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特约记者 张微 北京报道 

　　昂贵的食物

　　有机市集这么火爆，让常天乐反而担心。

　　作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早期核心参与者之一，她已经从一家美国农业方面的NGO机构辞职。除她之外，还有另外两位志愿者齐大福和马小超全职来做这事。再加上一堆兼职的志愿者，没人给他们发工资，已经将市集撑了一年有半。

　　常天乐担心的是，人气太火爆，就意味着小农户们和消费者之间深入交流的几率变小——人们忙着抢东西，小农户们忙着卖东西——而这显然不是常天乐希望的那种轻松的氛围。

　　跟2011年相比，市集的很多东西涨价了。蔬菜最高卖到25元一斤，圣林农庄的鸡蛋从15枚30元涨到35元，米酒先生不再卖500毫升的小瓶装，血糯米的新米酒品种卖到一大瓶150元。当然这都不算什么，听起来最让人咋舌的，是天福园的樱桃从50元一盒卖到了100元一盒，而且在半个小时内抢购一空。

　　常天乐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吃惊。她担心市集被简单粗暴地贴上一个“樱桃100元一斤”的昂贵标签，可“永远有涨价空间在那，而且没办法跟买不起的消费者解释”。

　　市集的志愿者王骞也觉得一些食品贵得让她有点承受不起。她会买些奶酪、牛奶，因为“性价比高”。

　　食品的价格是由小农户和农庄们按照市场的需求自己定的。常天乐曾经试图干预过，去年有农庄想把草莓卖到40元一斤，常天乐一听急了，太贵了，于是农庄把价格降低到30元。后来，有人告诉她，去农村采摘还50元呢。“我就学到了这个教训，不要去管人家卖多少钱。让消费者和市场去选择。”

　　事实上，在常天乐看来，农户们涨起来的定价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你让农民怎么种地啊。”譬如，某农场“草莓卖得贵，是因为别的作物没有挨过冬，只有草莓挨过冬了”。

　　“有人说市集贵，但我要问你，愿不愿意相信陈艳红这样的农民？”常天乐说。

　　“有机”之惑

　　“中国食品安全最大的问题就是social trust。”这是常天乐的一个日裔美籍朋友，在中国做了一年的食品安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之一。

　　有机市集上的食物，并没有经过官方有机认证。所以常天乐和市集上的小农户们经常面临的一个质疑便是：你怎么保证你的东西是有机的？

　　“在美国，如果一个农场声明自己是有机生产，别人不会问你到底是不是有机的。”常天乐说。

　　在中国，他们得一遍又一遍跟消费者解释：有机市集的初建立，是日本女孩植村绘美找到场地，小毛驴农场的石嫣帮忙找来五六个在有机生产圈里比较靠谱、独立的中小农场，由于生产成本和有机认证费用比较高的缘故，这些农场并没有认证，同时，赶集者也多是对这些农场有所了解的群体，熟人社会形成了最基本的信任。

　　而其后，小农户加入市集的门槛便是经过志愿者团队的考核：“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农场，他怎么理解有机，再具体到他的肥料来源是什么，他防治病虫害的办法是什么。”

　　信任链条看起来很容易建立。比如在市集上，有个姑娘询问“守土义坊”的眼霜到底怎么样，当坊主告诉她，这些东西是给自己用也给妈妈用、效果很好时，姑娘二话不说，掏钱买了剩下的两管眼霜。

　　而信任链条也很容易被破坏。曾经有农庄把有问题的鸡和鸡蛋拿到市集上卖，被志愿者发现。

　　市集上的有些产品，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纯正“有机”，而挂着“有机市集”的招牌就难免迎来其他有机种植者的诟病，业内或半业内人士们对有机的理解实际上各执一词。

　　“你凭什么叫有机？你达到有机标准了吗？就算你土壤达到标准，空气和水能达到标准吗？北上广深就没有有机，你想想这些地方都污染很厉害了！怎么保证牛吃的玉米也是有机的？你用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还是有机吗？”一位质疑者曾这样发问。

