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不上公务员,杨盛敏疯了。他确实是一个极端,可是,他跟那些一心要考公务员的人,真的差别那么大吗?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广西柳州报道
做官,是杨盛敏从儿时就开始有的理想。
杨盛敏是广西柳州三江县林溪乡美俗村第一个统招大学生,1996年考上广西大学时,全村人都觉得这个男孩儿会是村里最有出息的。无论是村里人,还是他自己,都觉得谋得一官半职是最好的出路。
可他却因为公务员考试失利抑郁成疯,最终被关进铁笼中……
疯
杨盛敏从昏睡中醒来,还没睁开眼,鼻腔里就涌进了刺鼻的屎尿和发霉食物的混合味道,背脊一阵酸痛,身下湿漉漉的棉被刺骨地凉。
偶尔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还被关在笼子里,一头水牛正在吃盖在笼子上的干草。杨盛敏踹了下笼子,想吓走水牛,锁着双脚的铁链摩擦到化脓的伤口,传来一阵剧痛。
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关进笼子之前发生了什么。
2009年农历大年二十九的凌晨,杨盛敏穿着单薄的藏蓝色棉布大褂从家门出来,沿着门口的土路往鼓楼方向走。
经过村民吴金燕的家时,他拿起地上的碎石头朝窗子噼里啪啦地砸过去。见亮了灯,杨盛敏跑开了。
停在小卖部门前,他又想进去找小卖部的店主吴军,吴军是他小学时的班主任。门锁着,他抄起路边立着的锄头朝着小卖部的木门砸了下去,三两下门开了。
杨盛敏冲进去,可是砸东西带来的亢奋没有停下来,他继续砸货柜、电视机、啤酒筐,玻璃碎裂的声音响声一片。
正在小卖部后面的屋子里睡觉的吴军一家三口赶出来时,杨盛敏还在边砸边大笑。吴军夫妇俩立即上前去拉杨盛敏,可是却根本拽不动。杨盛敏和吴军扭打在一起,平日温顺谦恭的杨盛敏瞬间成了打架能手,吴军吃了几记闷拳。
周围被响动吵醒的几个村民赶过来,上前一起制服杨盛敏。杨盛敏挣扎着开始大声上前喊叫,一连串的内容听起来像侗话但是没人听得懂。
“纯如(杨盛敏的乳名),娘来了,”杨盛敏的老父母冲进小卖部,他们手上拿着粗麻绳,一进门就慌忙跑过来把被按倒在地的杨盛敏捆了起来。母亲吴成女一边绑一边哭,“纯如,怎么办啊,纯如快醒醒。”
这是杨盛敏第二次发疯打伤人了。
第二天,村长召集杨盛敏一家、受害家庭和一些长辈在鼓楼开会。杨家跟受害家庭商定了赔偿的金额。可如何保证杨盛敏不再发疯打人,杨家却没什么办法。他们出不起钱把儿子送去精神病院,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也只好答应了把他关进笼子。
父亲杨付儒从家里拿了600块钱给二女婿吴育兵,让他到镇上买细钢条回来做笼子。
笼子很快做好了。不到两米长,不到一米宽,半米多高,人在里面只能坐着。家里人把笼子放在了屋子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下。
大年初二早上,大夫来家里给杨盛敏打了一剂麻醉剂,杨盛敏睡着了,父亲和几个村民一起把他抬进了笼子。为了不让杨盛敏偷跑,杨付儒还找来铁链锁住了儿子的脚。
三江的冬天湿冷,经常下雨下雪。母亲拆了一床棉被铺在笼子下面,又用厚厚的干草把笼子盖住,干草下面垫了一层塑料布。
穷山恶水的梦
一阵乒里乓啷的鞭炮声,吓走了吃干草的水牛。刚刚清醒的杨盛敏看见母亲拿着盛饭的竹篮子走了过来。
“过年了?”
