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企业家 资料图

　　“九二派”：官员下海20年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体制

　　文|《小康》特约记者 于靖园 北京报道

　　2012年6月26日，《九二派》新书发布，此书的主角——被称为“92派”的企业家群体聚首北京大学，而4个月前，他们也曾聚首于北国冰城亚布力，探讨20年前一位老人南国之旅带来的巨大改变。

　　被包括在“92派”群体的那些人有：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中国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等。

　　这些企业家的名字，早已为世人熟悉。而他们身上印着的“92”数字标签，对如今的投资者来说，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

　　“92派”的精神脐带与掣肘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的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那年，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可是第二年他就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2派》一书的策划人之一，与“92派”关系非常密切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认为陈东升是92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个细节，我的印象非常深，他们在嘉德创业初期，因为陈东升是政治抱负很强的一个人，他的合作伙伴问他会不会做着做着又跑到政治里头去。”陈东升用掐灭一个烟头的方式来做自己的隐喻，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已经像烟头一样被彻底掐灭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全心全意去做企业了。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正式营业。那时，创办嘉德不久的陈东升到香港观摩索斯比的拍卖时，还总是猫在角落里，弓着腰偷偷拍摄，似乎学习别人是一件会被耻笑的事。“一下从机关出来，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在五星级酒店好多人举牌，几百万、几千万，我觉得蒙了。”

　　到1994年3月27日，将近一年时间，中国嘉德颗粒无收，陈东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这样对傅小永描述自己当时承受的压力：“大家说人一紧张身上就会冒冷汗，错了，我当时是心在冒冷汗，胸疼、透不过气。家人和员工后来告诉我，每天上班进办公室看见我笑，他们才敢笑，如果我阴着脸，他们就不敢抬头。我自己没本事，就使劲怪员工，好像周扒皮，拿着鞭子抽他们：出去干活，出去干活！”

　　同样，泰康人寿在经营七年后才开始赚钱。如今在泰康的办公室里，挂着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傅小永知道，这幅作品是对陈东升艰难创业过往的纪念，也是他个人气质的真实写照。学经济出身的陈东升在创业之初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当部长”。为挽回这一机会成本，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创办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如今，55岁的陈东升对自己显然是满意的——嘉德拍卖已成为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2011年营业额超过百亿；1996年创办的泰康人寿，已是拥有25万员工、6800万客户的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2011年资产3500亿。

　　陈东升其实已经有了“知天命”的深刻体验，他曾说，“50岁，有一种巨大的暗示感。”得到“巨大的暗示”，常常意味着生命的定型及对自我的认知。近20年的创业帮助陈东升完成了自我认知，他对自己的概括是：“我从来都敢跟别人交锋，真实的陈东升，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还加上革命的现实主义！”

　　陈东升正是“92派”一词的首创者，他如此定义：“这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辞职创业的企业家。”在他看来， 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

　　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他当时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任处长，可是他一直希望能有个独立舞台，而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

　　毛振华辞去了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处长职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毛振华决定创办中国的穆迪公司。短短四个月，他完成了可行性报告、募股、注册等一系列工作。他怀里揣着的蓝图就是穆迪和标准普尔。

　　毛振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下海”——他办的是“调动手续”，他只是“调动到自己创办的公司里来了”。他不是两只脚义无反顾地跳下海去，是第一只脚迈出去，第二只脚才抬起来。

　　而如今，他选择拔脚“上岸”了。20年后，他再度转身回到书斋，中诚信似乎在他的事业中开始隐退。傅小永说，毛振华的身上保留了很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而他认为这是一部分“92派”企业家的特征。

　　1991年，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陕西人冯仑也离开了体制。他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的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坐上南下的火车，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

　　“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冯仑说过这样一句话，而近十年里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冯仑和他创建的万通得以成就大业。

　　在那里他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日后，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这是《92派》里的主人公们在1992年前后的生活情境。回溯他们在这一时段的人生情境不是为了展示一个个苦涩、温情的商业励志故事。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体制。”傅小永总结道。

　　“所以92派体现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人生抱负和价值，他们对体制很失望，即便你呆在位置上很满足，但是很灰心。”傅小永说道。“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92派”的核心特征。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

