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地方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见多了新官一上任就“改弦易张”的新闻，两座小城坚持的发展路径让人耳目一新。一为四川苍溪县，连续30年发展猕猴桃产业；二为新疆石河子市，城市规划“50年不变”。应该承认，苍溪发展猕猴桃有“天时、地利”之便，石河子规划不变亦有“军管”背景。但它们的可贵在于，主政者把自己的政绩冲动，放在了民生后面。

　　A苍溪：7任县委书记“铸桃”记

　　苍溪县政协主席赵家兴从政以来一直在本地工作，曾长期主管农业。据他回忆，80年代至今，苍溪共经历了7任书记。从发展起步、到成立农业园区，历任书记没有“另起炉灶”，一届接一届围绕猕猴桃产业化做文章。猕猴桃产业越做越大。

　　“搞这个不容易出成绩，值吗？”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苍溪这个农业县，曾有过一次不小的争议，争议的主角，是猕猴桃。

　　1978年，苍溪县科委在北部山区的丛林中发现了大量的野生猕猴桃。当地独特的土壤、水分、气候，被专家认定为猕猴桃适生区。当人工栽培获得成功后，苍溪于80年代初成立了猕猴桃生产办，决定推进猕猴桃人工种植。

　　“那时，我们种粮、养猪习惯了，哪个知道啥子猕猴桃嘛。”一名老农户说，退回几年，政府也曾为他们推荐种植农作物，但最后却赔了不少。得知要种猕猴桃，有人放出话来：“信谁都不能信政府。”

　　顾虑不止于此。种猕猴桃是一项“长期工程”。农户抱怨：“从栽种到挂果耗时3年，从挂果到收获还需两年，耗时又耗成本。”有老干部嘀咕：“5年相当于一届任期，搞这个不容易出成绩，值吗？”但时任县委书记雍湘还是坚持按规划种植。5年后，当村民的猕猴桃丰收时，雍湘已经离任。

　　进入90年代初，猕猴桃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那时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和病虫害，不少猕猴桃种植户损失惨重。”苍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平楠回忆。加之种植的猕猴桃品种过多、味道一般，市场不温不火，一些农民选择了外出打工。

　　在这种形势下，苍溪县委并未否定前几届发展猕猴桃的举措。反而提出，还要将猕猴桃作为一个产业重点打造。时任县委书记李文元认为，猕猴桃的问题，出在品种布局、运行机制和市场拓展上。解决好了，猕猴桃就能大发展。在他的支持下，1995年，副科级机构——县猕猴桃研究所诞生。

　　“专门成立个研究所，但可能我们一生都出不了成绩。”猕猴桃研究所所长何仕松对县上历任领导重视科研颇为感佩。

　　事实上，正是由于猕研所与省自然资源科研院开展了10年合作，才选育出了红心猕猴桃新品种——“红阳”。2001年，“红阳”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认同，名声大噪。

　　“不尊重规律的折腾，注定会失败”

　　20年磨砺，“苍溪猕猴桃”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益”。在这之后，苍溪两任县委书记邹瑾、任华兮持续发力，推进猕猴桃产业化。

　　如何找准猕猴桃产业化的载体？苍溪两任主政者均认为，建设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至关重要。邹瑾在任时，已规划建成了白桥坝等3个万亩农业园区。任华兮将其完善，并将万亩园区数量增加到10个。

　　2005年，正科级的苍溪猕猴桃产业化推进办成立，加强了宏观指导，猕猴桃产业发展迅猛。到今年，苍溪猕猴桃栽种面积已超过10万亩，年产量达到5万吨。

　　在猕产办，记者见到了一份苍溪红心猕猴桃的最新阶段性规划，时间从2007年延伸到2020年。“规划由县政府与省自然资源研究院的专家共同制定，可以兼顾政策的科学性和延续性。”猕产办干部文永安说。

　　“不折腾”也是一个经验。苍溪猕猴桃“走红”后，有人向县委书记任华兮建议：“可否鼓励将种雪梨的地改种猕猴桃，提高经济效益？”学农业出身的县委书记却不同意：“雪梨下还可以种魔芋，梨农的风险小，收入同样有保障，还能保持品种多样性。”

　　“不尊重规律的折腾，注定会失败。”一名老干部讲了一个故事：90年代初，苍溪某乡镇刚发展猕猴桃时，曾下令让老百姓将种在公路边的粮食挖了，改种猕猴桃。

　　“公路边上领导一来就看得见，想搞形象工程，捞政绩嘛。”却不想猕猴桃对土壤、气候、水源等相当“挑剔”，加之老天也不买账，干旱连连，最后这个形象工程只得惨淡收场。

　　据统计，2010年时苍溪猕猴桃产值已达6亿元，今年预计不少猕猴桃农的收入都将突破10万元大关，还有人“等着卖到国外去”。

　　记者注意到，在十几个国家有水果销售网络的香港日升公司已经在苍溪扎根了16年，与政府的合作也更趋深入。一名干部对记者说，这种稳定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又一收获。

