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王晓渔

　　去清华大学，总是要寻访“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纪念碑上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这块纪念碑又是那么默默无闻。在校园里一路打听过去，如果直接询问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纪念碑，多半是茫然，只有先找到“二校门”，才能在第一教学楼旁边找到这块著名抑或无名的纪念碑。纪念碑周边通常是安静的，适合凭吊当年风物。有一次远远地看到那里聚集了几个人，围着纪念碑在讨论些什么，走上前去，原来是在讨论材质和造价。

　　在“二校门”，曾与王国维同邻的还有毛泽东。1966年，清华“二校门”被摧毁。1967年，在“二校门”原址，高达8.1米的毛泽东塑像落成。这是中国高校“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底座上是林彪的“四个伟大”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手迹也成了毛泽东塑像的“标配”，被很多后继者模仿，直至林彪事件之后被一一清除。1987年，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被拆除；1991年，“二校门”重建。一拆一建的还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曾于“文革”期间被摧毁，“文革”结束之后恢复。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和毛泽东塑像的消长，颇具意味。正如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有关，一所大学里的公共纪念物，与大学精神有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这样论述公共纪念物：“公共纪念物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们像一般艺术品一样供人鉴赏，并借其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而被视为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一旦它们丧失这种灵魂，在这方面它们对国民说来就变成了无主物，而得为任何私人所有，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埃及的艺术品那样。”

　　公共纪念物能否成为公共记忆和公共精神的象征，取决于它能否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当下中国大学里的塑像，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特点，千篇一律，往往是一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些人物是否与学校有关，是否与大学精神相符，却不在考虑范围。2012年，陈寅恪铜像被安置于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附近的草坪上，这种公共纪念物有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山大学的洪秀全雕像就显得突兀。洪秀全既和中山大学无关，难以成为“内在的回忆”，也和大学精神无关，难以唤起“荣誉的灵魂”。

　　什么是正常的大学精神？陈寅恪在纪念碑铭中已经点题，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大学精神是相通的，但是这不意味每所大学都要复制一块王国维纪念碑。如前所述，大学里的塑像，最好与这所大学具有内在的精神有联系，这样的塑像才会如鱼得水，“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

　　塑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塑像的对象，也表现为塑像的产生过程。大学在精神上接近城邦，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公民的技艺，公共参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围绕公共纪念物，大学生进行公共讨论，然后参与设计和制作，这本身就是对大学精神的实践。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李大钊铜像，由北京大学的1977、1978级全体同学敬立；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铜像，同样由中山大学的校友敬立。这种由校友参与而非单纯由校方决定的过程，和塑像一样具有价值。香港中文大学门口的塑像更是别具一格，塑像旁边的文字说明专门解释，这是学生会的意愿，当时以前校长为首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表示反对。这种分歧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可以折射大学的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建造一个塑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生的参与，或者师生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限于捐款和制作，无法参与决策，即使竖立的是王国维纪念碑，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纪念物的精神和纪念物的竖立过程是相悖的。

　　对于塑像的价值，不必过于放大。1929年，叶圣陶在《古代英雄的石像》里写道，一块被雕成古代英雄的石头向其他石头骄傲地说：“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颗心是虚伪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这个观点遭到了反驳，一块石头提出疑问：“历史全靠得住么？”另一块石头说：“英雄也许是个庸人，也许是个坏东西。给写历史的人高兴，这么一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在这篇童话的结尾，古代英雄的石像倒下，石头被铺成了路。《古代英雄的石像》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回到大学和毛泽东塑像这一话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学校园是否存在毛泽东塑像，毛泽东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大学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整整60年前，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定了大学的基本格局：取消私立大学，保留公立大学；减少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减少或者取消人文社科专业，增强理工尤其是工科专业；取消通识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即后来的“又红又专”)。时至今日，虽然民办高校已经恢复，但是无法与当年的私立大学相比；综合大学陆续恢复，但是大学的理念依然是工科思维至上；“重理轻文”的传统几乎没有改变，而且不限于大学，中学同样如此；通识教育在恢复之中，但是筚路蓝缕。

　　塑像可以展现一所大学的灵魂，但是大学的灵魂不是由塑像决定的。

　　(作者系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记者_沈玎  实习记者_唐爱玲 王皞 王岚清 秦筱 北京、上海报道

