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探讨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他们有的受惠于体制，有的被体制所遗弃，虽然故事平淡，但却真实地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记者 魏一平

　　摄影 张雷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产假上班了，刚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还有点儿舍不得5个月大的宝宝。她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休产假也能拿到全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养老问题也开始引起她的关注。

　　这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被企业标准远远抛在后面，直到前两年他们不断去市政府反映，才涨了一些。

　　相比蔡妈妈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不断轮转，蔡爸爸要稳定得多。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流行政府部门办企业创收，业务量不大，最初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元。蔡爸爸告诉我们，到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因为工龄已经满30年。最后，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她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自从患病，两口子的退休金就变得杯水车薪，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直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为了给妻子治病，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保，是观察养老金制度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医疗费用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费支出。

　　如果算上蔡璇的姥姥，这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蔡姥姥今年已经86岁，她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一员，在国棉一厂做纺织工人一直到退休。在那一辈人心中，只要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基本就意味着一生无忧。“看病不花钱，单位包揽一切，连洗澡都不花钱，终生有保障。”蔡妈妈对那个年代记忆格外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是挤在一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的。

　　蔡姥姥的退休金，也属于企业标准，从当初每月6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可硬币的另一面是，她的年龄也从50岁变成了86岁，看病问题开始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她患有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到了药不离身的年纪。按照北京的医保报销标准，退休职工每年有2万元的门诊药费报销额度，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大病报销。“‘以药养医’的局面越改越严重，老太太今年到现在已经花了1.4万元药费，2万元的标准根本不够。”蔡妈妈精打细算，能精确说出一片普通降压药的价格变化。作为家里的老大，她从年轻时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母亲的退休金也由她来管理，现在已经不能自给自足，她告诉记者：“盼着我身体好还能照顾老太太，否则请保姆陪护，现在都要每月3000元。”

　　表面上看，这个传统的“421”家庭，现在正处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都有退休金，而且现在身体状况还能应付。蔡璇的丈夫，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刚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幸运地获得了正式员工的身份，小两口的收入只需要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可是，一直跟财务工作打交道的蔡爸爸却开始为未来担心：“老一辈人受了一辈子苦，大多数人还没赶上好政策就离世了；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可是下一代怎么办？照现在的物价上涨水平，他们现在交的这点养老保险，到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

　　蔡爸爸所说的“政策末班车”就是福利分房，这是这个家庭的基础，“如果没分房子，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办”。现在一大家人所住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是蔡妈妈的单位于2007年分配的福利房，126平方米的房子，其中有70平方米可以享受4000元/平方米的福利价，总价也不过70万元，若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计算，已经超过300万元。“我们不吃不喝一辈子能挣300万吗？”连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蔡璇都开始怀疑未来。在有孩子之前，她跟老公过着还算逍遥的小日子，出国旅旅游，去香港购购物，偶尔买点小名牌，“老公喜欢GStar的裤子，2000多元一条，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自从有了小宝宝，他就不买了”。她和老公将来的目标是移民加拿大，“也是为了人家的社会福利”。

　　飞涨的物价，抵消了退休金连年上调的效果。蔡妈妈的退休金刚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虽然附近有很多超市，但她仍然坚持去农贸市场采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涨跌，以及市场和超市的价差，她都了如指掌。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蔡妈妈天亮就出门，骑20分钟的自行车，穿过尘土飞扬的车流，“像个战士一样”去带回一家人的食物。蔡爸爸早在蔡璇14岁那年就为她买了一份商业保险，名字叫“为了明天”，“只是买份心理保障”。他的退休金，除了负担物业费等大项支出，结余的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点保值的东西”。才29岁的蔡璇甚至感慨于墓地的价格：“1996年爷爷奶奶去世时3000元，2001年姥爷去世就涨到1万多元，而2007年婆婆去世时要2万多元，同一个墓园，同样的面积。”虽然小宝宝只有5个月，可蔡爸爸已经开始为孙子上学的事儿做准备。他刚刚去旁边的一所小学打听情况，一年的赞助费至少5000元，即便是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也要1000多元，还得提前两年排队。

　　更大的焦虑来自对未来政策的不稳定预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蔡璇以及他的小宝宝，看上去与体制的距离越来越远。老辈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体制中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可是，政策的变化也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个体命运的无常。蔡妈妈赶上了事业单位改企业，蔡爸爸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蔡璇的大姨是天然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二姨也是从审计局退休，只有舅舅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自由创业者。他做过几年大学老师，调到国旅公司后没几年，就跟同学合伙创办了一家做钢材销售的公司。现在，舅舅反倒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财务加油站，姐妹们遇到买房子、看大病这样的事儿，都是舅舅提供财务支持，有的要还，有的干脆就算帮忙。“以前觉得有保障的工作，一旦遇到点事儿，才发现那些保障都无力负担。”蔡爸爸现在每天坚持走700步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们：“我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不拖孩子们的后腿。如果养老只能靠做生意存一大笔钱才能有安全感，那也太悲哀了，毕竟，这个社会能做生意挣大钱的是极少数人。”