　　常天乐的理解是：“很多人认为有机就是标准，需要拿着技术认证去对比。而我们认为有机是个理念，是可持续的做农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美国做考察时，常天乐遇见美国著名的食品专栏作家迈克尔·波伦，他说，在中国有机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就像在美国健康这个词是被污名化的，干嘛还用这个名字呢。

　　常天乐也曾经犹豫过要不要给市集改个名字，现在她索性想开了。与其眼睁睁看着有机跟造假、昂贵、特供等字眼关联在一起，不如抢夺有机这个话语权，“任由一个东西污名化还不如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机应该是什么。”

　　易碎的信任链

　　陈艳红是北京有机市集里唯一的农民身份的小农户。

　　自家房前屋后的一亩地拿来种菜，半个院子用来养鸡，因为是自产自吃，便不施农药化肥，吃不完的那些拿到市集上去卖。

　　有机市集建立的初衷是支持像陈艳红这样的小农户，让远离土地的消费者与小农户多交流，买到放心的蔬菜瓜果。

　　陈艳红的蔬菜，在价格上算是市集里最便宜的。去年，她的蔬菜价格平均5元一斤，远远低于其他农庄9元、10元、15元的价格。她的蔬菜看起来粗粗笨笨的，茄子表皮上带着疤，南瓜很大的一只蹲在地上，独头蒜挂在蒜辫上没什么讲究。

　　比起其他的由城市白领创业的有机农庄，陈艳红的小菜园收获的评价最为分裂。有消费者相当信赖她，甚至专程跑到她家地头上去买菜、买蛋；有人却觉得她有小农的劣根性，譬如陈艳红涨过价，东西不好卖的时候又把价格调了回来。

　　加入有机市集，给陈艳红带来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赶上一次集，便能卖出两三千元的东西。有关系好的顺义同乡跑去跟她商量，能不能带上他们家的东西去市集上卖。 “我说我给您卖，您得先给我尝尝，结果我这一吃，不是那么回事，味道跟市场上打了农药化肥的是一样的。”陈艳红说。

　　有机市集的志愿者们对陈艳红这样的小农户是连监督带引导。“这是她很重要的生计，她自己也蛮小心的，如果失去了这个渠道，她的收入马上就下来了。”常天乐说，“如果你不愿意去信任，你还有什么办法么？去信条形码？”

　　长期以来消费者和生产者隔绝的鸿沟，是需要花时间慢慢去弥合的。有一次，一个消费者在市集上买了红菇，回去一泡水发现出现了红色，便认为是染了色。志愿者们经过调查后，跟他解释，红色是农产品自有的颜色，是纯天然的。对方也不理会。

　　美食专栏作家殳俏写到过一次她的阿德莱德农夫市集上的遭遇。摊主正推销他的樱桃，殳俏问，这樱桃是有机的吗？摊主告诉她，不完全是，因为用了一点点农药，但量非常小。并继续跟她解释，有机种植成本极高，而且有机并不能完全与高质量画等号，有所控制地用一些化肥和农药，其实也能产出不错的农产品。

　　坦白地告知消费者他的种植过程，并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是美国农夫市集的做法——尽可能的信息公开。这也是常天乐和志愿者们希望市集去采用的方法。

　　最近，有机市集琢磨着成立一个委员会，由消费者、农户和一些专家共同构成。

　　“由这些委员会来决定一些重大的事宜，而不是几个人来做一些草率的决定，这样，对于市集的公信力和规范化都会有好处。”常天乐告诉记者，“怎么界定中小农户？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包衣种子要不要写进去？这些都会通过委员会的议事来达成共识的规则，由消费者和农户一起，共建一个良性的食品体系。

　　可她也知道，当中国人还不太习惯用这种议事方式来制订规则时，这事也挺不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