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上午，获救者之一贾志(左二)带领获救者代表向施救的工人英雄们鞠躬感谢。尹亚飞摄

　　7月30日，崔永元向农民工敬酒。当日，他邀请在“7·21”暴雨 中 冒 险 救人的152位农民工吃饭。CFP图

　　车顶上的人都过来抢救生圈，当时一片乱。陈文堂喊着：“不要乱，我肯定把你们全部救到岸边，妇女、小孩、老人先救。”车顶很快安静了下来。

　　工人杜金荣记得，他们问农民工要不要钱，农民工说“我们救你们干吗还要钱？”当听说是无偿的，一部分人跟到工地。

　　水煮鱼，水煮肉片，红烧蹄髈……满满一桌14道菜，大盘子大碗，加上燕京啤酒和各种饮料，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请的这18桌饭菜，都实实在在能解馋吃饱———全是平日里152名农民工很少吃到的。7月30日晚，在北京“7·21”特大暴雨京港澳高速救人的农民工几乎全到了，他们身着崭新的黄T恤赴宴，上写“7·21抢险英雄团队”———一位憨厚的钢筋工说，这件衣服上面有字，穿着回家风光。这大约是这些曾在6米深水中救人的农民工最大的奢望。

　　这些大多来自南方，从小就深谙水性的农民工大概从未想到，他们的水性在常年缺水的大城市北京居然有了用武之地———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救人。

　　在京港澳高速受灾最严重的南岗洼路段，这些来自河西再生水厂的农民工用30个救生圈、泡沫塑料、粗麻绳、安全网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路人，当获救者自发凑钱近万元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拒收了。

　　开餐之前，崔永元建议，大家为这次在“7·21”暴雨中所有遇难的人先默哀。音乐停止，所有人站立了起来，为逝去的同胞默哀。

　　7月21日，北京的天气预报说，将有大到暴雨。但谁也未曾料到，京港澳高速的积水达到了6米深，南岗洼铁路桥也只露出栏杆，积水达到20余万吨，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的库容量。这段1993年投入使用的高速公路(京石高速段)，是我国最早建设和投入使用的高速公路之一，连接了北京、涿州、保定、定州和石家庄等城市，拥有双向六个车道———即使是这样，7月21日夜，长阳路段900米的道路全部被积水灌满。

　　求生

　　在所有能打的求救电话拨完后，人们转而不断地呼救，有人把手机的灯打开，胡乱地在雨中晃着，期望光线能刺穿雨夜。

　　7月21日下午4点多，616路司机付立新就上车了，616路往返于六里桥北里和房山区，妻子说这个白天像黑夜一样，付立新说，黑也得跑啊，这一天，他是替别人代班的。如果正常，他晚上8点左右就可以回家了。但车开到六里桥北里的时候，路上开始严重堵车。到高速路铁路桥下，越来越多的小轿车抛锚，“好多人都慌了，水势涨得太快了。”

　　付立新从车左侧的第二个窗户跳出窗外，和车上另一名小伙子把车上30多名乘客转移到地面，拉了一个人，再拉第二个人的时候，付立新掉进了水里，湍急的水流，让他喝了好几口水，咸臭带着土腥味的水。在水里滑了几米，付立新头脑还是很清醒，当他站起来才发现，那些大大小小还没有被完全淹没的车顶，成了人们争相登陆的安全岛。离他几米外的一辆旅游巴士，成了积水中的人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近乎绝望的人们不断向外界发出求助的信号。

　　“可打的电话全打了，打不通，有人说，发微博，这时候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不是北京已经瘫痪了，不应该所有的电话都打不出去，有的人可能打出去了，可是得到的结果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到大巴顶上的人发现水势涨得太快的时候，“真跟山洪暴发似的。”人们被逼上大巴车顶，那已经是汪洋中的制高点，但大巴车顶也仅剩五六平米。这时候付立新发现桥上有手电灯光。

　　在此之前，出租车司机黄有源的前面还有50多辆车，因为就住在这个高速口附近的南岗洼村，他还安慰旁边的人，这地方从来不会淹，这边有几台抽水大泵，没问题。一直到当晚9点左右，他还是没有等来救援人员，最后联系上水务局，房山防洪抢险大队，“电话里说，我们的抢险车也在水里漂着呢。”

　　水不仅没退，而且变得浑浊起来，黄有源这才怀疑，高速公路旁的防洪堤坝已经决堤，他又开始打电话报警，其中有个司机报了好几次，“我声音都嘶哑了，这已经很严重了。”

　　不到20分钟，水就淹过了黄有源的膝盖，眼看着他的车就淹得只剩下一个车门，再一转眼，脚蹬不着地，这时，一部分人上了大巴车顶，自小在淮河边上长大的安徽人黄有源自己向岸边游去，哪料想浑浊的洪水全不似平静的淮河水，强大的水流几乎让他没有力气爬到岸边，腿肚子发软，黄有源抓住了一个漂浮的雨刷器，借助它的力量，不断划向岸边。终于爬到了岸边。“大水是无情的，”上了岸黄有源就瘫软了，扭过脸看到水里面那些人，还在喊，还在叫，还没有办法转移到岸上去。