　　这些珍珠在中国现代企业家史上成为了“夹心的一层”。按照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表述：上，有上世纪80年代即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本世纪之初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那么以开拓金融、贸易服务业为主的“92派”呢？他们两头都不靠。“可是，这个夹心层的精神气质非常不一样，如果说他们身上有种共性，就是韧性和使命感。”《92派》一书的作者，《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为了撰写此书，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对92派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入采访。

　　“表现为什么呢？他们是官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官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经历过最苦难的年代，对国家的灾难有很深刻的感同身受，经历过最波澜壮阔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各个自由市场最活跃的年代，深受这个年代的洗礼，有抱负，想用未来干的一些事情来报答国家。” 陈海对《小康》记者说。

　　这些满怀抱负的“92派”寻找的时间点，集中在1992年。陈东升说，1992年的时候，社会价值观认为最优秀的人应该去从事商业。

　　“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时候‘92派’最大的理想是做学问。后来他们成为学者型的官员，要改造这个国家，实现自己的抱负。”陈海认为，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因为那时候的社会价值观，崇尚知识、学者、科学。但是90年代却不一样了。在经过80年代的波浪且公司法颁布以后，社会变得多元，经商，做企业家成为社会的主流。“聪明人确实都如此。”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很精准地总结道，80年代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乡村退出到市场，从乡村配置到市场，农村企业能人，成就了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体制配置到市场。

　　“1992年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当中是个标志性的点。因为在这之前，外部世界都是封闭的。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把国家锁定在通往主流文明的索道上。”在傅小永看来，1992年无疑是个与众不同的年份。

　　在公司法颁布之前，很多体制内的精英觉得在体制内没有前途，纷纷觉得有其他可能性。在这些人纷纷摇摆、徘徊的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个文件是被‘92派’，特别是陈东升、毛振华他们最为看重的，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被低估了，他们认为这两个条例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陈海在研究“92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

　　陈东升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当成红宝书一样，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

　　毛振华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陈东升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

　　“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

　　或许，历史最终会将他们定位为“过渡的一代”。

　　有些人“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正是这样一批快速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胆量和智慧并存的他们，纷纷成为各自行业里的江湖大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可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成为了落寞的失意者。

　　陈海在《92派》一书中用不小篇幅描述的兰世立，现在就在狱中，“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下海”创业前的履历如下：干部家庭出身，毕业后被分配进中共湖北省委；之后被选派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锻炼。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中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他曾表示，“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

　　头脑灵活的兰世立很快展现出了商业天赋。1992年，兰世立欲将广州“早茶”引进武汉，他在东湖开发区办了当时武汉最豪华的酒楼“东宫”。开酒楼期间，兰世立还办了一家旅行社。2003年兰世立收购了汉口国旅，并因此拥有了出境经营业务。旅游业也被兰世立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采取包机的形式，将泰国航空、大韩航空、新加坡航空的飞机引入武汉。

　　事实上兰世立这时已有了更大的野心，他想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2005年6月，他拿到了东星航空公司批准筹建的批文，随即与空中客车、GECAS签署了购买、租赁各10架空客A320飞机的合约，总价值达120亿元人民币。

　　可是，兰世立的好运似乎至此到了尽头。2006年5月，东星航空首航，旋即以超低票价抢占市场，招致多家航空公司的联手封杀，要求机票代理商不向旅客出售东星航空的低价机票。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东星航空和对手们一样，遭受油价上涨和需求锐减的挤压，本已紧绷的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

　　到2009年初，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多次索要租金未果的GECAS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2009年3月13日，兰世立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理由是合作条件不平等，行政力量对双方的商业合作进行了过度的干预。他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

　　2009年8月，东星航空被武汉市中院裁定破产清算，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2010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4年。

　　“虽然出身官场，从体制中走出，熟悉体制，兰世立终也倒在了体制的怀里。”在《92派》作者陈海看来，这似乎应了冯仑那个著名的判断，“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湮没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在冯仑看来，在国有资本面前，民营企业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描述‘92派’的历史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50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傅小永在《92派》书中序言的最后提到了美国的历史经验：“那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囊括。”傅小永认为，“92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投资者来说，“92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20年后的现今，关注南巡、关注“92派”似乎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

　　“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周瑞金说道，面对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复杂局面，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

　　(《小康》实习记者傅旦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便是“92派”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