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民的收入分配原理浅析

　　张 苏

　　富国强民的收入分配原理，应该从国民收入核算原理角度理清收入分配基本关系，能够富国强民的收入分配体系应该是考虑生命周期的收入分配，应该是考虑市场结构的收入分配。比如，一个社会在确定分配原则时，非常有必要先计算该社会人均一生的必要消费量是多少。要确保绝大多少劳动者能够支付得起这样的必要消费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上182个国家2009年的人均收入数据，我国2009年人均GDP为3677.9美元，名列100位。前50名国家的平均人均GDP高达33749.2美元，51～100名国家的平均人均GDP为6339.6美元。最富裕的国家卢森堡2009年人均GDP为104511.9美元，而最穷的国家布隆迪人均GDP仅为162.9美元。最穷的国家的人一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比联合国2009年规定的1.25美元/天的极端贫困线还低。

　　按照国际标准，如果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基尼系数应在0.2～0.3之间；当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时，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如果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相当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变大。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中的计算，我国基尼系数1978年为0.310，1990年为0.341，2000年为0.402，2008年上升为0.457，近年来甚至将冲击0.5。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中国的基尼系数比很多世界发达国家都高(美国为0.408，英国为0.36，法国为0.327，德国为0.283，加拿大为0.326，意大利为0.36)；也比一些发展中国家高(印度为0.368、巴基斯坦为0.312、印度尼西亚为0.394)。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本收入来源

　　先看城镇居民。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数据，2010年这四项数据的人均值分别为13708元、1714元、520元、5092元。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逐年小幅下降，2006年至2010年分别是68.9%、68.7%、66.2%、65.7%、65.2%。

　　再看农村居民收入。“十一五”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3255元提高到2010年的591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年均增长8.9%。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数据，这四项数据的平均值分别为2431元、2833元、202元、453元。工资性收入又包括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2010年人均值为1178元)和外出务工收入(2010年人均值为1015元)。家庭经营纯收入又包括第一产业纯收入(2010年人均值为2231元)和第二、第三产业纯收入(2010年二三产业纯收入人均602元)。对于种植粮食、蔬菜、棉花等农作物的家庭，农作物的相对价格上涨就能导致农民收入增加。2010年人均农业纯收入1723元，比2009年增长了15.1%。对于从事畜牧业的农民，畜牧业的成本、价格变化都会导致农民的收入发生变化。四项农业生产补贴收入，即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对于收入较低的农民是至关重要的。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可知，2010年这四项农业生产补贴收入人均118元。

　　收入差距扩大的隐患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一个社会中，无论其社会成员努力程度如何，收入都相同，这对于努力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影响效率。我国的分配理念经历了如下变迁：平均主义—效率主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尽管如此，我国收入分配工作中存在着非常大的矛盾。按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的总结，具体表现是：“政府部门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激增；企业部门内部垄断行业利润增加大于竞争性行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居民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且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居民部门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按照蔡昉的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不公正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资产的分配不公。我国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未能做到依法执法，没有从制度上杜绝权力的介入，使得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形成了对农民利益的剥夺；由于没有严格界定产权，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个人和集团手上。①除此以外，我们认为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第一，未从国民收入核算原理角度理清收入分配基本关系；第二，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未考虑人们的生命周期对于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第三，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未考虑市场结构对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的隐患主要有：

　　第一，低估劳动力价值的收入分配体系必然引发制造业空心化。劳动力、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的稀缺程度虽然不同，但其对于生产的贡献是相同的。如果财富过多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必然导致实体经济(大量使用劳动者的制造业)与虚拟经济(大量使用资本的金融业)的非对称发展。劳动力价格低对于制造业似乎是一个好消息。短期来看，劳动力价格低有助于减低制造业产品成本，从而获取利润。但劳动者工资低使得全社会消费不足，制造业产品出现相对需求的过剩，这将导致制造业萎缩。另一方面，由于利用资本比、利用劳动力的回报更高，制造业企业家获得了利润后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业，而是进入金融业获取更高的利润，这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萎缩。根据相关报告，2007年至2010年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利润总和占我国企业500强利润总额的27%左右，而制造业利润总和仅占30%左右。

