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之后的义乌“洋商”

　　当传统的赊销买卖遭遇现代商业的信任危机，贸易两端的中外生意人都受到了挑战

　　本刊特约撰稿/ 夏木(发自义乌)

　　“我只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现在法院是判他们两个人输，我却没拿到钱”。拿到判决书，义乌水钻(将人造水晶玻璃切割成钻石刻面得到的一种饰品辅件)经销商30岁的吴萍仍旧无奈。

　　吴萍说的两个人来自印度，此前在义乌经商。2011年12月，因先后拖欠义乌16家商户1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货款，两人遭当地人围堵，后被诉上法庭。

　　吴萍就是原告之一，2012年6月14日，浙江金华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吴萍胜诉，但执行问题让她犯难。“他们就在上海，但我可以去找他们吗？如果继续跟，肯定会惹麻烦，说我们涉及非法拘禁，生意就没法做了。”吴萍说。

　　中国入世十年间，义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洋个体户”前来淘金。四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寒流尚未被驱散，去年至今中东局势又动荡不已，对外依存度极高的义乌难免不受影响。“洋个体”在义乌不仅面临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也考验着义乌传统的赊销模式和经营智慧。

　　信任危机

　　7月6日晚，《中国新闻周刊》在位于宾王商贸区的一家印度餐厅见到了吴萍。欠款风波历经半年，浙江金华中院6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印商拉赫贾10日内支付义乌商人丁学飞水钻货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印商施亚姆承担连带责任。但因本案诉讼标的有100万元人民币，两人仅愿提供1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目前仍被限制出境。其余被欠款的15人有的已提起诉讼。

　　对吴萍来说，被欠的钱更像是打了水漂。“为讨回欠款，我们十几家商户联名去法院起诉，每家拿十几万共凑了200万元的保证金，还付了律师费。但结果是，那两个印度人告诉你，他们还不起钱。”吴萍的嘴唇微微颤动。“我们是薄利多销的买卖人，一笔百万元欠款就能让我们血本无归。他们现在挟洋自重，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吴萍说。

　　坐在吴萍对面的印度商人尼汀的表情尴尬。尼汀和吴萍本来约在这家餐厅谈生意。“诈骗哪里都有。中国人做生意就不会骗人吗？几年前我定了一个25吨的柜子，提货时发现只有14吨。因为之前跟对方(中国供货商)有过两三次生意往来，比较信任他们，结果没想到还是被骗了。”在义乌开办外贸公司的尼汀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正常。“只是这次纠纷因印度领事官员发布警告信息，再加上媒体的炒作，才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

　　尼汀说的是，今年印度驻华大使馆在1月3日和5月21日两次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信息，警告印度贸易商不要与义乌市做生意，并警惕可能陷入漫长且可疑的司法程序中。

　　事实上，印商与义乌商户之间的贸易纠纷并非首次。据媒体报道， 2009～2011年的三年间，每年均发生过印商拖欠义乌市场商户货款、最终通过中方外事部门斡旋解决的债务纠纷案件。

　　这与印度市场庞大的需求不无关系。义乌海关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经义乌出口印度1.2亿美元商品，印度首次取代伊朗，成为义乌小商品最大出口国。“生意还得继续做，我80%客户是印度人，只是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在我尽量做现金交易。”吴萍说。

　　多位印度商人谈及此次风波时声称，“这仅仅是个案”。现年65岁的义乌印度商会会长拉梅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义乌，多数印度商人是诚信经营的。拉梅西曾在印尼、泰国、及香港、台湾多地经商，在义乌印商群体颇具威望。“我来义乌十年，从未与中国经营户发生过经济纠纷。义乌是生意人的天堂。从性价比看，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商品能与中国货匹敌，这也是我选择留在义乌的原因。”

　　印度使馆的警告一度让义乌市场的印度商人陷入了两难。来义乌八年的印商兵古在义乌开办一家外贸公司，主营饰品、玩具及鞋类等小商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在义乌打工起家，做的是小本生意。以前都是把货卖掉再偿还经销商货款，但现在没人肯向我们赊账，必须一次性付清。”

　　兵古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印度商人颇有不满：“少数人不讲诚信，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信誉，甚至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形象。我希望他们在国外做生意能谨慎点，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这个国家的声誉。”

　　中东商人的“安全感”

　　坐上车在三挺路的宾王夜市穿行，各式异国风味的餐厅在并不宽阔的马路两边鳞次栉比。在义乌，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商人最多，这里遍布的阿拉伯风味餐厅、到处飘扬的穆斯林歌曲、成群结队聚在一起吸着水烟的阿拉伯客商，总给人置身阿拉伯世界的错觉。

