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一场接力赛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一任官员，为政一方，是权力在空间上划个范围。
而一方民众，迎来一任新官，是当地在时间上经历一个阶段。
在仕途的竞赛场上，官员考虑的是如何跑好自己这一棒。
而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却希望流水的官员跑好自己那一棒的同时，完成好接力。
任何一个赛场上，基于个人素质的风格可以提倡，但管用的最后还是规则。用规则给权力带上枷锁，才不会任它为所欲为。
“别人的儿子”？
除了过渡官员、临退官员求稳为主，其他官员稍有些抱负，都会有政绩冲动。这种冲动落实得好，也是当地之福。群众痛恨的是，用这些正面的期许，作为自己盲目弃旧政、树新绩的借口。
有官员私下里说：别人定的事，我再继续做下去，做得好，功劳是他的；做不好，责任是我的。“感觉像在替别人养儿子一样。”
权衡利弊，另起炉灶，建设自己“出色”的政绩，成为很多主政者“顺理成章”的选择。带着自己名号的“辉煌”政绩，无疑将是主政者迈向更高政治门槛的本钱。却从没想过，过于追求个人这一届的“出色”，会不会出位于当地的发展链条？会不会透支未来？
事实是，这些“自己的儿子”，到最后往往带不走、养不大，又成了下一任的“继子”，难免遭遇同样的冷遇。当地之前的付出，血本无归，期待的回报遥遥无期。
安徽大贪官王怀忠已经伏法，但他当年在阜阳的形象工程，给当地留下的包袱至今还在增加。
阜阳机场建设历时4年，耗资3个多亿。除了国家民航局出资3000万元、安徽省政府拨款3000万元外，其余3亿元由阜阳市自筹。当年阜阳要求全民捐款，甚至强制捐。
多年过去，当地人的元气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当年建机场被占地的颍州区前新宅村，人均拥有土地由一亩多减为二分多，粮不够吃，钱也没补到位，“全村至今还有十几万元补偿款没给”。
今年春节过后，《中国新闻周刊》回访这个风波不断的机场，发现其至今依旧负债累累、步履艰难。
尽管当地政府坚称，机场带来的潜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可估量。但政府每年要投入的1.6亿元，却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而这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当年在百姓的一片反对声中，却助王怀忠升任安徽省副省长。
上级的政绩考核导向与百姓的感受，严重错位。
如何让百姓的评价参与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去，成为平衡官员政绩追求的一个重要秤砣，目前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自己的积木”？
有记者曾采访过某市，当地干部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过去的4任领导光城市规划就换了4个版本，而且正好东西南北各自规划了一遍。结果是城东的良田刚征用，城南的迁厂行动上马了；城南的工厂迁得差不多了，城西的拆迁又开始了；城西的规划实施不久，城北的“大手笔”又出现了……原本严肃科学的城市规划，在各任领导手里变成了橡皮泥。
政务交接错位的现象，经常这样周而复始。
一旦走到一方首脑的位置，上监督难达，下无人抗衡，权力享有足够的自由度。在这里，政绩冲动达到颠峰。一届太短，只争朝夕。有些甚至刚上任，考察十天半月，就敢拍板定下一个地方未来的发展方向。
手续不全，先开工再办手续；资金不够，边做边筹；甚至不合规划，都被当政者认为可以通过后期“做工作”慢慢扭转……
个人意志成为一地的发展方向盘，“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
监督跟不上，规则被忽视，从一开始就埋下种种隐患，规划短视，根基不稳，漏洞连连。
这种“规划跟着领导变”被人们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三拍”的结果，总是留给世人不可思议的疑问。
坐拥长江和黄鹤楼胜景的武汉外滩花园小区，这一经有关部门立项、审批的住宅开发项目，建成仅4年，被定性为“违反国家防洪法规”，遭强制爆破；
福州市台江区整个祥坂社区，多个建成开盘不足10年的商品房住宅小区面临拆迁威胁——它们都在闽江北岸中央商务中心(CBD)规划范围内。
既然违反国家防洪法规，当初为什么会通过立项审批？
既然要建设中央商务区，为何先前批准建设住宅小区？
从这些前后矛盾的故事中，我们总是弄不清楚，到底算谁的责任。同样，更多的烂尾工程，随着换届，没有人站出来负责，也鲜有人去追究责任。
百姓只能于茫然中，心疼那些巨额投资。
而无论建、还是毁，都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见。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最为了解，对于当地的发展需求，有着长久的期待。