　　一位复旦新生有天从日月西路经过，然后穿过位于邯郸路上的复旦校门，前往五角场吃晚饭。在日月西路东侧，有一尊毛泽东身穿军大衣背手像，天天都能看见，见惯不怪。

　　当晚，他从五角场回来已经是夜深，一路上人迹萧索，沿原路走回学校时，还是面对那尊毛泽东像。该新生漫不经心地一抬头，却猛然看见身穿军大衣的毛泽东已经将右手迎风挥起，他顿时脊背发麻，僵在原地。

　　等到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在岔路上走错了道，上了四平路，一路走进了同济大学……这是流传在上海高校间的一个段子，它以轻松戏谑的方式，说出了比邻而居的复旦、同济两大名校里毛泽东塑像的异同，及其在当今学子们心目中的形象。

　　如果时光能倒流40年，那个迷途的学子在看到毛塑像时必然会是另一番的心境—当时全中国都陷入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中，在红卫兵最活跃的高校里，竖起伟大领袖的塑像，成为了标榜自己革命意识的力证。

　　如今40年过去，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除殆尽，不少高校亦已经将校园内的毛像拆除。但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复旦、同济在内，全国目前仍有超过20多所高校保存有毛泽东塑像。

　　这些横跨了近半个世纪，散落在中国各大高校里的雕塑，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图腾。它们散发出来的某种历史情结、不合时宜的个人崇拜，以及与大学氛围不相称的革命精神，被年轻的大学生有意无意地忽视。

　　毛像与政治化教育

　　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生陶鸢和李珉曾经探讨过毛像的问题。

　　陶鸢觉得学校有个毛像就跟有一棵树一样，他从不会多看两眼。

　　李珉则总是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个性很足，不够团结，而毛像至少代表了曾经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共同牺牲的精神。

　　不过，现在的大学生解读的能力都很强，从毛像身上，对于大学精神，总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看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的毛主席挥手塑像，有学生就曾调侃说，毛主席挥手的意思是说“医学院要上5年”；也有学生解读成“想念书，先交5千学费”。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这尊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塑像，与当年整个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时，中国大学跟新的国家政体一样，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这种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理论，决定了大学改革的方向不再是培养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等。

　　从1952年到1953年，中国拆分了一批历史悠久的综合大学，建立了一批以专门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到1957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

　　在北京，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编者注：这八所大学今天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国农业大学。)毛泽东当时的教育主张与现实相吻合的方面在于，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他也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

　　“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撰文表示。

　　毛泽东认为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对抗现行教育制度。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些班上的学生、家长膝下的孩子，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中，转眼间变为暴烈的红卫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始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

　　在《清华大学九十年》一书的记述中，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即是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当做“封资修”的象征而推倒。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其校门本是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1911年，随着围墙合拢，大学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清华园”三字，是清华大学的地标(在1933年，清华大学扩建后，成为了“二校门”)。

　　推倒“二校门”后，接下来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其中一种说法是，1967年春天，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工程专业65级毕业生高鲁冀“回校闹革命”，在路过一片残骸的“二校门”时，对好友由立刚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如果在这里建一尊毛主席像，那就谁也不敢拆(二校门)了。”

　　由立刚将此设想向“井冈山兵团”的领导人蒯大富转述，后者很快做出了建毛像的决定。1967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清华大学塑造毛像的新闻。一位造反派激动地说：“我们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塑得高高的、大大的，我们好抬头就能看到毛主席，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清华大学给了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唱红”的灵感，以至于后来，立不立毛主席像成了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是政治立场问题。其结果是你立我也立，一发不可收。

　　1989年，摄影师成文军接连在新疆喀什和西沙群岛的海军基地都看到了毛泽东塑像。从那时开始，成文军就有了一个疑惑：到底多大的建像规模才能让塑像建到这里？

　　于是，成文军开始拍摄毛像，一拍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他走访了50多名雕塑家，拍摄了近6千幅照片，几乎拍遍了所有的大型毛泽东像。

　　“文革期间，到处都在造毛像，由于校内的红卫兵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成文军告诉记者，“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座毛泽东塑像则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红卫兵新复旦师、同济东方红、外语学院革造部、新师大师”等17个红卫兵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像的消息后，焦急得不行，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

　　尽管“巨型”立像最终并无下文，但各个大学还是纷纷独自建起了毛泽东塑像、包括后来的四川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一众高等院校。