“纯如,你总算醒了!你都睡了三天了。”母亲一开口眼泪就涌了出来,早知道读书会把儿子害成这样,她一定让儿子去种田。
“娘,我不饿,别送了,浪费。”
“昨晚上下雨,棉被都湿了,怎么待啊,”母亲哭得泣不成声,“你好好的啊,娘去求人放你出去。咱再不要发达了,活着就好。”
“发达?”杨盛敏想起,自己没考上公务员,没能出人头地,心情太过压抑,才患上了精神病,“好像做了一场梦。”
杨盛敏崇拜政治家,他的偶像是毛泽东。
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吴军曾经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杨盛敏那篇作文第一句话是,“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干部”,年幼的他觉得当干部可以管很多人,可以离开大山,可以脱离贫穷,可以改变命运。
在那个偏远的乡村,当官可能是最大的荣耀了。村子曾经有人在隔壁乡当了个官,“村里人对他们就特别尊敬。”二妹杨纯妹说。
班主任吴军也一直希望村子里能出去个人当官,当个“不忘本的父母官”。
不管是改变自己,还是服务乡民,当官这个理想,真的就成了杨盛敏半生奋斗的目标。
三江县全县都是在山水环绕之中,翠绿的山里隐着几座木屋,采茶姑娘带着草帽专心地摘茶叶,隔上几公里就会有座漂亮的有木质顶廊的风雨桥。外人见到了三江的美定会忘返。可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却把三江称作“穷山恶水”。
在三江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不会见到一小块地荒着,山边上一块100多平方米的地方也会被人圈起来种谷子。因为山上石头多,土地少,没法进行机械化作业,所以三江的作物产量小成本高,最穷的农民温饱还成问题。
杨盛敏兄妹五人,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父母没钱供养所有孩子完成学业,只有他和大妹读书。
从小到大,杨盛敏都是考试成绩最好、读书最用功的人。别的孩子都在玩耍的时候,杨盛敏却闷在家里读书,他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他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三江中学。1996年,杨盛敏不负众望考上了广西大学。
杨盛敏是村里第一个正式大学生,直到现在也是。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情,杨盛敏家却没有摆宴庆祝。因为摆宴需要钱。
大妹杨燕妮在镇里读中专。父母种地帮工挣的钱刚够妹妹的学费和兄妹俩的生活费。杨盛敏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那时候,很多村民主动找到杨盛敏的父母问需不需要钱。
杨盛敏上学的时候,父母从没吃过一顿好饭,几乎每天都吃红薯梗和南瓜叶。他看到自己的好友吴奇军已经出去打工挣钱,开始给家里盖房子的时候,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他只能安慰自己,“我将来一定会加倍地挣回来,不仅仅是赚到大钱,还要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
杨盛敏希望能像城市人那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住舒适的楼房,开轿车,把全家人接进城里去生活。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还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谋得一官半职。
梦碎村官
杨盛敏很少到城市去,上大学前他只去过柳州。在南宁上学,他也是第一次融入城市的生活。
1999年秋天,杨盛敏班里的同学们开始忙着找工作,农学院毕业并不好找工作。农学不是杨盛敏自己当初选的专业,他想学法学却被分配到农学。他也并不想从事农学的工作。
杨盛敏决定报考公务员,开始买书复习,他一如既往地擅长考试,很轻松就以高分通过了笔试。
他开始憧憬未来,到司法所工作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块钱,他上学借的钱半年就可以还上了,父母再也不用又要下地干活还得给别人的菜地帮工。之后还能帮家里盖砖房,村里人都陆续住上了砖房,杨盛敏家还在山上的木屋里住着。再过几年,等他在县城扎稳脚跟可以把父母和两个妹妹都接到镇上去住。
这一切幻想都戛然而止,杨盛敏没有通过面试。他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怕他们失望。他急忙再去找工作,杨盛敏想就找个安稳的工作,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称心的。
那段日子,宿舍里就还剩下杨盛敏一个人住着,他晚上常常都焦虑得睡不着觉。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花了十六年的时间读书,毕业竟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他没法跟家里交待。
杨盛敏一直赖到九月份新生入学才搬出寝室,要回家住,就只能跟家人交待了实情。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没关系的。”母亲却陪儿子一起着急。
那段日子,杨盛敏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有时还会起来说胡话。全家人看着杨盛敏的状况,心里都很急,大妹出主意,“不如让二哥跟我一样去村里找个工作吧。”
杨盛敏这一届是三江县最后一年给大学生分配工作,不过不是正式编制的工作,而是三年一签的合同制村官,待遇和正式编制一样。杨盛敏被分配到良口乡寨塘村做村长助理。
杨盛敏很喜欢村长助理的工作,有三百多号人归他管,还可以经常到乡里去汇报工作,慢慢地情绪稳定了下来,他做村官的三年工资是每月九百多元,他用半年多的时间还清了债务。
2002年秋天,杨盛敏和妹妹一起攒了八千多块钱给家里在平地盖了一处新砖房。
以为这样的日子风平浪静,搬进新家那年过完年,杨盛敏和妹妹一起收到通知:村官不延续合同,县里统一组织一次公务员考试,考上了正式入编,考不上就要自己再去找工作。