　　那时路旁还有一辆甲壳虫轿车，四五个人想站到车顶避险，一个人大喊“车动啦！”隔离带边一个女孩被这辆轿车剐倒，惨叫一声被冲走了。洪水中的一辆被淹的大巴，是附近所能找到的最高点。人们开始往车顶爬，孤岛一样的大巴车顶站了100多人。车顶的人们疯狂求救，焦虑夹杂着恐惧。突然一个电话接通，大家一瞬间又安静下来，屏住呼吸听机主报告他们的具体方位，生怕出错。还有乘客在电话里喊，“发微博啊，圈交通局圈消防队！”在所有能打的求救电话拨完后，人们转而不断地呼救，有人把手机的灯打开，胡乱地在雨中晃着，期望光线能刺穿雨夜。

　　黄有源好不容易爬到岸边，心想，我这大河大江都没有淹死，在旱地里差点没了命了！他心脏一直不好，因此也没敢下水救人，直向家里走。到家，媳妇一看黄有源，怎么浑身都湿透了还裹着泥？黄有源进屋第一句话就对25岁的儿子说：“你一定得学会游泳。”接着才对媳妇说：“今天差点没回来了，差点淹死在高速桥那儿。”媳妇一听就急了：“嘿，你别骗人了，那地方能淹死人？”第二天，媳妇和村里人去看热闹，天放晴了，泥巴汤里还泡着大大小小的汽车，平日里车来车往的桥让人全不认得模样，媳妇这才知道，黄有源是真的差点死在这场雨里。

　　那晚一公里的回家路，大雨中黄有源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平时爱看电视，却再也不敢打开电视———害怕看到任何有关洪水的信息和画面。想想这洪水就害怕，后怕，后来即使水已经全部退去，黄有源和儿子一起去银行的时候，宁肯让儿子开车绕好大一圈，多走40多公里，也不愿再经过高架桥下“闹心”———他一直挣扎在那场暴雨中，天灾面前人的渺小，死亡逃生的后怕，无力施救他人的愧疚……“你眼看着一个人被大水冲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说。

　　获救

　　一位农民工回忆：“只要把手电照向他们，车顶上的人就安静好多，好像看见希望了。他把手交给你了，就好像是把生命交给你了。”

　　山西运城人丁璐艳还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雨，刚开始觉得不要紧，只看着一铺的水漫到二铺，一铺的人开始往二铺爬，所有的人都爬到车顶，小孩先上，老人，女人，车顶上很冷，其中只有一个人会游泳，“没有再高的地方可爬了，又黑又冷，当时只能听天由命，我当时浑身发抖。”直到在车顶上看到了灯光，“感觉看到了希望，听见有人喊、有人开着汽艇来救我们了，后来才知道是农民工的手电筒。”

　　山西万荣人李建宏是去往山西的大巴上唯一会游泳的人，在车顶上，大家用毛巾被围成一圈，坐在里面，有的人用被子包住自己，包过头顶，“这样看不见水就不会那么害怕，女人小孩都在哭。”当听说堤坝决堤，他就站在车顶上打电话报警。

　　当远处出现了手电筒的灯光，山西运城人薛刚和身旁的人“就大喊救命、救命”，“农民工说，不要着急，马上来。”

　　山西万荣人李雪征当时带着俩娃，3岁、14岁，都是男孩，这个34岁的母亲几乎要放弃了：“我有三口人，就想先让娃走，我不活了，我就大喊救命啊。车上有一个打通电话了，说积了三四米高的水。”她是大巴上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被救的，“我让他们先救我俩娃，不要救我，我不准备活了。后来大巴顶上也是水，我吓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私家车主刘刚开着车本是去接人的，车趴窝在了高速上。人群被困在洪水中，是他跑到河西再生水厂工地去喊工人。

　　当时河西水厂材料员陈文堂和七八个人在防汛巡查，项目部门口有俩人敲门，喊“快救人，好多人被困了”，开了门，来人拿起项目部门口的塑料管就跑，陈文堂飞跑回库房拿了两根绳子、3个游泳圈就往桥边跑，跟他一块去的一共有七八个人。到了桥头，就能听见凄惨的“救命”，大雨也无法淹没孩子和妇女的哭声。他们把救生圈用绳子绑着往大巴那个方向扔，水已经淹到了大巴的车窗。因为离大巴太远，救生圈没扔过去就被冲走。生产经理薛国义说，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桥墩上，于是七八个人走到桥对面，还是离大巴很远。薛国义说：“谁下去救人？”陈文堂脱了衣服，一手拿两个救生圈，一手拿着绳(一头已经系在了桥墩上，他把另一头拴在了大巴的反光镜上)，游到大巴旁边。

