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9期) 施雪华

　　僵化的理念及其延伸物僵化的体制才是导致丧失民心的深层因素，等到外在和内部压力达到一个令体制无法支撑的点上，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20年时间里，无论是拉美的海地、东非的苏丹、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北非和中东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现经济危机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更迭频繁，政策朝令夕改，民心变化无常等“反常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或因素造成这些“反常现象”的频繁出现的？换句话说，推动民心转向的动力因素有哪些？这些影响民心向背的要素在不同时期，不同政体背景下，是不是相同的？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执政者赢得民众信任有怎样的启示？

　　20年来各国民心转向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以苏联东欧剧变和北非中东动荡为例

　　1991年当时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庞大政治体——苏联解体，接着，深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也纷纷变色。一时间，无论苏东内部，还是苏东外部，人们都在问，苏东人民抛弃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而转向多党制和资本主义的深层因素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外部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使年轻一代不再相信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社会主义是优越的，从而民心转向；有人认为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本身没有搞好，特别是民生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从而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人认为是苏东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造成了干部特权阶层的存在与干群关系的紧张，导致执政党和政府丧失民心。在我看来，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是苏东共产党丧失民心的原因之一。然而，我认为，苏东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体制的僵化，无法适应外在世界和内部发展的需要，而体制僵化的背后更为深层的影响因素是苏东共产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对体制僵化的认识或曰认知理念不够，总觉得社会主义的体制比资本主义优越，不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之所以有这样僵化的理念，原因在于长期的一党执政，造成了苏东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从上到下的一种“致命的自负”，总觉得在共产党集权体制下什么资源都可以调动，什么大事都可以办到，所以，集权体制不需要改革，至少不需要大改。可见，僵化的理念及其延伸物僵化的体制才是导致前述一系列弊端，最后丧失民众信任的深层因素。

　　不管是前几年伊拉克的萨达姆，还是去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其倒台最大的原因即是民心的转向。2010年以来的中东北非问题多米诺效应的表面原因很多，如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严重落后，抵御经济社会危机冲击的能力很低；社会结构传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内部没有抵御外来经济社会危机冲击的内在结构；政治腐败，分配不公，加剧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对立和对抗；社会对政党组织、政党对其领导人的约束力下降，导致组织集权和个人专制；伊斯兰世界面临改革的压力，特别是宗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改革压力，但内部没有出现堪当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在缺少文化自信的情况下文化多元化导致文化分裂，等等。然而，我认为，与苏东国家一样，中东、北非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体制的僵化，无法适应外在世界和内部发展的需要，而体制僵化的背后更为深层的影响因素是中东、北非国家的执政力量特别是领导层对体制僵化的认识或曰认知理念不够，总觉得以伊斯兰教义和理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不需要大的改革，因石油、天然气的大量开采暂时提升了国民生活水平，于是，另外一种“致命的自负”，总觉得只要控制自然资源就可以控制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强人集权专制体制不需要改革，至少不需要大改，等到外在和内部压力达到一个令体制无法支撑的点上，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见，几乎与苏东国家一样，僵化的理念及僵化的体制才是丧失民众信任的深层因素。除了苏联东欧剧变和北非中东动荡，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的民心转向和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下的民心转向也可以表明这一点。

　　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民心转向的动因和表现

　　在王朝统治前期，由于前一王朝政权的衰败，一个新的政治力量获得了国家政权，这个政权一般在前期都会有其历史合法性的支撑而得到臣民的支持；另外，新政权的官员也特别重视旧政权被推翻的教训，一般都会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敢懈怠，现实政绩也一定不错。这样，有历史合法性背景，再加上相当的现实合法性政绩的支撑，新王朝一般都能获得大多数臣民的支持和拥护，即使有一些错误、失误和缺点，人们也会同情、理解、宽容和原谅新王朝的执政者。因此在王朝统治的前期，一般都会表现出领导明智、政治清明、行政高效、司法公正、贵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政治与社会和谐的状态。

　　到王朝统治中期，虽然可能是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政绩非凡、成就突出，但整个统治阶级或阶层、集团开始放松了警惕，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或懒惰懈怠，社会矛盾开始在暗暗地积聚。统治阶级或集团开始专横跋扈，对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巧取豪夺，放松甚至纵容第二、第三代挥霍无度，贫富开始分化，中下层民众对统治阶级、阶层、集团的不满开始积聚，但表面仍然繁荣昌盛、太平盛世，生产力还在基于协调的生产关系下不断发展。

