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英国学习当然能够学到最先进的东西，但是到中国来仍然大有收获--- 让我了解另一种不同的军事力量，它正在崛起并且已经具备实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郭凯 | 北京报道

　　北京西北郊，空军战役训练中心。这所坐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内的浅色建筑是中国空军指挥人才的重要训练基地之一：它不仅有多个模拟战术指挥所，还可以进行战役级对抗。

　　沙特空军中校哈比比这天有点郁闷---在下午的战术指挥演习中，他任指挥官的英语小组未能战胜以中亚国家军人为主的俄语小组。

　　“我们击落了18架‘敌机’，对地面目标实现了75%以上的战损，但不少意图未能实现。”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敌方”超大范围的迂回进攻确实非常精彩。

　　这位39岁的阿拉伯军官，曾参与2010年沙特对也门叛军的战斗。作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超过100名沙特军人在这场冲突中阵亡。

　　哈比比右臂上的臂章显示，他的飞行时间超过1500小时。这相当于一架苏—27战机发动机的寿命周期。

　　作为晋升前的一个重要环节，飞行小队长哈比比从2011年夏天起到空军指挥学院外训系学习。如无意外，今年7月回国后，他将担任飞行中队长或副队长。“沙特的飞行中队很大，和美军一样有30多架飞机、100多名飞行员。”他强调说，中队长在沙特空军中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哈比比并不否认美国是沙特最亲密的盟友。但是，当他听说自己将要到中国学习时也不意外，“这是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

　　空军指挥学院是中国军队最早开展外训的院校之一。“过去我们的外训学员大多来自传统友好国家，大多是因为使用了我们的装备而来学习的。”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李勇少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今，北约盟国的精英军官也来到空军指挥学院培训。

　　与外界想象不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空军指挥官们，和来自沙特、阿联酋、哥伦比亚的新朋友共享一个课堂，没有小灶，没有特训，没有特殊关照。

　　从看重老朋友到广交新朋友，中国军队开门迎客，内涵不断丰富。

　　“当今外训教学已经由单纯的军援型培训逐步向军事职业教育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尽快适应这一趋势，从思维转变到内容创新，进行大胆的改革实践。”李勇说，这对中国军队的自信、开放提出了新要求。

　　而中国军队的实力和专业性，正成为吸引外军精英的亮点。

　　“去美国、英国学习当然能够学到最先进的东西，但是到中国来仍然大有收获---让我了解另一种不同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教官的阿联酋空军中校尤瑟夫对本刊记者解释说。

　　来自拉美和海湾国家的外训学员越来越多

　　空军指挥学院外训联合教学组组长、教学督导组组长申晓青大校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空军指挥学院的外训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期间中断过数年，于2000年前后重新启动。“当时军委提出外训要作为军事外交的重要部分，并将军事外交由实物支援向软实力输送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载，自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即1950年起，中国就向友好国家提供外训。至1963年，先后为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阿尔巴尼亚等国派往中国的6700多名各种类军事学员提供了培训。

　　随着改革开放后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需要，来中国学习的外国军人越来越少。

　　1999年底，根据中央军委要求，空军指挥学院重建外训系。次年3月，第一批4个国家、10名学员来到空军指挥学院。从那时起到现在，共有74个国家的745名中高级军官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其中30多人后来佩上将星。

　　在亚洲范围内，除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大多数国家都曾有学员在这里培训。

　　与老照片中清一色的苏式大檐帽不同，现在空军指挥学院外训学员的军装更具西方特色。事实上，外训学员所在国家中，有不少在装备上完全依靠美国和北约盟国。

　　“越来越多国家主动要求来我们学院培训。”李勇说，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盟国也曾提出过申请，但目前尚未接到总部的调学计划，仍以发展中国家军官为主。

　　参训国家的名额由总部机关确定，在空军院校中除了指挥专业之外，还有参谋、地勤等专业院校可以选择。解放军也愿意接纳新朋友走进自己最为重要的学府，“现在拉美国家、海湾国家的学员越来越多。”申晓青说。

　　尤瑟夫告诉本刊记者，在阿联酋的中国人数量已超过美国人。他觉得，中国与阿联酋的交流虽然开始较晚，但一切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

　　这和哈比比的想法差不多。哈比比说，据他所知，还没有沙特空军军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过。

　　专业能力才能赢得实实在在的尊重

　　空军军官满溢着骄傲与自豪的“气场”总是扑面而来，这一点无分国家。特别是飞行员出身的军官，即使在30多度的高温里，也总是愿意穿着连体制服，各种象征着光荣履历的标识更是惹眼。

　　除了军衔，哈比比的飞行服上有四个标志：他所在飞行中队的臂章，所在基地胸标，沙特空军胸标以及一次在阿联酋接受高级培训的臂章。

　　那次培训有美国、德国、阿联酋等国家的学员参加，是哈比比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环节。他1993年进入军校，目前飞行时间接近2000小时。最为自豪的经历，就是在2010年的战争中出动了25个架次。作为英式“旋风”战机的小队长，他当时主要执行近距离对地支援任务。