　　车顶上的人都过来抢救生圈，当时一片乱。陈文堂喊着：“不要乱，我肯定把你们全部救到岸边，妇女、小孩、老人先救。”车顶很快安静了下来。他救下的第一人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因为她在最前面，然后是个30多岁的妇女，当时已经吓得浑身发抖，陈文堂给她俩套上救生圈，推到了岸边。岸边最开始有五六个农民工接应，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赶到。

　　陈文堂一个人游了十几趟，每趟救两三个人，最小的一个被救的才三四岁。当车顶上还剩十几个人的时候，大巴车头一度在水面上翘起来，车顶的人开始大叫。农民工最后一个救的是个20多岁的男孩，因为刚在北京做完胸腔手术，不能碰水。陈文堂一开始找了两个大塑料桶，后来找了20多块泡沫板拼在一起，放在安全网上，把男孩放在上面扎牢，五六个人先把男孩推到了岸边，然后盖上塑料布抬回了项目部办公室。

　　当时水已经淹到第二辆大巴的玻璃的一半，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对陈文堂说，“看到你们就看到了光明，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死了。”一位农民工回忆：“只要把手电照向他们，车顶上的人就安静好多，好像看见光明了，看见希望了。他把手交给你了，就好像是把生命交给你了。”

　　农民工的搜救小组去岸边搜救，遇到几十个私家车主，他们在岸边不肯走，“他们宁愿在危险的地方守着，也不愿意到别处去”。水位仍在不断升高，水流也愈发湍急。原本不愿意弃车的人，也嘴里叼着钱，开始陆续上岸。工人杜金荣记得，他们问农民工要不要钱，农民工说“我们救你们干嘛还要钱？”当听说是无偿的，一部分人跟到工地。救完所有人，农民工中管后勤的师傅去生活区的小卖部买水、方便面和面包，厂里的厨师做了西红柿鸡蛋汤和稀饭。

　　一个孩子是比较晚的获救者。次日凌晨3点半左右，工人们再次搜救时，听到一声喊叫，随即陷入寂静。间隔数十秒，又听到相同的声音。他们凭着声音的方位开始搜救，最终找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当时抓着高速路边的防护网，声音断断续续，时喊时停。

　　雨后的凌晨，空气湿冷。工地上的孙巧玲让妇女和孩童睡在工人的宿舍里，男人则在两个会议室里休息，“当时没有人聊天，都惊呆了。”

　　据一份获救者名单显示，被救到工地的为170人。“加上回家的，还有拒绝来工地的，获救者人数大概有190人。”工地负责人说。

　　十几个人找到救援工人，手里拿着获救者凑的近万元，准备用钱表达谢意，“还有几个人下跪了。”一个抱着小男孩的年轻母亲始终不说话，只是浑身发抖，不肯松开怀里的孩子。(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50多岁的农民工朱怀安说，“……我们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在这一刻，我们都是认识的人。”

　　通车

　　经过3天的排水作业，共抽积水23万立方，清理淤泥3000立方米，打捞出浸水车辆127辆，打捞出遇难者3名。

　　南岗洼因地势低而得名，水往低处流更易收集，这里被丰台区选址为污水处理的工厂，一期工程刚刚开工两个月。也正是因为地势低，这里成为7月21日暴雨夜京港澳高速南岗洼段的重灾区。

　　从7月22日早晨6点开始，来自武警、消防、北京排水集团、自来水集团、首发集团、供电公司等单位的救援队伍陆续赶到，搜救时甚至出动了潜水员———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参谋长李建春说，这是首次使用潜水员。7月21日的特大暴雨导致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7 .5公里处南岗洼铁路桥下严重积水，积水路段长达900米，平均水深4米，最深处6米，有3人溺水死亡。经过3天的排水作业，共抽积水23万立方，清理淤泥3000立方米，打捞出浸水车辆127辆，其中出京方向116辆，进京方向11辆，打捞出遇难者3名。7月24日上午11点50分京港澳高速洪灾后恢复通车。

　　7月26日，在北京市交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交委副主任李晓松对于产生积水的原因解释说是受强降雨的影响，7月21日晚京港澳路段降雨量达255毫米，南岗洼正好处于这一片地区的最低洼处，整体积水面积达84公顷。桥下的水泵站因为大雨，3台水泵完全被水淹没，致使断电、水泵停止工作，高速路护坡的防水系统被外来水流冲开，当时流经此处的河流已经决堤致使水量大增，淹没了整个路段。

　　通报会上，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潘安君称，我们清醒看到北京和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世界级城市还存在一些差距，北京还需要不断提高城市建设标准。

　　7月30日晚上8点，农民工和崔永元在饭桌旁留影的时候，北京的雨水仍在刷刷地下个不停。7月29日的时候，养路工曾在京港澳高速的陡坡上用沙袋筑起了高高的堤坝，以防止暴雨再次来袭。只有横穿高速路上方的铁道桥上的水痕和农民工李川南严重的脚伤，提醒着“7·21”暴雨中获救的人们———他们曾经和死亡擦肩而过，度过了生命中最为漫长的一夜。

　　南都记者马金瑜 实习记者周卫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