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反对声音。图为2012年6月9日，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在工作。

　　支持推迟退休年龄的观点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发挥高级专业人员等群体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

　　反对观点则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仍是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就业岗位供给，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发自上海

　　梦想着一退休，就拿着养老金去各地旅游？这事有点儿悬，养老金有没有那么多，什么时候才能领取还是个问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6月5日称，将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人社部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

　　这一消息传出后，即引起了很大争议，人民网就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逾九成网友反对延长退休年龄。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专家认为，鉴于我国老龄化面临的严峻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保基金压力，延迟退休或许可以成为缓解社保基金缺口的压力，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事实上，近些年来人社部对“延迟退休”一直有着比较积极的态度。据本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即有数次官方表态。

　　去年10月25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人社部正在慎重、积极地研究退休年龄推迟问题。

　　1月20日，尹成基称，人社部将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适时研究完善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有关政策。

　　3月7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个别地方不是在试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而是在延迟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这是一项被世界各国实践所证明的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

　　6月5日，人社部再次就此话题表态，首提“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态度趋于坚决。

　　与此同步，人社部已经开始着手“推迟退休年龄”和“推迟养老金申领时点”的政策研究工作，而相关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将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现在还处于广泛研究、听取社会意见的阶段，并非马上就要进行决策，“人社部此次表态，是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方式，即便有了决策，也有着多种多样的选择”。

　　人民网发起的一项有45万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有93.3%的人对此政策表示反对。现年47岁的李慧是上海一家日企的财务经理，她对延长退休年龄就颇为反对：“每天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工作压力很大，我的承受极限是50岁退休，过了50岁，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延迟退休。”

　　也有少部分人对此表示赞成，年过60的黄淑静是湖北省的一位幼教专家，经相关部门特批，她仍未退休。

　　黄淑静觉得身体状况很好，多年积累的经验就此放弃，实属可惜，继续工作既可发挥余热，“像女教师和女医生，到了55岁，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想很多人愿意继续干下去”。

　　对于民间的这些声音，苏海南表示：“多数网友表示反对，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是不是马上出，怎样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担心影响就业，因此反对人数比较多。”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由于养老金申领时牵涉利益范围甚广，且管理权限复杂，短期内成为现实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人社部就此将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对此，苏海南表示，与相关部门只是沟通，而不是协调，协调是要正式决策了，现在仍然只是广泛地听取意见。

　　对于人社部提出的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措施，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认为，中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男性60岁，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是世界上最早的，不可能再提前，只能推后。

　　在杨燕绥看来，弹性的另一含义是自愿而非强制，“哪些人愿意往后推迟？首先是55岁的大学女教师，这个年纪刚把学问搞明白了，哪肯退休？公务员更不可能弹性选择。”

　　目前，全世界约有165个国家对退休年龄做了具体规定，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在65岁左右，实施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普遍低于发达国家。

　　缓解社保基金压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被普遍认为是研究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初衷。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是老龄化的压力导致社保基金产生压力。

　　郑秉文称，中国老龄化的状况相当严重。2008年版的联合国数据预测称，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退休人口将达到31%。而去年5月联合国发布的数据，已将这一比例上调至34%。“这意味着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欧洲，高于北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美。”

　　按国际通则，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目前65岁以上人口约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

　　郑秉文坦言，中国的这两个指标早在2000年已超“警戒线”，从那时起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杨燕绥则认为，未来10年，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会非常突出，尤其是会出现老年赡养的社会问题。中国在过去30年里少生了5亿人口，并且人均寿命在迅速延长，再加上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大量劳动人口是低收入，只能养自己，无力养他人。在此背景下，中国在近十年内出现了以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结构性问题，“西方国家对人口的老龄化测算，会提前30年做准备，中国则只有10年”。

　　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延迟退休年龄一个明显的效果，是减少养老金支出，增加养老金收入。

　　虽然据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到去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但这种结余并不意味着社保基金没有面临极大压力，因为我们的个人账户还没有做实。”苏海南说。

　　在郑秉文看来，养老保险的结余，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近年养老保险参保者的不断扩大，这些扩充进来的人大多比较年轻，目前只是缴费，还未领养老金，暂时掩盖了风险。

　　“事实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参数严重扭曲，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远低于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的40年，使得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风险。近年来每年人均养老金平均上调10%，而养老金结余的收益率只有2%，形成巨大的利差损。而国家的财政补贴已成刚性，从1998年至今已补贴1万多亿，仅2010年就有1956亿，以此来缓解养老金支付矛盾。因此，现在所有的财务风险都被打包推向了未来，严峻的老龄化成本将逐渐货币化、显性化。”郑秉文说。

　　一个不太乐观的数据是，目前全球基本养老金的总额为5.8万亿美元，而中国养老金结余仅为3100亿美元，约占其中的5%。这一比例对应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折射出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堪忧现状。

　　郑秉文认为，养老保险参数的调整面临三个选择，即下调替代率、上调缴费率、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人为调节赡养率。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前两者基本没有调整空间，因为养老金替代率只有不足50%，不能再下降；缴费率已达工资收入的28%，也无法再提高。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间接调整赡养率是唯一较为可行的出路。

　　延休或应渐进

　　反对者的理由也很有力，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徘徊在1000万-1200万之间，其中超过30%的岗位(300万-400万)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这些岗位或许就不复存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坦言，上述理由很充分。目前，中国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9亿，其中约有1亿人没就业，所以就业仍是中国第一大社会问题。

　　“长远来看，虽然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正在加速，但到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7亿多接近8亿的劳动力。以劳动力的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规模相比较，中国并不缺人。”

　　在唐钧看来，延长退休年龄对多数劳动者不利。“从国际经验看，支持延长的多为白领，反对者多为蓝领工人。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是积累优势，而对蓝领则是增加劣势。普通工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在企业中个人地位也会下降，被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既无稳定收入，又要交保险费的状况下，再延长退休年龄，这样的苦日子有多难挨？”

　　一个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是，由于大量的提前退休，中国实际上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3岁，“这个数据证明了不能搞延退，试想，现在的退休年龄还执行不了，怎么可能再延迟几年呢？”唐钧说。

　　杨燕绥认为，提“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正是避免了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统一提高退休年龄在中国并不可取。其一，中国劳动人口仍在上升，就业压力显然存在。其二，中国有特殊的‘四零五零’现象。这一代人基本上没受过正规教育，技能教育也很差，因此就业能力很弱。这一人群数量大，如果让他们推迟退休年龄，根本找不到工作。因此，让愿意弹性延迟的人先延迟，慢慢带动更多人逐渐选择推迟，这样来减少社会政策的风险。”

　　也许正是出于对就业压力的考虑，不少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专家建议，对延迟退休应采用小步渐进的做法。

　　“延迟退休应采取渐进的方式，每年提高几个月的退休年龄，让劳动者慢慢习惯，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把退休年龄逐渐提高，这样做影响是可控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苏海南认为，对小步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应该慎重而行，“可考虑先在白领中试行自愿选择是否延退，蓝领则以暂缓延退为宜”。

　　唐钧则认为，养老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如果跳出保险的框架，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也许，延退并不是必要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