　　按照沙特军队惯例，升职前要经过选拔，须有上司的推荐报告以及培训经历。“我曾经去过美国等西方盟国，但在中国的学习经历会为我加分。”他说，这意味着他的中国之行并非外交上的“行为艺术”。

　　尤瑟夫则是在90进20的选拔中胜出，才获得出国培训的机会。之前，他都是在德国、土耳其、加拿大等北约盟国学习，“就职业生涯来说，在中国学习对我的重要性和在其他国家一样”。

　　作为法式“幻影”战机飞行员，尤瑟夫目前在阿联酋的高等空军院校任职。他特意强调，自己具有民事、军事航空事故调查员的资格，这说明他相当资深。

　　“中国的防空部队非常厉害，飞机虽然不如美国，但已经可以自己制造飞机，这非常重要。”他说，空军指挥学院教员讲授的东西与他之前在欧美国家所学的体系差别并不明显。 

　　这个看法也得到了哈比比的认同：中国空军军官的课本和西方国家接轨，“当然，还是有些差别，毕竟来自两个军事体系，但基础是一样的”。

　　哈比比对于现代战争有着清醒认识。“人海战术无用武之地，技术和训练才是决胜关键。”他认为，目前解放军的专业技能和技术，足以赢得尊敬。

　　他甚至用了英语的“教父”一词来称呼申晓青，满眼崇拜。“他如果在美国军校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

　　只有专业能力才能赢得实实在在的尊重。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近年来关系有些紧张，甚至宣布断交。但在空军指挥学院一年同窗，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学员都向对方表达了钦佩。

　　这天，两名委内瑞拉学员提着一个黑塑料袋来到对抗演习观摩大厅，里面装满带有委内瑞拉空军标识的棒球帽。这份毕业纪念品不够分给所有人，但哥伦比亚学员、哈比比、尤瑟夫和申晓青都得到了馈赠。

　　绝大多数外训学员都是抱着严肃的专业态度面对在中国的学业，军事科学越发达的国家，学员态度越认真。比如对空军指挥员来讲最为核心的是指挥作战控制系统和理论，有55%的学员选择它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

　　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刘海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外训学员的成分与过去相比已经大不相同：过去传统友好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开始就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沙特等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空军装备甚至略强于中国空军，要用专业能力赢得他们的尊重十分不易。

　　对外国军人而言，中国陆军的光荣战史更为有名；而对于讲究先进性和技术含量的空军，解放军似乎不占优势。

　　“我们不怕亮丑。”刘海洋说，这些年外训的情况已经表明，即使不少外国军人带着陌生感而来，却没有抱着失望而去。因为中国空军的理论和科研与国际趋势同步，并且打出了“提前量”。比如，外训课程中的空天一体作战，几乎所有学员都非常感兴趣。

　　在空军模拟指挥所里练兵

　　作为解放军外训的一个重要突破，空军指挥学院从2009年开始，率先采取“中外合训、混编合训”的方式，也就是外训学员在为期半年或一年的学习中，全程与中国学员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学习。现在，这种外训模式正准备在全军承担外训任务的机构中推广。

　　“我们要求对外训学员诚心诚意。”空军指挥学院外训系主任田庆大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外军学员开放位于空军战役训练中心的模拟指挥所。

　　“它是空军最核心的地方。一般国家接待外军参观，可以看机场、看飞机、坐飞机，但极少安排参观指挥所。”

　　事实上，还没有外训学员表示曾参观过其他国家的空军指挥所。

　　“在这种模拟指挥所中用模拟系统进行对抗作业，对我非常重要！”哈比比说，也许他以后会得到进入西方盟国空军指挥所的机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李勇认为，无论外训学员来自哪个国家，“诚心”仍然是最基本的交往之道。

　　向北约的盟国军官开放中国军人的学习、生活环境，需要十足的勇气与信心。李勇说，当时是在空军和总部机关的支持下，才开始尝试这一对解放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作为一种军事互信，“中外合训、混编合训”以及各种开放举措，也获得了外训学员的积极回应。

　　2008年5月，四川地震的第二天，申晓青一进教室，学员们就向他提出要举行悼念仪式，并捐款捐物。“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流泪了。”

　　遵循国际惯例，外训内容有所区别。外训系的模拟对抗系统也是参照空军类似系统另起炉灶，对地域、背景、想定重新设计，以反恐、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为主。

　　外训学员的课程设置，更多是国际军事领域的通用内容，其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到。

　　“一支军队总有自己的界限。我去国外留学，5个阶段的演习也总是有一个阶段不让我们参加。”刘海洋说，这些学员完全能够理解。

　　相比武器装备，外训学员更关心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

　　哈比比说，来北京前，他听说在中国会遭遇三方面障碍：居民不说英语，有严厉的宗教政策，存在人身安全威胁。

　　而实际情况是：在街头很多人英语流利，穆斯林可以享受自己的宗教生活，“我可以放心妻子、孩子在深夜自己打车回来”。哈比比说，沙特国内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与他的实际体验“完全不一样”。

