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中国周刊》

　　A=石嫣

　　“小毛驴”并非CSA的唯一形式

　　Q：离开“小毛驴”，不觉得可惜？

　　A：““小毛驴””就像我的孩子，但它总有长大的一天。它发展得很好，我离开，也放心。不过，我必须要承认，随着它的长大，建立它的基础——信任，正在逐渐削弱。

　　“小毛驴”的性质是CSA农场。这不仅是一种耕作模式，也是一种社区沟通模式、生活模式，这一切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会员信任我们，提前支付一年的菜金，接下来就和我们共担风险，不管来年是丰收还是歉收，都会参与进来；我们必须遵守承诺，有机耕作，绝不施化肥农药，保证提供绿色无公害蔬菜瓜果。

　　在2009年的时候，我熟悉每一个会员，知道他们的家庭住址、职业、兴趣爱好，他们也熟识农场一切。通过面对面交流，我们是彼此信任的朋友关系。但到了2010年，会员增加到300多户的时候，我就已经顾不上来了。2011年，700多户，我们亲密的接触已经成为奢望。

　　很多后来加入的会员，并不怎么理解CSA，只是一味要求我们有足够的蔬菜供应，并不管天气和田地的实际情况。只要耽误他们吃菜，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指责我们违约，甚至要收回先前预付的菜金。没有接触，没有信任，CSA模式就无法维系。

　　Q：可即便如此，“小毛驴”还是在不断壮大啊。

　　A：“小毛驴”发展势头良好，它的成功让我确信，生态有机农业绝不落后，在如今完全可以有一番大作为。

　　不过，“小毛驴”的成功并不能代表CSA模式的成功。CSA是要参与其中的农户受益，农业受到社区消费者的支持。这是我从事生态农业的初衷和最终目的。但是“小毛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小毛驴”是农场，我们并不是土地的拥有者，而是通过租地雇人干活，能来干活的农民是极少数，农民能从中获得的收益更是少之又少。

　　事实上是，因为土地归属的问题，最终，农场这边会不敢进行大的基建投入，干活的农民也会完成任务了事，由此农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可能会受到投诉就不奇怪了。

　　这促使我们全面反思，农场这种模式到底是不是实现CSA的好的形势。当初做“小毛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缺乏主动性，没有主动走向农村和农民。

　　但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去取经，把“小毛驴”视为实践CSA的模板来学习复制。这让我更担心，既不能帮到农民，还影响了CSA多样化实践。

　　自救只是权宜之计

　　Q：不可否认，“小毛驴”解决了消费者食品安全的现实问题。

　　A：严格说起来，这是一种消费者的自救。目前，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各个层面的确都比较热衷于自救。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我总结，目前有关食品安全的社会运动有四种。一种是个人抗议型。面对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公民提出抗议，要求一定惩罚或赔偿。比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赵连海，就是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种是个人自救型。有的人有家人或信得过的朋友在农村，那就请他们代为生产安全的农产品；有的人干脆自己找地自己种，比如阳台种菜，或者圈地自建农庄，一切依靠自己。还有一种单位利用权力资源搞特供，这也算是一种自救。

　　Q：自救为什么不能根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A：这些都算是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权宜之计。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效果能否持久，我很怀疑。个人抗议和个人自救，能解决的问题的面太小。特供又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合法性遭质疑。何况，通常单位是雇人来种地，一旦进入雇用程序，又涉及到信任的问题。圈地也一样，如果圈的地大了，也要雇人来种。最终，很可能自救还是达不到。

　　Q：雇人种地怎么就不能保证农产品安全？

　　A：来“小毛驴”考察学习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已经有一大块地要做农场，或者准备去圈地做农场。资本市场前所未有地关注有机生态农业，这是好事，但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警惕事情变味。

　　土地面积一大，就是规模农业。规模农业必然要雇人。别忘了，现在带着资本投向农业来圈地的人，都是想在农业上有所斩获，很注意投入产出比，最好去赚到快钱。

　　雇用人、规模农业、投入产出比……这些因素一综合，土地耕种者必然会采取消耗最少到收益最多的耕作方式——很自然就会用化肥农药，采取机械耕作，农产品的安全性大大降低。这个规律很难打破。

　　而且，雇人种地，农民就像工人那样上班，按劳取酬，不是按照收成取酬，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不能保证农民的利益，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无法保证。

　　尊重农民，公平对待农民

　　Q：为什么说农民利益无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就没保证？

　　A：食品安全的本质在生产，关键又在农产品的生产。而真正健康安全农产品的生产，只能是通过生态、有机的农业模式才能保证。美国农学教授金在他那本名著《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就指出，正是中国千百年以来的传统农耕教会了其他国家什么是可持续的食品生产。

　　显然，最终能够按照我们传统农耕方式进行耕作的，只能是真正的农民。但如果他们的利益无法保证，他们投身有机生态耕作的积极性就会消退——现在，从事生态农业农民的几乎没有，甚至从事农业的农民也锐减，正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农民都不愿意种菜了，菜能不贵吗？如果还要求菜的安全卫生，不更是奢望？

　　作为消费者，首先恐怕还是要做到关爱、尊重农民，给他们公平。一直以来我们习惯说农民自私、狡诈、道德水准低，但造成这种问题的，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认为农民种地天经地义就该低收入？我们在制定或执行各种涉及到农民的政策的时候，是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合理的位置吗？

　　Q：照你所说，食品安全只能是通过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才可有所保证？

　　A：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我们还有邻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拥有土地的农民，真正能决定在自己的地上种什么，怎么种，农民一定会非常爱惜他们自己的土地，不会让化肥农药损坏它，会想尽良方，种出好的粮食。但农民要为此承当很大的风险。

　　中国农民目前能独自承担风险吗？不能。中国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太弱了。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支持，处于不安全中的农民，为了自保，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难道全怪他们？

　　Q：“分享收获”怎么保证做到对尊重、公平对待农民？

　　A：像我们现在这样还属于比较低端的食品生产层面的安全问题，美国早年间也经历过，最终是当整个社会都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并为此行动，情况才开始好转。

　　食品安全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个人、政府、NGO、企业等多方联动，不能仅仅以自己为中心。前面提到的三种自救方式不是解决食品安全的根本。

　　我认为根本还是应该借助市场化的力量，自下而上，把消费者和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共同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实现用消费投票。这就是我总结的有关食品安全的第四种社会运动。

　　农民要被组织起来，生产方面有了话语权，得到了足够的尊重，自然会有更高的追求。

　　消费者组织起来了，懂得怎么真正支持生态农业，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倒逼生产。

　　必须有人来专门做引导、组织的工作。“分享收获”就承担这样的功能。欲化农民，先农民化。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主动走向农民。生态农业是我们团队的理想和事业，我们已经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社会企业的定位，让我们也能够吸引人才。

　　这样，从制度上，实现了消费者合作组织与生产合作组织对接。整个社会不再是散沙一盘，互不信任。建立真正的信任，是最终解决食品安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