　　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到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随着毛泽东像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学校教育的极度政治化—将学校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学校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系实际；差别仅在于，它不是一场渐进的改革，而是运用了极为暴烈的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

　　痛苦与幸福

　　对于高鲁冀、张松鹤以及其他雕塑家、建筑家来说，在整个“文革”期间，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准为毛泽东塑像更幸福的事了。

　　高鲁冀本人并不懂雕塑，但因为他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并且熟悉混凝土建造技术，所以被指认为清华大学毛泽东像建造工程的总负责人。

　　因为水泥便宜，他选择水泥作为塑像材质。浇筑完以后，水泥表面有一层泥浆皮需要用斧子轻轻地剁去，雕塑术语称这道工序叫“剁斧”。

　　很多不搞雕塑的老师，也乐于到毛像上剁几斧过过瘾。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政治投机，而是源于真正的对毛泽东的敬仰，每一个参与雕塑的人，都由衷地感到一种特殊时期的自豪，并为此快乐不已。

　　“当时，雕塑家张松鹤在原单位里是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跑到清华大学塑毛像后，造反派就不敢再动他了。”成文军告诉记者：“这也是后来很多艺术家热衷于塑毛像的原因。”

　　有资料显示，在1966年冬至1967年夏，张松鹤借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山东师范学院、湖南大学等院校塑造巨型毛主席像。在1977年，他还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汉白玉座像雕塑工作，并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为毛泽东塑像也蕴含着政治风险。广州美术学院的雕塑家潘鹤，当时为了把毛像搬到室内去，就把塑像从中间切开。于是被人指责将“毛主席拦腰切断”，“结果成为了广州美院第一个被打倒的老师。”成文军告诉记者。

　　雕塑家叶庆文在为浙江大学塑毛像时也曾受到责难。因为塑像有13米高，要将塑像的头部分开制作。当时的浙大学生就质问：“毛主席的头像怎么可以倒过来装？”

　　叶庆文反问他们：“我请了部队30多个战士帮我堆泥，用锤子一锤锤拍出来的，难道他们也是‘反革命’？”最后学生们放过了他。

　　而负责为清华大学做设计稿的雕塑家宋泊，因为担心政治风险格外警惕，直接“淡化”了设计的工作，转而到北京雕塑玉器厂选择了现成的设计稿。

　　第一尊毛像应该修多高，当时也没有参照。对于文革时期的雕塑者来说，这也是一道难解的谜题。一天，高鲁冀正在现场拿着长木杆，目测拟定的合理高度时，梁思成先生恰好经过。于是高鲁冀就拉住梁先生，希望他提出一个高度的建议。

　　梁思成的当时反应是，“神情一惊，抬头看看木杆，之后平静地说了一句话：宁高毋低！”对这句话，高鲁冀印象特别深，因为“宁高毋低”在建筑学上说不通，他怀疑梁先生刚刚被批斗完。

　　一直到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建立起来后，毛像的高度才有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当时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新复旦师”独创了一套“三数模式”：像高7.1米，底座5.16米，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7月1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而7.1加上5.16，正好是12.26，又是毛泽东的诞生日。

　　到后来，毛像一律按这个高度建。不过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是背手像，这一姿态在力学原理上的“偷工减料”，也一直被同城的同济大学落下口实。

　　同济大学的一个优势是有工民建专业。在结构上兼顾了悬挑、抗震、美观、线条流畅等等问题，最终建造了“毛泽东挥手向前进”的塑像形象。

　　当时中国很多地方为了造毛像，都跑到大学去取经。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塑过程编成一套施工技术小册子，以供来访者索取。

　　建筑系还专门成立了塑像模具翻制小组，批量制作模具以应需求，有的地方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清华大学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带着模具去各处制作毛泽东塑像，通常四个人用一周的时间便可在预制好的基座上翻制出一尊5米至7米高的水泥塑像。此项业务，工厂收取费用在2000元至3000元。

　　“按现在的行情，一位著名雕塑家创作的的毛泽东塑像，可以卖到近100万元人民币。”成文军告诉记者：“而在当时，连艺术家都不敢提，都叫‘美术工作者’，创作更是不计稿酬、不讲版权。”

　　尽管如此，能塑毛像，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已经足够幸福。“这项工作让大家内心获得了一种力量，工作着，总不至于挨批斗了。”高鲁冀感叹道，“(造毛像)总是建设，不是破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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