　　到王朝统治后期，统治集团开始衰败，常常表现为：皇帝要么专制暴力，要么智力低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统治集团领导力大大下降，社会威望不断递减，整个统治集团开始醉生梦死；政治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并侵蚀到整个政治、行政和司法体制；法制不公，政令不畅，政府运行效能低下，社会治理主要靠强力来实现；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大量城乡贫民和社会流民，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恶化，社会秩序混乱。

　　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下民心转向的动因和表现

　　在执政前期，即执政开始后两到三年里，执政党一般会履行执政前或曰竞选中的政治承诺，做出一些改革与创新的举动，但幅度一般不会太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履行国家的或国民的元首、国家的或国民的政府首脑的竞选宣言的政治需要，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成为超越党派利益和利益集团利益，维护国民和国家利益的主体。二是不想触犯更多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规模地调整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利益格局，从而为赢得第二次大选、实现连任做好准备。在这一阶段中，执政党或执政集团一般会谨慎小心，内部也比较团结，政治人物之间沟通良好。与专制国家不同的是，民主国家有其稳定的常任文官系统，保证了基本的行政效率。公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通常是对政治人物的有关政策或不当言行或个人道德品质的不满意。可见，民主国家执政前期主要是在政治行政改革和政策创新的程度、幅度上有争议、争论。

　　到执政中期，即从执政党第一届执政期限行将结束前一到两年到第二届执政开始后一到两年，此时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常常矛盾会加剧，斗争更激烈。执政党想实现执政连任，常常会大幅度调整内阁班子，为实现政治抱负或制造政绩而进行大的政治或行政改革和政策创新，但同时，因为实现了连任，政治家也会开始出现政治松懈，行政懒惰等消极举动。由于改革力度加大，利益调整的幅度也会增大，社会矛盾常常会因此而加剧，在政绩不断呈现的同时，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利益(有时是经济利益，有时是政治利益，有时两者兼有)矛盾会激化，执政党内部、执政党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经济政治利益矛盾也会加剧。同时，这一阶段执政党常常是内外交困，也希望内外有重大突破的时候，公民对执政党有的充满希望，有的开始失望。如果执政党的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能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则实现连任、赢得民心就顺理成章，相反，如果执政党的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失败，得不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则民心有可能开始转向，在野党就有政治希望。

　　到执政后期，即执政党执政的第二个时期的后一到两年，是完成一个执政周期的最后时间。这个时期执政团队内部斗争会渐渐平息，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冲突会更加白热化，双方会围绕国际国内重大政策问题，甚至是政治人物的私生活问题，展开不择手段的斗争或攻击。按惯例，这时候执政党政策出现大变化已经不可能，必须作出平稳过渡的姿态，此时民心要么对执政党政策很满意或基本满意，后者是指虽然对执政党不甚满意，但在野党的表现令公众更加失望，所以，公众大多数还是愿意支持执政党的新一任领袖上台，这样，民心就不会转向。要么公众虽然不知道或不敢肯定在野党上台后的政策是否会令人满意，但对执政党的政策肯定非常不满，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非常失望，因此，公众强烈要求更换执政党，民心转向非常明显。

　　前述分析表明，在专制政体下，民心的转向常常是从对统治者的政策和行为的不满到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质疑而造成的。相反，在民主政体下，民心的转向常常是对统治者的政策和行为的不满而直接导致的。

　　中外民众信任度流失启示

　　这就启示今天各国的统治者和公民：一，要重视体制改革。体制虽然有相对稳定性，但一定要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出及时调整，否则，体制的不变或缓变，有可能导致社会或政治危机；二，比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更新。体制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小改，这样改还是那样改，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执政者(执政党和政府的官员)的理念问题。所以，理念的更新必须超前或领先于体制的改革。这样，才能快速、有效地推进社会和政治发展。三，在不同政体形式下，解决民心的转向问题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在专制政体下，要赢得民心，不仅要注意调整重要和重大政策与行为，而且，要注意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在调整重要和重大政策与行为时，要自觉地与维护、提升政治合法性联系起来，即我们平时说的，要有政治头脑和政策水平，要“讲政治”。四，要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无论是理念调整，还是体制和行为改革，归根到底，善于还是不善于平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执政集团与普通百姓、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或曰民心会不会转向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执政党就能长期执政，社会和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社会发展就会加速前行，相反，不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执政党就无法长期执政，社会和国家就会动荡不安，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落后倒退。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