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中国的日子
老外戴亮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与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而中国人如何看待老外，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老外们曾经的“贵宾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排斥与鄙视，同样是一种“畸形”。
记者—黄 祺
20年前，只要生一张一目了然的洋面孔，普通话带点儿化音，一个老外很容易在中国如鱼得水甚至一举成名。但如今，混中国越来越难。且看爱思考的老外，怎样解读自己身边的变化。
老外的黄金时代
普通中国人“认识”的第一个老外，是电视荧屏上的大山。这个加拿大留学生，1990年代初露面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在一档小品节目扮演名为“大山”的外国青年。大山一夜成名，此后多年，每逢中国佳节，大山都会出现在央视的节目中，表演相声、小品或者担当主持人。大山成为整个1990年代中国最有名的老外，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并喜爱的唯一一个老外。
今天看来，当时中国观众喜爱大山的原因，与其说是被他流利的普通话折服，还不如说是被他愿意效仿中国文化的态度折服。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大众的心态十分纠结，大家一方面对自身经济和物质的落后感到自卑，对“外面的世界”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又期待着得到“别人”的认可。从大山身上，国人的复杂心态得到安慰：你看，老外也来学咱们了。
在大山之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来说，到中国去不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只有那种极其另类的角色，才会有勇气去封闭、贫穷的中国。但大山的成功，给外国人以启发，因此，除了公司委派、政府机构派驻等原因来到中国，很多年轻人开始通过留学、当志愿者等途径，试图到中国混出个模样。
尽管会遭遇被围观、被指指点点的困惑，但总的来说，整个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最初几年，是老外混中国的黄金时代。法国人戴亮2000年来到上海，对那时候外国人“如鱼得水”的境遇，他体会深刻。
“那个时候，老外很‘宝贵’。什么叫‘宝贵’，我慢慢跟你说。”戴亮的普通话绝对不比大山差，不过，他不靠这个吃饭，他那爱思考的脑子，比流利的嘴皮子更有价值。戴亮在中国生活近10年，现在是一名用中文创作和演唱的歌手。
到上海留学第三天，22岁的戴亮接到留学生宿舍管理老师的通知，下午有一家演艺经纪公司来招聘外国人做兼职。戴亮非常爱好文艺，接到通知就参加了经纪公司的面试。戴亮轻松过关，招聘的条件很简单，洋人面孔、会说普通话、长得“稍微帅一点”。
出身普通家庭，从未当过演员的戴亮，在到中国的第三天就接到了一次演出。第一次拍戏的地点是上海百乐门酒店，他扮演旧时代某国领事馆官员。从此以后，戴亮片约不断，生活也变得异常忙碌。“上午上课，下午拍戏。”
这样的兼职收入不菲。“跑龙套8小时400元，加班1小时加100元，如果有角色，2000-5000元不等。”22岁的戴亮，生活骤然发生了改变。戴亮在老家也曾勤工俭学卖手机，这算是轻松的工作，但跟在中国当演员相比，卖手机来钱实在太慢了。
当时的中国演艺界，四处发掘洋人。“我背着吉他在路上走，会有骑摩托车的人停下来递名片给我，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去演出。”这样的遭遇，戴亮碰到不止一次。有才艺的外国人会被叫去上电视，没有才艺的，则被聘用为兼职“副经理”，为各种公司充门面。戴亮的不少留学生同学，就被叫去当“副经理”，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表演。
处处受优待，处处被照顾，还能赚不少的外快，生活向戴亮展现出诱人的一面。戴亮说，曾有一段时间，自己真的有些迷惑，生活变得“太简单了”。
如今30出头的戴亮回忆起那一段经历，庆幸自己没有迷失。因为他受到的教育，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因为母亲时常提醒，戴亮开始理解这一切都不太正常。让戴亮记忆犹新的一幕，是他在上海繁华的静安寺街头，看见自己做模特的广告，一家香港服装公司找他代言，让他登上20多米的巨幅广告墙。戴亮自认外形不错，但绝没有达到做服装模特的标准， “那一刻，我觉得很可笑。”
既是贵宾又是道具
从普通大学生到明星般的待遇，戴亮为期一年的中国留学生活就像梦境。幸好，戴亮一年后回到法国老家，远离五光十色的中国“梦境”，他有机会静下来好好想想。戴亮在法国用两年时间研读关于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料，这让他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有了更多的理解，也让他在重返中国并定居后，对自己的道路有着清晰的规划。
戴亮再次回到中国，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工作。跟之前一样，2003年的中国演艺圈，依旧很喜欢老外，他常常受邀参加电视节目。在参加节目时，中国导演总是要求戴亮演唱中国歌曲，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好还能说一段绕口令。戴亮明白，中国观众需要这个，老外唱中国歌，能让中国人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不过，戴亮不喜欢这种“道具式”的表演，他用中文创作歌曲，带点摇滚风，他希望唱自己的歌，但这样的要求往往让导演不满。最后，戴亮只好妥协，唱一首中国歌，再唱一首自己的歌。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外在中国既是“贵宾”，又是“道具”，越来越多的老外意识到这一点。
同样活跃在上海演艺圈的老外华波，名片上印着“多语主持人”的头衔，目前正在上海戏剧学院攻读播音主持专业的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将是中国播音主持专业唯一的外国籍硕士。