　　义乌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不仅吸引了数万印度人来这里淘金，更多的是来自中东、非洲国家的客商。义乌商务局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义乌有55%的外商来自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其中中东客商已占46%。

　　与印度商人遭遇的尴尬境地不同，深谙中国文化的伊朗商人哈米在义乌如鱼得水。7年前，哈米来到义乌从事纺织品采购工作。2008年，他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几年来，他的公司规模日益扩大，办公面积从一室一厅发展到现在的近200平方米，员工从几个人变成现在的几十人，公司在中国多个城市都有分支机构，贸易覆盖伊朗、阿联酋、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年总出口额近5000万元，自主出口额达千万元。

　　在西方加剧对伊朗经济制裁时，聪明的哈米看到了商机，“现在西方国家制裁伊朗，不愿跟伊朗做生意。但伊朗人依然需要这些商品，中国大门没有对伊朗关上。这是机会。”

　　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哈米是义乌当地的红人：上电视、登报纸，他甚至在以中东商人为主的鸡鸣山社区担负外商社区管理。“多个朋友多条路。只要合法经营，义乌为奋斗者提供无限可能。”

　　哈米也有自己的难题。对于打算长期在义乌工作生活的他来说，签证是个不小的麻烦。“外国人目前在中国的签证最长有效期是一年。”哈米认为，义乌既然有如此多的外商在做生意，就应该学习国外，给优秀的外国公民发放类似绿卡的永久居留证，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入境签证的麻烦。

　　“如果能给有信誉的外国公民发放长期签证，会吸引其他城市的外国人来到义乌。这也给外商一定的安全感。”哈米说。

　　哈米关心的另一问题是社保。目前在义乌经商的外国人极少有人取得当地社保，对于外国人来讲，在当地参保不是件简单的事。2010年4月，义乌市政府曾联合义乌商城集团、义乌人寿保险公司推出过针对外国人的意外伤害保险，但已在今年6月停止。“我们开设了公司，招聘了中国员工，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购买了社会保险，但我却没有。”想扎根义乌的哈米一直在强调“安全感”，他希望当地能够尽快出台相关规定。

　　尴尬的“赊销”

　　国际商贸城二区三楼的小家电经营处，来自肯尼亚的丹一手拿着挑好的电动剃须刀，另一只手在计算器上迅速按下数字，递给店主看。对方朝着显示屏扫了一眼，摆摆手，也按下一个数字，并示意“不能再少了”。尽管一旁就站着翻译，丹似乎更喜欢用简单的中文加上比划，直接和中国商户谈价。

　　国际商贸城有6万多家商铺，5栋连体建筑排出4公里。有人用“多小杂”来描述义乌的贸易江湖。一边是来自全国的7万多经销商和20多万家供货商，另一边是来自21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外商，连接双边的是成千上万家的外贸公司。而一次完整的外贸生意并不复杂：通常外国客商需要某种商品时会联系外贸公司，由外贸公司翻译陪同，去义乌国际商贸城经销商的摊位看货，看中之后再通过外贸公司下订单，外贸公司收齐全部货物便将货物通过海运或者空运送到客户手中。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小商品城(义乌)日用百货商会会长的楼仲平认为，义乌的困境在于，义乌市场充斥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仍然处于产业链极低端。这样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义乌小商品经营户间长期处于低级竞争中，要么降价，要么给予客商更长的账期。于是形成了义乌独特的“赊销模式”。

　　事实验证了楼仲平的担忧。在国际商贸城的多家商户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做生意就像赌博，每个月几乎都会发生欠账的事。商贸城二区五金经营户朱伟玲说，“外商欠账的毛病其实是我们惯出来的。今年以来生意很不好做，为争取客户，很多经营户就在账期上竞争。你家赊一个月，我家就赊两个月。欠单多点，下单也就多一点。这导致了钻空子的不法商人越来越多。鱼龙混杂，你根本不知道哪单会出问题。”

　　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国际经济的变化同样影响着义乌的商业链。在义乌经营帽类、手套10多年的广州人林宗泽说，从十年前义乌市场发展开始，外商欠账偷逃的事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每当遇到经济危机，商人们资金紧张，欠账风险相应增加。

　　林宗泽看来，赊销模式容易引发外商与义乌商人间的信任危机，却无法切断双方的生意往来。义乌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也恰恰是通过这种简单而古老的经营模式走向世界，“两边的机遇与风险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