用规则清除障碍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拿建筑规划来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董黎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都感慨，我们的建筑规划中缺乏透明度，缺乏民意。
在不少国家，各国城市规划有不同形式的“公众参与”。
美国有多种多样的官对民和民对官的组织。例如，在小区层次上，有市政府组织的“小区规划办公室”，专为政府的规划处提供信息和资料，也作为官民沟通的桥梁；有“小区规划理事会”，有权在小区规划和土地开发管理上制定哪些是要优先考虑的项目，市政府立法规定必须咨询它。
加拿大90年代以来，公众参与城市规划通过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的方式。即在编制规划开始时，倾听广大市民意见，之后将这些意见进行分析、归纳、整理，编制成规划草案。草案在报纸的增页刊出，或通过邮寄的方式送到每个家庭，再根据收集到的市民意见，进行修改，最后将修改后的规划草案报市议会审议。规划在批准前还必须经过公众听证程序。
建，是一件严肃的事，拆，又何尝不是。在不少国家，由包括建筑、规划、文物、文化等行业的权威人士组成委员会，共同论证决定是否允许拆除某幢建筑。对于重要建筑的拆迁，甚至还要举行听证会。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还被写进了法律，英国有凯斯福特报告，美国有市民参与阶梯理论。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引入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甚至发展规划方面，国内有些地方已经迈出了脚步。
广东省今年出台新规：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必须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杭州市政府2009年出台政府令，规定市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应当实施开放式的决策(依法不得公开或不宜公开的事项除外)。“从公共管理角度说，这是在行政民主化方面的有力探索。”
今年4月，关于青岛植树政策，青岛市民在网上发起提意见、建议、乃至批评的热潮，敲开官民互动的大门，青岛市副市长王建祥期间多次坦承不足，并承诺吸纳网民所提意见并进行改进。作为市民参与市政规划的一次行动，其过程的意义更胜于结果。
公众参与，可以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如何防范权力的膨胀，促使权力规规矩矩行事，才是根本之道。
诸如，在重大项目的决策过程中，涉及资金的巨大数额，往往令人惊叹；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么巨额的资金轻易被调动，是否通过了人大的预算监督？
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管好钱袋子，使权力的幻想失去现实的支撑，各种呼声由来已久：完善预算审查批准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监督，乃至修改预算法。
事前预防，固然可以事半功倍；事后追责，方能严惩肃、正法纪。
相关的法规不是没有。2009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依法问责。
只是，怎么落实到个案上，怎么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尚有路途。
一方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各届领导的接力。政策如果反反复复，眼看着别人已经起飞，而该地永远在试飞。做好接力，既需要当政者的自觉，更需要各项规则的完善，清除障碍，不让接力赛变成跨栏赛。
链接：巴黎：视旧如命
二战之后，巴黎的人口经历了一次快速增长，造成住房紧缺。
在住房需求的强大压力下，巴黎并没有在保护老建筑方面作出让步，相反，他们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19世纪起，巴黎就数次立法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还划出“保护区”，对包括古建筑、绿地、道路在内的整片区域进行了严格的法律保护，这使得它们的古典风貌得以被保存下来。
1860年之后，巴黎老城区的范围就没有改变过。巴黎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何解决迅速增长的住房需求？
和中国拆除老城区重建新区不同，巴黎将新建的住宅和工业区全部安排到了郊区，将人口和工业向这些城市疏散，建起5座新城、9个副中心。
即使解决道路交通难题，巴黎也不采用拆掉老建筑多修路、拓宽路的手段，而是向轨道交通要空间——地铁和郊区火车快线，交通十分便捷。(据《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