　　B石河子规划50年不变

　　今年8月底，网友“vivianluo1986”从新疆乌鲁木齐到石河子。一路上经历了许多荒漠的她原本昏昏欲睡。一进入石河子市区，便瞬间“亮了”。

　　“再呆一天我就会爱上这座城市。”在被树木包裹着的喷泉广场前，她拍下照片传上微博。她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整齐的城市规划”。她可能不知道，石河子现在的布局，在50多年前便已定下。

　　“一条街的位置都没有动”

　　石河子位于新疆北部，意为“一条布满石子的干河床”。上世纪50年代初，新疆军区奉命在这里“建一座新城给后人”。当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城市规划院规划专家赵琛头上时，赵琛却犹豫起来。

　　上海城市规划院一名曾随赵琛到石河子做过规划的老专家透露，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担心部队首长的工作作风会对规划的实施造成干扰。

　　石河子建设局原副局长王银良也听老领导说过此事。“据说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向赵琛拍了胸脯，说军人说一不二，只要赵琛做出的规划得到上级批准，他保证严格贯彻实施。他用军人的执行力打动了赵琛。”王银良说。

　　赵琛最后制定出的规划呈“棋盘式”，把石河子分成三个区域：西区为工业区，中心区为商贸、居住区，东面为开发区。三区域及市区南北分别用大型绿化防护林相隔。最大的防护林长7公里、宽157米。同时，还规划了50～80米的道路红线及东公园、西公园。

　　王银良回忆，此后50多年，兵团农八师和石河子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主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仅有的几次规划修编，都没有对1958版规划作方向性调整。

　　“现在主要的调整，是在原有市区外，规划建设国家级开发区。”王银良说，而这部分地区，实际也是在1958版规划中的“预留发展地区”之内。

　　石河子对规划的遵守，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想。2000年前后，赵琛重返石河子，看到当年的规划几乎100%实现，很是高兴。他透露：“城市布局我做的是由中心向外围，由街道和公路放射性连接，实施起来很复杂，我曾想，改一条两条街不算什么。但现在，一条街的位置都没有动。”

　　事实上，当年也有人对规划能否建成持怀疑态度。“但兵团领导拍板，‘现在建不了的，可以慢慢建，现在实现不了的，将来会实现’。”上述专家透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感慨，石河子的城市规划方案，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保留、执行得最完整的，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为50多年来，行政领导的每次更迭，都可能影响规划的落实”。

　　先种树，后修路

　　石河子(师)市领导落实1958版城市规划，并非毫无压力。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石河子和很多城市一样，面临着发展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矛盾。

　　“那时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好在控制得严，没因为政委换了，规划就作废。”王银良透露，为了保住规划，他们坚持让专家评审，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连贯性。

　　不过，问题仍然突出。王银良回忆，当时由于财政实力不够强大，很多规划中的道路都没有开工。“土地空闲，就可能出现违反规划的占地建筑，造成整体规划被突破，真是相当危险。”

　　“为这想了很多办法。”王银良说，其中较为有效的便是“种树”。当许多城市喊出“路修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时，石河子遵循“树种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以树控制道路，落实规划。这个颇有新意的做法最终遏制住了违建。

　　注重种树绿化，是石河子规划建设的标签之一。《南国早报》记者李沛到石河子后发现，与许多城市弯弯曲曲的绿化带不同，石河子的绿化带规划得笔直。他感慨道：“在许多城市，规划反复更改，一条路动来动去屡见不鲜。为了扩建道路，也常将原有绿化带的树木砍掉，这种现象在石河子很难看到。”

　　事实上，90年代石河子城市道路扩建时，要不要迁移老树也曾引来众多争议。石河子的决定是：大多情况下以树为主，宁可把道路缩小。

　　近年来，石河子兴起了项目建设热潮，但配套绿化仍不放松。“政府实施项目无绿化方案不审批，绿化不配套不验收工程，保持了当年规划的绿化要求。”王银良说。

　　就这样，石河子由荒漠变身为“国家森林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到石河子时，央视记者站在高高的拍摄车上摄像，记者看见大街上一个欢迎的圣火的人也没有，感到十分疑惑。当地干部笑着说：“都在树荫底下站着呢。”

　　原来，这里几乎每条街都被树木笼罩，记者在车上只能看到树冠。

　　仇保兴曾多次到石河子视察，对石河子规划建设成为经典，他的感受是，“关键在于遵守制度，个人的意志不能改变规划的严肃性”。

　　媒体人郭庆晨亦有自己的思考。一次在石河子新兴工业区参观时，郭看到路边整齐的白蜡树，粗的不过手腕，细的只有拇指粗。有人感叹：“这么小的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当地官员回答：“有苗不愁长啊！”

　　在他看来，这种尊重规律，不急于出政绩立威，平和而坚持的心态，亦是为政者需要保持的。(本部分参考了《中国经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