这一次考试,杨盛敏和妹妹都落榜了。
回到村里,杨盛敏总是觉得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好像对他很不友好。
那段时间,杨盛敏动不动就和家人吵架,嘴里喊的是一些家里人都听不懂的话,晚上不睡觉到处走动。
父母带他到县医院去治病,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症,需要用药物控制、静养。杨盛敏吃了三个月的药,病情才恢复正常。
“如果人生有输赢,我就是输了。”杨盛敏说。
忘不了的公务员梦
杨盛敏不想输,虽然父母嘴上不说,但他知道父母的失望。从小到大,一直读书,他从没有下地做过重农活,农忙时他总是站在旁边看东西或者做些轻巧的工作。失业在家后,父母开始有意识地教杨盛敏怎么种地。
“读了一辈子书,真的要去种地了?”杨盛敏不甘心。
村子里和杨盛敏最要好的朋友吴奇军,一直在广东打工,杨盛敏开始盘算着去广东找一份工作试一试。
在家静养了一年,2005年过完春节,杨盛敏跟家人说自己要到东莞去,已经找好了一份工作。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去东莞的一家玩具厂做办公室助理。
工作虽然累,经常没日没夜地义务加班,但杨盛敏似乎甘之如饴,他觉得自己还有用。不过因为有过精神疾病史,晚上吵闹的工厂让杨盛敏无法入眠,他经常需要用药入眠。为了证明自己能行,即使日渐消瘦,他也还是坚持了下来。过了试用期,杨盛敏的工资涨到1800多元。
过段时间,杨盛敏就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报平安,母亲一听到儿子的声音就开始哭。“儿啊,有没有坚持吃药啊。坚持不了就回来。”电话那头,杨盛敏总说一切都好,其实也在擦眼泪。
杨盛敏忘不了公务员的梦,他去东莞人力资源局咨询自己能不能在东莞参加公务员考试。得到的答复是必须是本地户口或者应届生。杨盛敏只好在工厂待下来。2007年,到了合同期该涨工资的时候,工厂里开始找茬了,杨盛敏忍无可忍,辞掉了工作。
他又待业了。
他没有回家,而是先去找了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在广西崇左县农业局工作的甘崇琨。他们都是毕业那一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甘崇琨考上了。
两人从没断过电话联系。甘崇琨开着车来接杨盛敏,请他到饭店叫了一桌子的菜。已经结了婚的甘崇琨开始有点发福,公务员当了七年,日子过得很滋润。
杨盛敏忽然觉得从前一起打篮球的两个好兄弟似乎有了距离。
回家后,杨盛敏想自己还没到三十五岁,还可以再去考公务员,那才是自己想要的安稳日子。回到家,他把复习申论和行测的书又翻了出来开始复习。
大妹坚决反对哥哥再去考公务员,“你都因为考试去过一次医院了,还要再去吗?”
“那你要我回去东莞吗?还是去种地?”
之后两年,杨盛敏留在家里务农,一有空就拿出书来复习。但是他却没有去报名,大妹告诉他有精神病史是不能考试的。
杨盛敏没有去确认过,他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因为没有收入,他已经没有钱买控制精神病的奋乃静。
到2009年春节前,他终于疯了。
事后过去三年,杨盛敏才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做更有用的人,说服不了自己留在家里做没有用的人。”
回归宁静
杨盛敏似乎彻底平静了,他操着浓浓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语速极慢,说到过去,还会时不时地笑自己离谱。
被关在笼子里第三个月时,他脚上的伤口发炎,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就在他以为自己就快要死掉的时候,他被救了出来。
2009年3月,回老家办事的堂哥杨爱权看到杨盛敏的惨况,联系媒体帮忙报道,之后三江县龙泉山医院给杨盛敏提供了免费的治疗。
捡回一条命的杨盛敏,精神病也被控制住。现在,过着农民的日子。
他穿着一件白汗衫,左边肩膀处有指头大的小洞;黑裤子肥得像能把他整个人装进去,裤管卷起三折还拖在脚面上,遮住了脚上的拖鞋。唯一和他现在的身份不相称的是他单薄的身体和细腻的皮肤。
康复之后,杨盛敏被认定为一级残疾人,拿到了残疾人证,再也没办法出去工作。他开始在家里养兔子。
杨盛敏现在养了80多只兔子,买家都是同村人。兔棚就是杨盛敏用最初卖兔子的钱盖起来的。杨盛敏想盖一个大一点的兔场,可以养上千八百只兔子,白天放养,晚上赶回笼子睡觉,把野生兔子生意做起来。
三年前的变故,痕迹仍在。撩起裤管,杨盛敏把小腿架在小板凳上,脚踝处因为被铁链铐住而化脓的伤口留下了深深的疤。“一变天,连骨头都痛。我就是认输了,才会重新开始。”
他抓起一把红薯梗站起来喂给一只胖胖的大白兔,“你知道吗?这个兔笼就是用关我的铁笼改的。我就是属兔子的,像不像是我被关在笼子里?”
每个月,杨盛敏都要去村卫生所去打针。每天要吃控制精神病的奋乃静。家人最怕杨盛敏的病情反复,再也不让他离开村子一步。
杨盛敏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兔子,帮家里做做农活。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他就点起蜡烛开始看书。他喜欢看杂志,每次有人去镇上办事,他就托人带杂志来。
晚上看书到11点是杨盛敏至今坚持的习惯,只有这一点让他觉得自己还不完全是一个农民。从兔棚往家里回的路上,杨盛敏一直问着北京是个什么样的城市,难不难生活。至今只去过柳州、南宁、怀化、东莞四个城市的杨盛敏似乎还憧憬着大城市的生活。
回到杨盛敏的家,走进二楼他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没有其他任何陈设。墙上挂着一个药兜,上面绿色的字写着龙泉山医院,里面装的就是杨盛敏每天要吃的奋乃静。
写字台边的地上沿着墙放了一长排书,足足堆了一米半,是旧杂志和当初杨盛敏考试时用的参考书。
杨盛敏翻出自己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和几年前班里做的通讯录,班里20个人,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杨盛敏的名字在最后一个。
这个通讯录每过几年就会更新一次,但杨盛敏的名字后面一直都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