　　长春，被遗弃的工人之家

　　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8米多的大个子还没驼背，说话声如洪钟。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的主打产品蒸汽机车开始淘汰，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1998到2010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最高的一个月领了520元。”大儿子马二对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承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她告诉我们，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三个孩子长大后也都进工厂。“从小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不当工人的话，也没想过要干别的。”马丽16岁职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了十几年的电焊工。“现在后悔当了工人，可当年是顺理成章啊。”马二趁着午休的时间匆匆赶来与我们见面，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所在的运输部门专门负责厂区内部的材料运输，现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多个人中46岁的他都算年轻的。可是，总共只有两部小货车，要走出工厂去社会上与运输公司搞竞争，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现在就是盼着早一天退休。“退休金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在工厂里待久了，外面的市场经济什么样都不了解，也没什么技术，只能一路走到黑。”

　　相比来说，小儿子马三年轻时候算“不怎么听话”的。他初中毕业去当了3年多兵，回来后也有机会去公安局上班，甚至还下海做过几年生意。“那时候钱好挣，也赚了不少钱，但年轻爱玩，不知道攒钱。”他一边串着烤肉串，一边向我们感慨命运。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还是选择回到机车厂上班。一年多以前，在旁边小区租下一间居民楼一楼的房子，开了家小烧烤店，主要由下岗的妻子打理，马三只要不上班就过来帮忙，晚上常常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房子很小很破，只摆得下6张小桌子。马三算了一笔账，每月租金1400元，还请了个烧烤师傅，每月工资3500元，算上水电费等各项开支，1万元的月营业额才能保本。为了避免各个政府部门来收钱，干脆连招牌都没挂，只能靠熟客支撑。

　　房子是这个家庭从体制中获得的唯一感到欣慰的补偿，虽然小，但总算有个家。可是，说到这个问题，语调平和的马大爷却激动起来，因为两年前，他也做了一回钉子户。正在修建中的地铁线从他以前的小区旁边经过，虽然自己的房子并不影响工程建设，但开发商为了提升地块价值，决定要把周围的老楼全部拆除重建，“从6层变成26层”。按照补偿协议的规定，马大爷可以同等面积置换，也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500元获得货币补偿。考虑到房价已经涨到4500元/平方米，大多数人都选择要房不要钱，可是过渡期的搬家费和房租补贴都少得可怜。马大爷带领同楼的人抵抗了一段时间，从最初三四十户，到后来只剩下两户，大冬天地被断水断电，最后也只好败下阵来。经过这次风波，马大爷说他作为一个老党员都凉透了心。

　　退休后，马大爷一刻也没闲着，他好几年在大连等地打工，在木制品加工行业从零学起，好不容易自己攒了点积蓄，可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查出患有白血病。“当时在医院，天那么热，大汗淋漓，可我就冷得不行，明明是大晴天，可我看到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也都沉闷着脸。”马大爷形容知道女儿病情那一刻的心情。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当全家人还在为化疗而愁苦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开导大家的却是这个坚强的七旬老人。“我告诉他们，生老病死，都要认命。”马大爷说。

　　女儿的治疗，花光了马大爷的积蓄，借下了亲戚朋友一大批外债，直到做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才赶上了可以享受大病医疗保险，总算分担了些费用。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退休金。长春的社保缴费额度连年上涨，到去年，最低的一档年缴费也要近5000元，这几乎是家里每年的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不仅不领钱，还要再多交五年钱。”在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像她这样自己交社保的下岗工人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人干脆选择放弃。马三的媳妇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交五六千元，至少要交15年，哪里交得起，我只交了两年就放弃了。”她无奈地说，“看烧烤店的生意吧，要是挣了钱就去补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简直就是噩耗。

