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养老院困境：规划要让位于商业开发

　　百分之三的养老院生活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未来十年中国老龄化已成定势。

　　北京在2010年推出“9064”养老计划。即指90%的老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养老、6%的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养老、4%的老人机构养老。

　　上海在十一五期间推出“9073”养老计划——90%的老人为家庭养老，7%的老人从社区接受养老服务，3%的老人为机构养老。现在上海准备在“十二五”末，将“3%”上升为4%。

　　广东则准备在2015年启动“9073”计划。

　　中国三大直辖市的养老规划，基本上可以代表地方政府养老模式的未来。“居家养老”既是政府力推的模式，也是传统中国观念的延续。对于即将承担未来养老重负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独一代”们来说，难题正在显现。

　　但我们现在关注和聚集的，则是这一计划中最为少数的百分之三。谁可以进入养老院，如何进入养老院，养老院面临哪些难题？那些在数据中占百分之三的人们，是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

　　最少的人群，或者正可以为最大人群的养老提供参考借鉴。

　　广州：挤不进去的养老院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却未必想出来。广州有120万需要养老的人，但包括公立、私营的170家养老院仅有两万多床位。除去部分居家养老的老人外，还有近百万人被挡在了养老院门外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东报道

　　2012年7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一场“延迟退休年龄”的大讨论引起了全民关注，有分析认为，延迟退休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时代，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8亿，每年还在以500万至800万的数量不断增加。

　　家家都有老，人人都会老，我们老了怎么办？选择养老院渐成趋势，这既是一种理念变化，更是一种现实选择。面对日益急增的老年人口，养老院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排队入院、高昂费用成了老人们艰难的等待——但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居家难养老

　　传统中国老人喜欢在家养老，去老人院会被人认为是被儿女遗弃。

　　但个性独立、思想前卫的范颖(化名)却不这样想，在退休之前范颖一直在广交会工作，她很早就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2003年，范颖悄悄开始考察适合自己的养老院。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在越秀公园里散步，和几个老人聊起了广州老人院。听大家一介绍，觉得不错，后来她又亲自跑去实地考察了几次，最后决定选择广州市老人院。

　　“老人院都是同龄人，没有代沟还有共同语言，这个大家庭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能找到一个安乐窝，会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为了争取到进入养老院的名额，范颖甚至展现了她的绝招——能歌善舞。这一优势使得她一年后被特批入院，范颖现在成了广州老人院舞蹈队的队长。

　　选择老人院的原因，范颖说，“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开了几十年，机器零件都有磨损。你总要生病，生病的老人对孩子们是一种拖累，还不如在老人院由专业人士照看。”

　　想儿孙们的时候，范颖会自己在老人院门外乘坐公共汽车回到市区。“现在腿脚还灵便，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就回到市区的家了。”范颖说。

　　“政府提倡家庭为主，社区辅助，政府办的养老机构作为示范点，中国人还是多数愿意在家养老。”广州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居家养老模式越来越难适应时代的需求了。“中国的老人占全世界老人的四分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将占三分之一，养老问题是政府亟须解决的难题。”洪佩贤说，“养儿防老的观念对于现在成年的独生子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四个甚至六个老人的赡养任务将令他们不堪重负。”

　　进入养老院，既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老龄社会的猝然来临，则使这种选择成为了一种竞争。

　　高伯三迁“养老院”

　　在进入广州老人院之前，79岁的高志奇一直在为自己寻觅养老之处。

　　1993年，高志奇从广州海珠区信访局退休。最初的退休生活跟身边的老朋友们大多相似，一日三餐，照顾儿孙成了他们夫妇俩生活的全部内容。

　　但三年后，因为老伴身体渐差，平淡的日子变得煎熬起来。“不仅没法照顾儿孙，反而成了家庭负担。”高志奇逐渐萌发了寻找养老院安度晚年的想法。1998年，他和老伴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养老院。

　　最开始，高志奇选了番禺区大石镇的一家民营敬老院。这里环境很差，服务也不是很好。但是为回家方便，也为了孩子们可以经常过来看望，高志奇还是和老伴在这里坚持住了两年。

　　2000年，再也忍受不了这里的服务，高志奇重新找到了海珠区的一家敬老院，这里位于广州大道南，离家也不算远。但是前一家养老院所吃的苦头，让高志奇有了经验，他发现这里的敬老院多数是单体楼，整个敬老院的活动空间就在一栋楼房里。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憋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对身体更是一种伤害。

　　这令高志奇感到十分失望。

　　一年之后，单位以前的同事向高志奇推荐了广州市老人院。2001年6月，高志奇夫妇进行了实地考察。空旷、绿树成荫的老人院，让两位老人第一次来就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找的地方，于是很快就报名排队等待入院。在等待了一年之后，老两口最终搬进了广州市老人院，安了家。