伊朗帅哥华波有着语言天赋，到中国仅6年时间，就满口成语、俗语、唐诗，他的普通话测试成绩是“二甲”，这个水平，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达到。华波参加过电视汉语大赛，其中的遭遇让他倍感屈辱。华波的汉语水平恐怕没几个老外比得过，但他还是很早就被淘汰。“最后进入前五名的一个老外，汉语特烂，只不过长得像足球明星。”比赛结束后，导演还要他们身着各国民族服装上台，以达到“各国人民齐聚中国”的舞台效果。
在这样的节目中，中国人对老外文化、宗教缺乏尊重，也让华波很无奈。汉语大赛中有一个评委向华波提问：“酒是谁发明的？”伊朗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信徒穆斯林禁酒。华波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不喝酒。”
作为“贵宾”，老外享受了高于国人的待遇；作为“道具”，老外们常常感到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种复杂的感受，常常让外国人困惑。戴亮理解，那个时候，中国急于得到国际认可，所以电视节目里需要一个洋面孔来宣扬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新态度
不过，戴亮发现，一切正在改变。
戴亮说，2005年左右开始，老外变得不像他刚来时那么“宝贵”，再没有人找他当模特，因为更多专业的外国模特进入中国。“中国人开始区分，这个老外是唱歌的，不是当模特的。”
这时候再上电视节目，当戴亮提出唱自己原创的中文歌曲，节目导演会说：“这个人有想法，唱唱看。”
到2010年以后，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让更多的中国人见识了更多的老外。记者采访2010上海世博会时发现，许多外国国家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通，这些人不仅汉语流利，还深谙中国交际之道。几千万中国游客，在世博会上与各色老外“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于出国机会不多的内地人来说，是难得的体验。
最近一两年，戴亮感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进一步改变。“中国人发现，原来老外里也有好人、坏人。”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让中国人自信心膨胀，老外在一些人眼中，从“贵宾”沦落为淘金者。
这样的评价，让老外们原本享有的优待，变得越来越少。与10年前相比，戴亮的人生变得“正常”，这种生活让他感到踏实。他要为自己的演出奔波，要通过演出赢得更多人的喜爱，他必须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现在，一个老外来中国，如果他没什么本事，他就什么都不是。”戴亮庆幸自己来得比较早，比后来者更了解中国，而且有自己的特长。
如今的中国，越来越难混。
戴亮在上海管理一个非营利机构，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现在需要招聘一名职员，我打算付给这个人每月5000元的工资。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来应聘，我很可能要中国人。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他们外语水平很高，这个工资水平对他来说也还可以，而且中国人很勤奋。我为什么要招这个法国人呢？除了可以跟他用法语聊聊老家，他没有更多的优势。”
事实也的确如此，戴亮接纳过一个法国女孩做实习生，没多久，她就回国了。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她在中国没什么优势，还不如回国过得自在。
华波同样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会说绕口令就能成名的时代，他打算在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目标不是与老外们竞争，而是与中国人竞争。
现在，中国人更能接受老外们的评价。七八年前，戴亮在电视上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喜欢中国吗”、“你怎么学中文的”，现在，他常被问“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国，你们怎么看？”
日本人吉井忍，在中国媒体上撰写专栏，内容涉及在中国的生活，也偶有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评价甚至批评。如果回到20年前，中国读者恐怕很难接受一个老外的“指手画脚”，更别说是一个日本人。
因《寻路中国》而被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人何伟，1990年代以志愿者身份到内地小城涪陵当老师，他描写中国生活的第一本书是《江城》，之前在台湾出版。《寻路中国》在中国内地风行以后，何伟发现，中国内地读者已经不再那么“脆弱”，他们不再回避他笔下的“社会阴暗面”，甚至对何伟挖掘的社会细节十分喜欢。《江城》简化字版终于在今年与内地读者见面，事实证明，并没有多少人反感这个老外对中国的的嬉笑怒骂。
正如戴亮所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与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而中国人如何看待老外，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看起来，老外们的“贵宾”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排斥与鄙视，同样是一种“畸形”。
采访结束，戴亮跨上白色助动车，融入上海淮海路涌动的人潮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老外注定越来越“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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