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防体系的四川实践
这是一张“安全网”,确保灾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提速不越轨、加快不违规”;这是一道“防火墙”,旨在让人“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5年来,面对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考验,惩防体系如何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在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构建中,四川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做法?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惩防体系的“四川样本”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6月的天府大地,和风拂面,生机盎然。
回望过去5年,人们不会忘记:在遭遇罕见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下,全省经济增速实现跃升并保持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经济大省中增长最快的省份。全省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跨入“2万亿元俱乐部”。
5年间,一张由一项项制度构成的、看不见的“安全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如影随形。权力风险延伸到哪里,惩防体系就跟进到哪里,确保了灾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提速不越轨、加快不违规”,营造了为政清简、政治清明、作风清新、为官清廉的政治环境。
2012年6月底,四川初步建成了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正朝着构筑一道旨在让人“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防火墙的目标迈进,将为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是中央在总结过去反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施的一项“国家战略”。
四川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刘光辉告诉记者,过去,建党以来的很长时间,我们主要采取“宣传+运动+惩处”的方式治理腐败。后来,人们的思想开始趋于多元化、物欲化。体制转轨造成的大量制度漏洞与之“呼应”,导致腐败密发高发。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强调系统性、制度化的惩防体系,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三任银行行长前腐后继”、“规划系统爆发受贿窝案”……公众深恶痛绝的此类窝案、串案,亦成了惩防体系的专治对象。惩防体系从成规模的腐败中追根溯源,健全各类业务制度,以教育、制度、监督、纠风、改革、惩处等手段,多角度切入,达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效果。
2008年6月,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四川随后出台《实施办法》,确定了5年内完成的263项任务。
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推进“两个加快”的大局,真正把惩防体系建设“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在广安,一项名为“三报告一评议两测评”的制度正在推行。以此为基础,在市委书记、市长的带动下,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层层签订责任书,共签订4.5万余份。
目前,四川已构筑起“党委(党组)抓全面,纪委抓协调,市州抓联动,部门抓深入,基层抓延伸”的工作格局,为统筹推进体系建设提供了组织基础。
四川元素:分层分类
如果将惩防体系比作一座大厦,构建基本框架,就是搭建大厦的主体结构。
采访中,多名受访者颇有见解。一名纪委同志说,多年来,我们的各种制度,都是框架的“零件”。构建框架,就是紧固那些管用的“零件”,修缮那些应该具备但有缺陷的“零件”,生产框架中需要、但还没有的“零件”,最后将“零件”按一定顺序排列组合,优化升级。
2012年6月21日,四川省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的重要批示。何勇指出,在惩防体系建设中,四川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推进全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川“分层分类”构建基本框架,即被认为是一个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实践。
“分层分类构建”分省、市、县、乡、村五层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产业园区、“两新”组织五类。不同层级、不同领域,构建工作各有侧重,被认为契合了各层各类反腐的着力点。
张勇是宜宾市南溪区罗龙镇洪桥村的村民。今年4月6日,他第一次参加该村的“村情发布会”。会上,村支书宋永弟将“三资”资金收入来源、总额,支出、垫支等数据一一通报,数据还会在村务公开栏中贴出。
落实群众的参与权、监督权,是乡、村一级对基本框架进行制度设计时的应有之义。
“分类实施”也颇具“川味”。对党政机关,四川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并用显性的风险量化。翻开古蔺县县委书记何广斌填写的 《廉政风险排查表》,在“经费安排、大宗物资采购、基建维修”方面,何广斌自查了“违反规定干预插手基建建设招投标”等四个一级风险,并制定了“基建项目一律实现统一招投标”等防范措施。
近年来,医生收红包、学校乱收费屡见不鲜,事业单位行风问题凸显。四川省人民医院规定,所有经济合同实行申购部门、采购委员会、财务部、纪委监审、分管院长及院长六级会签,规避医疗领域“采购腐败”。
对国有企业、产业园区和“两新”组织,四川则分别完善“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健全服务保障、加强诚信建设。同时总结推广先进做法,达到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效果。
“现在纳入框架的制度,将来很可能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被移除出去。同时,也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在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李清看来,惩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
“为大局而干”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找准惩防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增强反腐功效?
