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既然是要以人为本、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就不能光靠各级政府，而必须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仍习惯用下指示、喊口号、搞宣传、作动员的老办法，结果成效并不显著，应该看到我们这套老办法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应有理念。

　　要调动公民社会的力量

　　道理其实很简单，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和谐进步这样的好事，是全社会民众自己的事，主要应该放手让社会自己来办，没必要事事都由政府包办。政府有政府应办的事，诸如制定政策、协调关系、提供服务；社会民众则有他们应办的事，这些事政府不可能包办得了。我们对民众总是不放心，连办个学习班，也要领导机关派干部来，拿着文件照本宣科，结果老百姓觉得“科学发展”是上级领导的事，与自己无关，跟着表表态、走走过场也就完了，这是我们许多社会性事业办不好的根本原因。

　　社会的事由社会自己来办，这样的社会在近代以来叫做公民社会。对此，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写有《新民说》等文章介绍过，他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只知忠于皇上，不知自己是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的国家主人，所以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公德、奴性成风，是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的“一盘散沙”。梁启超进而指出：“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这就挖到了传统专制社会的病根，他呼唤的“新民”，即是享权利、尽义务、有公德、爱国家的近代公民。在另一篇题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的文章中，梁启超又强调了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等“德性”，在近代公民身上是对立统一的，“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只有人格独立、勇于捍卫自己公民权利的人，才能够自觉为群体社会和民族国家尽义务。这些进步思想的传播，历史上叫做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诞生。于是建设公民社会变成了国家行为，公民教育也被列为基础教育的必修课。我们近年来再版了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小学公民课本，里面把作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准则讲得生动具体。后来国民党把学校里的公民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受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等民主党派的严厉批评，但公民课由此在我国基础教育中长期缺位，影响至深且巨。现在不少国家在高考中都有公民课考卷，说明其在现代国民教育中不可替代。小平同志曾说，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其实公民教育何尝不应该从娃娃抓起？娃娃时期养成不讲公德的陋习，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并且又会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的社会现象，在我们周遭屡见不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现代化才是社会现代化的本真，需要长时间、一代代人的传承与努力，而追赶先进又时不我待，这是百年前梁启超告诫过的。

　　公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应该承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大地震期间，万千志愿者们的奉献精神确实感动了世人。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公民社会建设障碍不少，这些障碍，也可以看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障碍。一些地方的官员总是对民众自发的社会公益活动不放心、怕得很，有人甚至把百姓中的正当“维权”也视为“敌对势力”捣乱，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思维在作怪。党的十七大早已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定性为“错误理论与实践”，但肃清这种旧思维却非常之难，而这种旧思维不除，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至于我国民众普遍的公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亦是事实。这在国门打开、国人大量出境旅行的今天表现得尤其突出。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护环境非常重要；生活舒适、尊严与安全，在人的幸福指数中也不可忽视。国人来到发展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自然环境保护得好，这靠的是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觉行为；而民众之间守法知礼、乐于助人、友善相待，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人的尊重和人性的温馨。对比之下，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在我们这里被批评了一百年，却不见有明显改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旁若无人；为一点小事，便打架骂街侮辱人；汽车多了，司机抢道闯灯不让人；不安全的还有食品……

　　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好

　　于是又扯到了国情问题。当年袁世凯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是国人秉性，以此作为他复辟帝制的一个理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更强调中国国情特殊，绝不可搞西方那一套，如搞社会必乱。然而，今天人们来到同是华人社会的我国台湾地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笔者与同事在台北工作两个月感慨颇多。以环境保护、垃圾分类为例，每周都有一天傍晚，响着音乐声的垃圾车来到我们居住的景美小区，只见全体居民齐出动，各家垃圾分类严格，排队装车，秩序井然。作为初来者，我们因垃圾分捡不细而显尴尬，几位邻居过来帮助重新分捡，我们言谢，邻居则说“大家的事，大家的事”，然后垃圾车去，音乐声远，街头未遗一片弃物。对此我和同事作了一番讨论，我说：北京市现在垃圾围城情况紧迫，政府倡导的垃圾分类处理却多年不见落实。同事说：北京外来人口太多，那些被城管驱赶的“盲流”，生存尚成问题，哪里会去做垃圾分类处理。我说：台北的外来人口也不见得少，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人家何以能做？同事说：做这些事本不难，但须让人人有尊严、有权利地生活，他们才会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园去爱护、尽义务。我说：问题的根本就在这里。我们得出结论：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取代文明的共同准则；具有高度公德意识的公民社会外国有，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做得好。

　　笔者回大陆后，几次想写旅台观感，终未动笔。日前见韩寒的博文《太平洋的风》，有两句自我反省的话挺深刻，他说“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埋下了这些种子”。毋庸讳言，所谓“前几十年”的教训，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它把“以人为本”的“人”字割裂成相互对立的敌我，从而否定了“人”字本身。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里容不得它；欲清除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障碍，首先要清除它的遗毒。而“后几十年”的教训，则表现为我们过分夸大了自身的特殊性，更有甚者公然无视人类文明的共同准则，这必然造成道德真空，无所依归，使一些人的精神世界“穷得只剩下钱”，其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也完全相悖。

　　某报载文称我国已是民主国家，引得读者热议。笔者以为政治民主是建设公民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的民主与法制还不够完善，那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日臻完善，以名副其实，乃众望所归。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