　　尤瑟夫则提起，他每天要做5次祈祷，“我们的祈祷不是在固定场合，也许在商场里，也许在大街上，当时就要跪倒祈祷。”他说，没有人对此过分好奇，“没有任何不方便”。

　　他用“舒服”来形容在北京的生活。尤瑟夫有5个孩子，出门时经常受到陌生人的关照，“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和阿拉伯国家很相似”。

　　中国的国情、文化、国防和外交政策，都是外训学员的必修课。比如中国著名的新疆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受邀介绍“新疆和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在希，介绍“台湾问题和我对台方针政策”，等等。

　　田庆说，外训学员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十分感兴趣。他们并不关心某一种武器的性能，而是更关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

　　比如，虽然到美国学习可以了解最先进的军事知识，但是没有几个国家在装备水平上能与之比肩。与美军先进的“四代机”及其战略相比，“三代机”的使用乃至研发外训学员更感兴趣，因为那是更为实用有效的共同话题。

　　中外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

　　这一天的演习，外训学员一共编成6组，两两对抗。其中5组来自英语班，“少数民族”是俄语组。上午尤瑟夫的小组与对方几乎不分胜负，下午哈比比这一场则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指挥风格。

　　本来作为“奇招”，哈比比指挥的红军在对方空域设置了一个“扫荡区”。没想到，开战后对方并没有遵守“防御—反击”的蓝军惯例，首先派出战机从战区东部越过“国境”，进行了超大范围的迂回。

　　虽然蓝军在场面上看起来占优，但红军的拦截非常有效，几乎在每一场拦截对抗中都能击落对方战机。“指挥官通过指令战机的高度、速度等使其在战斗中占据优势。”申晓青解释说，哈比比的指挥特色就是细致地跟踪战区内的每一架战机，发出详细指令。而中亚军官们的指挥风格更粗放、更有冒险精神，时常亮出“大手笔”。

　　继而，红军从战区西部越境，攻击敌方的地面目标。虽然胜负结果还需要计算机运算后显示，但当两组学员先后回到观摩大厅时，都获得了其他学员的热烈掌声。连申晓青也大呼精彩。

　　最后，双方指挥官还回答了其他学员的提问。申晓青说，亲身感受外军学员的这种对抗，对中国军官而言获益匪浅。

　　李勇认为，建立此类外训模式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充分利用学员资源，实现双赢。

　　2009年12月，在空军指挥学院学习的外军飞行员，与内训学员进行了模拟空战和战法研讨。中方学员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外方飞行员进行空战模拟对抗，此前对外方飞行员战术训练的了解全部来自资料和书本。

　　第二年，中国空军首次走出国门前往土耳其参加“安纳托利亚之鹰”演习。行前，外训系中曾经参加过“安纳托利亚之鹰”演习的外训学员与参演中方飞行员座谈。“外方学员向中方飞行员介绍了在土演习的一般起降方法和交战评估规则，与我方习惯的训法有较大出入。”李勇说，外训学员的介绍对参演中方部队完成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在“全程合训”的模式下，中外学员的交流已成常态。“开始是外训学员单独编班上课，内训学员旁听；听了听，中方学员也想发言，最后干脆就一起讨论。”申晓青说。

　　中外学员的专门研讨范围比较广泛，有“南海问题对策研究”、“反恐反分裂作战中的空中力量使用”，也有“近距离航空火力支援”、“三代机战法研究”等等。

　　在“近距离航空火力支援”研讨会上，很多人要求有实战经验的哈比比多讲讲，“我也愿意提供我的经验，以后可以把我们这些有某方面经验的学员专门组织起来”。

　　尤瑟夫强调让外训学员融入内训学员的重要性。他说，明年也会有中国空军军官到阿联酋学习，他们也会融入阿联酋军人之中。

　　不过，无论如何，解放军对于他们来讲仍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不穿军装，也能看出他们是军人。他们令人尊敬。”尤瑟夫说。

　　空军指挥学院是一所中级指挥院校，担负着培养解放军空军中高级指挥军官的任务。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空军指挥学院前身为原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1958年9月，在北京组建为空军学院，后被撤销，1973年重新组建时改名为空军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5月恢复空军学院名称，1986年6月更名为空军指挥学院。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上将兼任。

　　这所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培训空军师、旅、团职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技术指挥干部；培养团以上机关参谋人员；培养具有军事学硕士学位以及军事学博士学位的高层次教学、科研和指挥人才。同时，学院还从事空军军事理论研究，并为空军领导机关的决策发挥智囊作用。

　　在中国，军校主要分为指挥院校和各类专业技术院校。建院50多年来，空军指挥学院共为空军部队培养了4万多名指挥和参谋人才，其中有300多名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多数担负了师团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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