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与难题

　　文_ 杨静光  宗和

　　中国为什么能

　　这十年中国取得的奇迹，说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循着中国奇迹的客观逻辑可见，中国之“能”在于发挥和利用了四大优势：

　　其一，举国体制下的效率聚焦优势。

　　建筑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基础上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使中国形成了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权力逻辑，建构了具有效率聚焦强势的举国体制，由此决定了中国可以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集中全部“优势兵力”，实现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强力投入，从而保证在短期内能够通过“超越式发展”获得效率聚焦。从GDP跃迁到城市化进程，从奥运会的体育金牌到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从空间探测到大海深潜，从房地产发展到新技术产业投入，从汶川大地震的举国支援到众多灾害的八方相助，无不如此。只有这样的资源投入，中国才可能用极短的时间走完西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种权力逻辑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赋与的。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奇迹能够生成的首要条件。

　　其二，市场经济下的主体竞争优势。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竞争制度就是指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控制人的权力的唯一制度。市场经济具有内生的经济激励机制，能够鼓励经济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要素禀赋，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奇迹发生的内在机制，是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前提下，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生成并发挥了主体的竞争优势。

　　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坚持和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由此确立了不同产权主体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主体地位，有效地激发了产权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内生动力，促进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十年来，中国坚持80年代改革所确立的市场经济路径，利用并不断探索促进经济主体竞争的内在机制，建构了创造中国奇迹的市场内生动力。

　　从央地关系看，分税制和区域GDP指标竞赛强化了政府推进发展的内在动力。分税制改革厘清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加强了中央对经济资源的集中调控，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责任。虽然中央从未提过对官员的GDP指标考核，但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和GDP对区域发展的刚性关联，也强化了区域党政领导在推进发展中的内在激励。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犹如一个个行政性的“股份公司”在强力地推进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为着“富民升位”而展开着激励的竞争——从招商引资到国际大都市建设，从产业升级到经济转型，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市化进程。竞争的客观结果，必然是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总体发展的加速。由于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和现实操作上的“先天优势”，使资源要素能够非常集中地投向增长目标，由此有了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比如土地的城市化进程，有了不同地区发展的特有路径创造——“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各地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路径依赖，而没有选择统一的发展模式。

　　其三，市场和政府的两手互补优势。

　　市场和政府是两只不同的手，两只手各有短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一方面激发着“看不见的手”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发挥着“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在两力合作中创造着中国奇迹。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才能既发挥市场主体的财富创造激情，又凸现服务型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林毅夫提出的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从而是内生的。面对这一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后发国家需要通过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剩余形成最快积累提升要素禀赋，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由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构成的“二元系统”，针对市场发育不全的先天弱势，在积极促进市场配置资源、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通过政府主动出击解决外部性问题，发挥协调性功能，改造落后的基础设施，对先天弱质的企业“扶一把”，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效，就在于先天的市场扭曲缺乏“看得见的手”的积极纠正，少了“双轨制”的互补优势。

　　其四，全球化背景下资源配置优势。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乘坐全球化这趟“快铁”，确立了扩大内部产能、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溢出”的需求和市场。这一模式沿袭了“四小龙”的发展路径：利用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和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在高储蓄率的资本支撑下，利用外部需求扩大内部产能，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成本优势所带来的规模效应，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奠定了“世界工厂”的产业地位。随着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使资源配置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由此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经济效率的提升。今天，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展示中国分享的“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

　　迎接大考

　　黄金十年，中国进步辉煌。但是要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带入现代化，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当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

　　破解影响持续发展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思所指出的：1978年～2011的34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9.8%(可比价格)，但增长中至少有80%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中国以世界工厂的产能在“外包”世界众多商品时，也“外包”了世界众多的污染；土地资源开发已接近极限，加之不合理利用，导致耕地减少；过快的人口增长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已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减少，而随着CPI的上升，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巨大外汇储备，由于管理能力不足而面临着资产贬值的巨大风险；通过出口退税“补贴”创造的巨大外贸顺差，却难能转变为13亿国民的净福利收益……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破解腐败难题。当前反腐倡廉总的形势是“三个并存”：

　　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在转型期，腐败客体呈现出新的变向和特征，突出表现为权力“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勾兑演绎，攫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破解分配不公难题。当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财富的“公正分配”就具有重要意义，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关乎国家健康发展。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现在分配问题已经引发社会焦虑，必须正视加以解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过去10年，我们发展的最大‘短板’就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2002年我国最高10%的收入户人均17353元，而最低10%的则人均3003元，差距是5.8：1。而到2011年，综合各方面统计资料分析，差距已达10：1左右。

　　破解影响稳定难题。在现实里，权力没有被有效制衡导致官民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官”的社会心理；资本没有被有效驾驭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富”的社会心理。而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上面说的两对矛盾、两种社会心理关系极大。再加上腐败问题，贫富分化日益悬殊，与民争利等，地方政府维稳成本高涨，维稳压力巨大。

　　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并存。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这也是我国长期面临的稳定课题。

　　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应该变“堵”为“疏”，将维护稳定问题纳入常态化、法制化的管理。

　　破解道德滑坡难题。小悦悦事件、老人倒了不敢扶、见死不救、 地沟油、霉大米、毒牛奶……近年来，一系列拷问社会良知、公序良俗的事件，触发了公众对道德底线的深深忧虑。道德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不公，搅乱社会的是非观；社会不公和贪腐现象，使社会道德底线在降低，潜规则却变得越来越时髦。当潜规则成为文化，甚至深入骨髓的时候，将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系列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在接下来时间里经受的考验将更艰难。

　　“对于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需要决策者快速拿出解决方案，提高行政效能。因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普及，反应慢就会放大问题，使之加速发酵，这就需要执政者与时间赛跑。”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全球竞争力研究院前院长黄力泓告诫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未来10年，是民族发展史上最关键的10年，是‘爬坡即将爬到顶峰’的关键时刻，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复杂而艰巨，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几个关键问题关键环节坚持改革不动摇，突破‘改革瓶颈’，我们的改革发展就会有一个光明未来，社会主义就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人民就会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