　　高志奇夫妇的“家”，是在颐养园的一栋三层的小别墅里，他们夫妇俩住在二楼，整个“家”只有二十个平方，但看起来却很整齐。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小厕所，厅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有一张茶几，是高伯喝茶读报的地方。

　　在他家的小阳台里，高志奇种满了菊花、水仙等花草，窗台上还养着两只鹦鹉，不时向人打招呼“你好”，“恭喜发财”，两只鹦鹉分别叫老咯和小咯，小咯还不太会说话，是接老咯班的。因为老咯十岁了，鹦鹉的寿命一般就是十岁左右。

　　前年是高志奇夫妇的金婚纪念日，儿孙们一起来到老人院，租用了院里的一个大厅，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家庭聚会，在儿女们的“怂恿”下，高志奇夫妇拍了一组婚纱照片，选了最酷的一张放大后挂到卧室的墙壁上。孩子们还精选了12张给他们做了一本台历。

　　高伯在处级干部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现在每个月有接近四千元的退休金，老伴也有两千多。两人交纳老人院的费用2700元之后，还剩余不少，“足够开销”。他们有两儿一女，现在都还在市区工作。

　　“每逢重要节日，儿孙们都会一起来看我们。”高志奇说，“下个月就是80岁生日，儿孙们又要过来，到时一个屋子都挤得满满的。”

　　居家养老无门，老人院成了许多老人养老的新选择。但让很多老人无奈的是，如今老人院的“门票”已经“一票难求”了。不少老人都有类似高志奇的经历，为了寻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吃尽苦头。

　　这是一座新的养老“围城”，城外的人拼命想挤进去，城里的人却未必想挤出来。

　　“1200个床位全部住满了，现在只能是去世一个老人才进一个了，每年通常只有100来个。” 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小康》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到，广州市现有的公立和民营老人院一共170多家，包括民营老人院在内只有2万多床位。对于广州120万老人来说，目前的养老院床位几乎就是杯水车薪，除去部分居家养老的老人外，还有近100万被挡在老人院之外，“求院无门”。

　　养老院长的“心结”

　　洪佩贤已经在广州老人院工作超过30年。

　　1980年7月1日，她从海南来到了养老院工作。当时这里只有八栋破烂瓦房，200个老人，全院一个卫生间都没有。

　　洪佩贤通过开办福利餐厅、与日本商人合办了吉泽皮革厂、与港商合办耆福集装箱运输公司、与省石油公司合办加油站，筹集到了部分资金，同时成功地争取到市财政和各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和社会贤达相助，逐步改善了老人院的环境。现在的广州老人院，有13家设有轮椅通道、遮复式走廊、扶手和有生活、卫生设施的别墅式养老楼；有宽敞明亮的老人食堂；有多功能老人康乐大楼；有医疗楼、康复楼、益寿公园等。这里鸟鸣树幽，环境宜人，已经从一个救济型、封闭型，单纯供养型的老人院转变成了开放型、福利型、供养康复型的新型老人院。

　　“现在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区孤寡老人，‘三无’老人，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无法定供养人，靠政府救济的，首选这部分老人，政府现在收一个就一个月给900块，剩下就是家庭托养的，床位500～1000一个人，服务费按服务难度分成两个等级。”洪佩贤说，广州市老人院是公立养老院，政府对需要救济的老人有责任，所以政府的投入会比较大，所以即使是家庭托养收费也算是比较低。

　　据调查，目前广州市的民营老人院只有70多家，大多数只收生活能自理的自费养老老人。因为政府投入少，民营老人院要自负盈亏，自力更生。

　　在一些民营老人院，老人一进去就收5～10万高额的赞助费，每月的养老费也从一两千到五六千不等。“他们赚了很多的钱。”洪佩贤解释说，某些民营养老院收的赞助费，老人去世这些钱就归他们了，这样蛋糕越做越大。

　　缺少政府的扶持，又负担着越来越重的养老重任，大部分民营养老院是在夹缝中生存，难与公立老人院形成互补。曾任两届广州市政协委员的洪佩贤在广州市两会期间多次提出养老提案，都没引起重视。面对如何解决老人院供需矛盾的问题，洪佩贤认为，政府应该多支持公立老人院的建设，公立老人院要再发展，民营老人院也要鼓励。“鼓励民营办多一点，政府压力少一点，两条腿走路来解决巨大的供需矛盾。”

　　广州市今年首度提高对民办养老院的财政补助额度，对非营利性的养老院，补助标准幅度分别增加了2倍和1.5倍。在广州市“十二五”规划中，老人院床位将发展到五万多张，在2015年将实现每1000人40个床位的目标。并开始引进三类新型养老模式：度假型养老院、贵族式养老院以及居家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院。

　　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也让许多养老无门的老人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