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万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三聚氰胺、染色馒头、黄瓜涂抹激素等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相关机构的治理失败又使得社会的信任危机进一步深化。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一些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与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在城郊或农村租赁土地，雇用农民为本单位种植蔬菜、饲养家禽等，建立农产品特供与专供基地。同时，一些个人也自发组织结成农产品生产联盟，在郊区或农村租赁地块、雇佣农民建立自供生产基地。

　　这种建立特供或自供基地的做法已经不是个别行为，它真的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吗？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考量一下，自供食品行为将会如何步履维艰。

　　为什么退回自给自足

　　为了更好地理解建立农产品自供或特供基地的行为，有必要阐述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分工和专业化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也是华人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最为重要的贡献。

　　亚当·斯密很早就告诉我们，分工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有效地减少资源稀缺的程度。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正所谓“熟能生巧”。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分工与专业化在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会造成交易费用的增加。在自给自足时代，一个人或家庭既生产食品又纺纱织布，虽然效率低些，但交易费用等于零。

　　当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提高以后，虽然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但必须通过贸易，人们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所有产品。而贸易本身，就意味着增加交易成本。

　　以购买粮食为例，消费者需要花费成本获取产品的品质信息，比如判断面粉之中有没有添加剂；另一方面，在交易之后，又要花费成本应付因产品品质产生的纠纷与摩擦，比如在食用含有恶性添加剂的面粉造成事故以后，要去维权。这些费用都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

　　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条件下，食品安全市场类似于“柠檬市场”，由此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详细讨论了这一机制。由于消费者对于高安全程度的产品和低安全程度的产品难以在事前有效地甄别，就会根据好坏产品的概率分布，选择一个中间价格出价。由于高安全程度产品的生产成本高，而低安全程度产品的生产成本低，如果按照这一中间价格交易，高安全程度产品的生产者将会“蚀本”，而低安全程度产品的生产者将会获得超额利润。

　　也就是说，分工与专业化收益的取得需要以交易费用的增加为代价。而交易费用，也会反过来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因此，一个繁荣、合理的商业社会，需要两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要提高生产效率，推进社会分工；另一方面要发展出一系列有效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否则，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将放弃分工退回到自给自足状态。

　　在当前食品市场混乱的情况下，很多有条件的国家机关、企业和个人退出市场交易，通过租用土地、雇佣农民建立农产品专供或自供基地的做法正是这一经济原理的说明。

　　管制为什么失效

　　而依靠市场自身难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时，就需要国家进入，依靠政府机构的专业技术治理，减少产品信息的不完备，降低交易费用。

　　而在中国，这类管制不但没有降低交易费用，反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切实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国家管制，为消费者提供有机食品与安全食品的认证。但是我国有机食品与安全食品的认证存在如下问题：第一，验证标准均为定性标准，这就增加了认证的度量难度和科学性；第二，管制不但没有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信息甄别，反而由于管制产生的租金，促生了资格认证的交易。很多获得资格认证的企业，通过对外出售标签谋利，由此造成了资格认证的混乱与国家管制的失效。

　　国家管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失效，在近年来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得到充分显现，在问题奶粉在被揭露之前，这些乳制品企业也都获得了国家的安全认证。而且，食品安全问题的揭露都不是源自于国家管制部门的检查，三聚氰胺是医院查出来的，染色馒头是记者调查出来的。

　　另外，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以后，国家食品安全管制部门也没有及时有效的回应，对责任企业与个人实施有力处罚。作恶者未能受到重罚，本身意味着对他们莫大的鼓励。

　　就这样，当市场失灵、管制乏力，交易成本只能不断飙升。退回古老的自给自足，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新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自给自足真的能解决食品问题吗？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忧虑，现在出现两种形式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一种是由国家机关、企业在城郊或农村租用地块、雇佣农民，为其生产农产品，我们称之为“特供基地”；另一种是，有一些个人结成联盟在城郊或农村租用地块、雇佣农民，为其生产农产品，我们称之为“自供基地”。

　　按照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规律，要满足大众对于安全食品的要求，需要专业化的农场供给。因为安全食品的生产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生产安全食品不仅仅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还需要优质的土壤和水质。而优质土壤和水质条件的达标，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业化的技术设备。

　　不论是农产品特供生产基地还是自供生产基地，一旦开始生产出安全的产品，势必引发更多的追求者，提高产量成为必然。这又要求种植本身需要专业素养，比如，在特供或自供基地，农民虽然不用化肥，但是使用粪肥。在粪肥之中仍然含有诸多有毒材料，这需要通过高温专业设备加以分离。

　　要满足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就需要这些单位或个人建立现代化的农场，引入专业化的技术人员与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如果仅仅是自给自足，农场的运作成本将会很高；如果也面向市场生产，其由于不是专业化从事农产品生产，其无法与专业化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场竞争。因为专业化农产品生产不仅仅是生产的专业化，还涉及复杂的市场的调查、销售网络的建立等问题，这都是不胜其烦的事情。这也都是单位或个人的特供或自供生产基地难以效仿的。

　　所以从根本上说，农产品自供或特供无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不仅如此，自供或者特供还会引发食品之外的社会问题。

　　于自供而言，只有那些经济比较宽裕的个人才有能力组成联盟建立自己的自供生产基地，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参与。于特供而言，不仅受众更少，它所耗费的资源本为公众共享，其模式更经不起推敲。

　　自供和特供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群体的分化，而社会底层群体将承受着更大的食品安全风险。

　　其实，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本没有特殊道路可走。正如经济学原理所揭示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反过来约束分工与专业化的推进。要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就需要国家对食品领域的有效管制，借助于政府专业机构的技术治理，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信息甄别支持，从而消除分工与专业化的障碍，为市场机制的运作提供制度支持，让大众具有平等消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