“坚持‘为大局而谋、为大局而干’。”省预防腐败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大局而干”,具体来说,就是围绕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科学发展、改善民生、纯洁队伍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事实上,体系建设只有与这些工作相结合,才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
2011年9月22日,绵阳市招投标中心,塘汛小区公租房项目施工第一标段开始评标。一名参与投标的江苏建筑商说,电子化评标,每步操作都看得见,他感觉“心里稳当得多”。
绵阳形成“制度+科技”的智能反腐路径,灾后重建的背景显而易见。彼时,7314个重建规划项目,2267.3亿元的总投资,社会的高关注度,让绵阳纪检队伍颇感压力。而外部形势亦不乐观——中介腐败、勾兑招标方、专家与投标人串通等事件在各地频发,几成腐败“显规则”。
为了防止在工程领域“栽跟头”,绵阳逐步实行网上投标、电子评标、远程评标和电子监督,为实现“廉洁救灾、阳光重建”奠定了基础。截至去年底,绵阳已有电子招标项目956个、中标价平均下浮14%,节资16亿元。
惩防体系于灾后重建是“助推器”,对促发展、保民生,亦有独特的作用。
成都地铁每公里的造价高达4至5亿元,很多人有疑问:如何确保廉洁?
成都地铁公司副总经理肖中平介绍:“我们对建设中的土地整理、设备采购、工程招标等每个流程都严格监控,迁改一棵树、一根电线杆要付多少钱,都有精细程序,谈判、定价等重点环节,纪检机关都要全程参与。”
采访中,一名极重灾区的市纪委书记颇有感触地说,4年多来,惩防体系建设与灾后重建“伴生而行”,与经济发展“双向互动”,在服务大局的同时,体系自身也更加“接地气”,科学性、系统性明显提升。
“群众满意最重要”
四川加强惩防体系建设,一个独家看点是:首次将“社会参与评价”纳入构成基本框架的七大机制。
知情人透露,去年9月到任四川省纪委书记的王怀臣,对此倾力颇多。内江市纪委人士告诉记者,在该市预防腐败中心调研时,怀臣书记曾明确指出:“考核党风廉政建设,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群众满意不满意。”王怀臣还系统地阐述了引入社会评价对惩防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
去年底,四川在全国首开先河,试水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调查,共调查1.8万人次,实现了各市(州)、县(市、区)全覆盖。调查经过反复论证、比对,确定了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调查对象涵盖社会各年龄段。
广元市利州区一名群众说:“省统计局把电话打到我家,询问我对全市反腐倡廉建设的看法和评价,我感到很惊奇,没想到省上考核市里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
对各地反腐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让群众打分,将其制度化,是倒逼各级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绝招”。这份沉甸甸的“民意”,将放到各地党政一把手的案头,并作为对其考核的重要依据。
对于民意调查,还有一些新鲜的认识。如德阳市纪委副书记王庆认为,老百姓对反腐工作的认识,很可能来自自己与政府打交道的总体印象。因此,民意调查是对党政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
四川省纪委人士透露,从总体情况看,民意调查结果和省纪委、监察厅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比较吻合。
在四川省纪委的指导和垂范下,各地建立了一系列鼓励社会参与的机制制度。民意,正逐渐成为考核的“刚性指标”,丰富着惩防体系建设的内涵,构筑了系统治腐、社会参与的“大预防”格局。
务实的四川态度
对于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构建,四川采取了审慎和务实的态度,宣布“基本框架初步建成”。然而,框架建成之后,惩防体系如何继续发力,更受关注,也更具挑战。
一名反腐专家坦言,一些地方的惩防体系建设,还停留在开开会、发发文的阶段,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情况,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是一个‘制度集群’,制度能否被有效执行,这是最直接的考验。此外,纪委如何更好地履行‘组织协调’的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在惩防体系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述专家表示,要解决好这几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
对此,四川显然有清醒的认识。省纪委人士告诉记者,下一步,四川将建立健全惩防体系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增强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目标只有一个:以惩防体系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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