同样在2006年，美国联邦法官拉迪斯·凯斯勒宣布了法院裁决：“烟草业为了使人们继续吸烟并保持烟草公司的收益，将‘低焦油’卷烟错误地宣传为低害卷烟。兹不允许美国烟草公司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用淡味、低焦油等概念与词汇对卷烟进行虚假宣传。”

　　《公约》第11条规定：烟盒包装上不能写有“低焦油”、“淡味”等词语。这些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以虚假健康宣传来误导消费者。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调查发现，低焦油，至今仍是中国烟草业的一项宣传策略，在2011年行业低焦油卷烟销量前五位的香烟烟盒上，说到的焦油含量1毫克、5毫克占据了烟盒正反面的大部分面积。

　　此外，中国还有极具特色的中草药卷烟，据吴宜群介绍，像烟草企业宣传说，添加了中草药提取液，不仅降低危害，还有保健作用。“毫无疑问，他们具有普通烟的所有危害”，中国疾控中心博士李强表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科学新闻》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投入“降焦减害”的研究金额逐渐递增。2009年，用于烟草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达到30多亿元，集中在“中草药添加”、“低焦油生产”等技术。过去10年，烟草业获得7项国家科技成果奖，其中3项由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获得，其中一项就是“降焦减害”。

　　烟草业的“隐形攻势”

　　4月25日，“金叶育才图书馆”捐赠仪式在北海市南康镇举行。主席台下坐着数百名中小学生，捐赠方之一“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名字印在主席台看板正中央。这是中国烟草业通过赞助捐赠等方式，出现在青少年面前的一角。

　　在杨功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发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中，他们提到现在中国有超过100所由烟草业赞助并冠名的希望小学。如四川烟草希望小学的墙壁上镶嵌着“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而北京控烟位于北京的“爱心小学”，在学生的校服和课桌椅上都印有学校名称。

　　中国控烟协会曾在2010年底在这所爱心小学做过调查。副会长许桂华说，天协会和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在该校选取了40名高年级的学生和18位老师，同时在未接受过烟草业赞助的平谷二小选取236名高年级学生和62名老师，接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爱心小学学生中有33.3%人认为烟草企业的赞助是慈善，有25%的学生表明对该品牌烟有好感，如果给家人买烟会选择它；而平谷二小只有14 .9%的学生认为烟草企业赞助是慈善，没有学生对该品牌卷烟有好感。

　　根据《公约》第13条，烟草业各种形式的广告、促销和赞助行为被全面禁止。但这条不够翔实的条款难以监管烟草业各种创新的营销手段。直到2008年11月的南非德班会议上，才通过了三条新的准则，其中包括严格管控烟草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活动”。于秀艳，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认为，烟草业“负社会责任”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行营销之实，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行善。

　　中国烟草业对此也试图采取一些有效对策。在《双对》第68页中，一个控烟对策研究小组建议：在烟草广告越来越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多争取以烟草企业冠名的形式举办一些辩论会、捐资助学、体育等公益活动，扶贫救灾等救济性活动，以回报社会、提升烟草企业的形象。

　　而在另一篇名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我国烟草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文章中，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两位作者，就建议在控烟的大环境下，“烟草业首先应树立自己诚信、低调的形象，坚决克服某些局部表现出来的暴发户形象，从而更多地赢得公众对烟草业的理解”；并需要“积极捐助动植物保护、环境改善、疾病控制与预防、救助弱势群体等公益和慈善事业”，以此来减少反对烟草的社会压力。

　　据中国控烟协会调查，烟草业的促销和赞助已广泛渗入影视、传媒、体育、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公益活动中，于秀艳认为，烟草业巨额利润行业，应该通过政府征税来统一分配，不能让烟草业产生行善的假象。

　　5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国首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显示，中国吸烟人群逾3亿人，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因吸烟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相当于每分钟超过2名中国人死亡。

　　而前一天，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烟草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达10111.4亿元。这份报告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认为，烟草行业的社会收益“不利于经济，有利于财政”。烟草行业对烟草种植者及整个宏观经济而言，其平均经济利润为负。

　　这意味着，政府对烟草业的监管，须在更注重社会效益还是经济利益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