　　虽然儿女们不情愿，马大爷还是坚持和老伴儿搬去一家养老院住，他说：“孩子们的压力更大，我不想拖他们的后腿。”他平时帮着做些管理工作，作为回报，院方减免了一个人的费用。直到现在，二老的退休金还在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补贴。在这一点上，马大爷拥有让人感动的观念：“很多老人越老越自私，退休金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我不这么想，生死有命，孩子们才是最大的财富。”在这个清贫但和睦的大家庭里，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大女儿马丽则充当了经理人的角色，从14岁开始，她就负责管理马大爷的工资，后来的退休金也一直由她掌管。直到现在，除了平时二老的开销，每到春节，马大爷都会包三个大红包给三家，把剩余的钱平均分掉。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工厂辉煌的时候当学徒，出工之后没几年工厂就垮了，可已经错过了下海闯荡的年纪，等孩子上了学，又赶上物价飞涨，像是一直被甩来甩去，永远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马二的话虽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但却代表了大部分“50后”、“60后”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确切地说，是濮阳下辖的清丰县，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就当是一种远期投资，养老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甚至不少同龄人，判断眼下工作好坏的标准，已经涵盖了20多年后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对于小城居民来说，养老制度的风吹草动已经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就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是爷爷的1/5。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最近8年，国家连续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变革年代里，大家纷纷托关系寻出路，有门道的人基本都调走了，可局领导没有放走王爸爸，而是把他调到县城的工业品市场去挂职。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商业局现在改成了商贸总公司，王爸爸上班的工业品市场就是商贸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企业之一，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新组建的商务局。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虽然公司名义上还跟政府有关联，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是贡献一点微薄的门面房租金。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就是说，退休要比工作还要划算得多。他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少数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退休老人成了县城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王蒙的大伯和二伯一家都在银行系统工作，大伯母是县社保局的公务员，主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她可以带我们跳出这个小家庭，而以整个清丰县为观察样本。据她介绍，从1998年开始，国企破产，下岗职工增多，清丰县的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不过，直到2003年之前，社保统筹还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县里可以根据上年发放的社保资金规模，来设计下一年的应缴额度，总的要求是“稍有结余”。在那之后，统筹范围扩展到全省，以省为单位，社保基金的上缴和划拨都由省里统一调配。从2005年到现在，清丰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从5000多人增长到7000多人，随着标准的提高，现在每年要支出近1亿元的退休金，可另一面，社保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还是每年5000多万元的规模，另外5000万元的缺口由省里划拨。“尤其是近两年，缺口越来越大。”

　　“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王爸爸所在的商贸总公司，下属几十家小公司，一共1000多员工，可只有20多个人有编制。“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资甚至不如一个有编制的毕业生多。”王爸爸无奈感慨。这种资源占有的级别差异，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小城对比更加明显。

　　养老，家庭之外的探索

　　如果我们局限在家庭养老的模式来看，上面这三个家庭，基本上代表了当下中国城镇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处境——受益于体制变迁的人，为未来体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被体制所抛弃的人，则期望抓住下一次体制变迁的机会；而对于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来说，进入体制，本身就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小家庭制、养老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和主流。研究家庭养老问题的专家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东方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会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自然流动。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缴纳保险，供养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本是一种合理的交换机制，因为如果社会正常发展的话，我们的养老自然可以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可是，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加之频繁变化的政策和飞涨的物价，使得我们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观察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和医保政策成为两个平行的坐标点。前者关系到下一代能否为上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后者则关系到家庭养老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对“421”结构的蔡璇一家来说，可以想象，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眼下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支持，未来也必将会承载更沉重的负担；对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马大爷一家来说，女儿的大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的物质储备。

　　家庭养老在经济之外的优势已经被反复论述，甚至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同理，家庭养老之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长春，和马大爷住在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还有将近40个。这是一座建在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外表有些破旧，一共有160张床位，两人一间，每张床位每月收费800～1000元，包括食宿。不同于政府办的福利院只收无依靠的孤寡老人和不能自理的病疾老人，这里常住的老人基本都可以生活自理，他们都有子女，有的还跟老伴一起住进来。除了个别确实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外，大部分都是主动选择的，他们的理由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不方便；一个人在家做饭很麻烦；在这里有人聊天不孤独……”

　　投资养老院的王老板，以前是高级工程师，后来下海办公司，完成财富积累后退出商海。他告诉我们，眼下的养老行业还很难赚钱。“规模更大的养老院，往往是打着幌子圈地。收入很高和很低的老人都不太可能住养老院，1000元是个可接受的价格，但每人每月的生活费至少要500元。”这家养老院一共有7名工作人员，加上运营费用和采暖费，没什么利润可言，如果再算上各项硬件投入，就是笔赔钱的买卖。政府的支持，除了免税，还可以享受每张床每个月50元的补贴，但是并没有在更关键的用地方面网开一面。王老板本想扩大规模，他花了十几万元买来的东西到现在还在仓库里堆着，因为扩建计划最后在市规划局卡住了。旁边一家房地产公司已经瞄上了这块地皮，为了赶走养老院，甚至在屋子前面树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照进老人屋子里的阳光。

　　据马大爷介绍，在长春市宽城区，大约有40家养老院，其中只有两家属于规模经营，另外38家全部是小型的居家式运作。55岁的李爱华就经营着这样一家，她1992年下岗，爱人酒精中毒后得了精神病，她摆地摊卖过菜，走街串巷给人理过发，也开过烧烤店和服装店，直到2000年在小区里租下一套房子，开起了养老院。中间搬过5次家，现在的房子是前年刚刚买下的，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屋里摆了16张床位，现在住了8个老人。与马大爷住的养老院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需要人照顾，绝大多数时候，李爱华扮演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家人和护工。根据生活自理能力不同，每月收费在300～1200元。虽然它不符合政府对养老院拥有至少30个床位的要求，也没有办理过工商注册，缺乏有效监管，但这种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融合的模式，倒是我们此次采访养老金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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