　　第二，未考虑生命周期的收入分配体系将难以预防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的负面影响。根据“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2005年以来，我国0～14岁人口比重持续下降，15～6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2005年老年抚养比(指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表明每100名15～64岁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数)为10.67，2009年为11.6。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速度加快，2005年至2009年的4年间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②很多国家按照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设计收入分配体系，从制度上促使人的一生进行“消费平滑化”：保持年轻时代、中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消费水平一致。这就需要对中年时代的高收入人群课以很高的所得税，以便支付年轻时代和老年时代的消费。也就是说，以这种税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需要政府出钱，只不过是政府将人们中年时代的收入扣一部分出来对其年轻时代、年老时代的消费进行支付。因而，这样的保障体系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是，如果收入分配体系未能促使人们“消费平滑化”的话，则会出现有钱时(劳动者多时)过量消费，没钱时(抚养者多时)消费不足的情形。

　　第三，影响社会安定。按照克兰格和史密斯(1981)的总结，人们对公平分配的社会共识是：一，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一定的最低收入；二，在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获得最低收入的前提下，剩余的社会财富按个人贡献来分配。一个国家应该通过制度竭力维护这种社会共识。我国在这两点上都还有改进的余地。分配制度要有对于“个人贡献”的准确理解。特别是要对于个人人力资本贡献与“市场结构所得”进行明确的区分，对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市场结构所得”进行控制，防止形成巨大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一旦克兰格和史密斯(1981)总结的这两个社会共识被严重违背，社会便会出现严重不安定因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的政策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如何让收入分配体系能富国强民

　　第一，从国民收入核算原理角度理清收入分配基本关系。经济学家常常从总供给角度(也称为收入法)和总需求角度(也称为支出法)来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总供给角度来看GDP就是看GDP到底是谁创造的；总需求角度来看GDP就是看GDP用于了什么用途。总需求角度来看，GDP用于了家庭的消费、企业的投资、政府的支出，以及国外家庭、企业、政府的消费、投资和支出。企业的投资、政府的支出说到底，都是为了家庭的消费—要么是现期的消费，要么是未来的消费。因而，如果家庭消费不足，社会的总需求就会萎缩。当其与总供给不平衡时，小则发生经济波动，大则发生经济危机。家庭消费不足主要是家庭收入不足引起的。因而这要进一步分析社会的总供给。也就是，社会的产出GDP到底是谁创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从马歇尔看来，这是不够的。马歇尔提出的生产函数表明，创造财富的要素至少有四个：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既然财富是由这些要素创造出来的，财富就应该分配给这些要素：劳动者获得工资；土地等自然资源获得租金；资本获得利息；企业家才能获得必要的利润。

　　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切分GDP蛋糕时，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四种要素中，谁应该获得最大份额的？要大到多大？这涉及到所谓的初次分配原理。什么样的初次分配是好的呢？这不仅仅是一个“规范”(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还是一个“实证”(不涉及价值判断，只关注“是什么”，不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在“实证”意义上，初次分配应该有利于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向劳动者倾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会造成短缺经济的局面，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会造成经济危机的局面。这都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凯恩斯的了不起在于发现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原因在于消费的波动。人们获得了收入要么消费，要么储蓄，要么投资。似乎人们的经济动机是多元的，事实上，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的动机只有一个：消费。储蓄是为了未来消费(包括下一代的消费)，投资也是为了未来消费(包括下一代的消费)。一个人一生的消费量是有限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现在一个美国人平均一生消费掉的财富为100万美元。正因为人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消费，因而一切生产说到底都是围绕消费展开的。比如，开办一个高端的光刻机设备制造厂，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手中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智能、更优雅。

　　只拥有劳动力的人，拥有资本的人，拥有土地的人，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一个社会的数量分布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有劳动力，只有极少数人拥有企业家才能和成规模的资本。在土地国有的经济体制中，只有政府对土地的收益具有分配权。因而，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的稀缺性远远高于劳动力的稀缺性。在没有分配制度干预时(初次分配时)，劳动力的收益常常会小于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的收益。这势必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积聚在极少数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企业家的手中。而不论是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还是企业家，一生的必要消费量是一个有限的量，并且差异并不大。在一个劳动者占有的财富不足，而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企业家手中的社会，短期来看其优势是，储蓄充裕，因而投资资金充足，这使得产能扩张能力强；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财富占有结构必然使得社会产品过量，无法被消费，最终形成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经济失衡。这种经济失衡达到一定程度会形成极大的经济危机，并可能导致社会危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式非常严峻：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得增长较快，政府所得次之，居民所得增长较慢。在1992～2008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13.86倍，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2.31倍，居民收入增长了9.01倍；再分配格局中，由于各种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加使政府所得份额明显上升，企业在再分配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继续呈下降趋势。这正是没有从国民收入核算原理角度理清收入分配基本关系的表现。

　　如果让劳动者占有的社会财富达到足够高的程度，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企业家能实现的一生的必要消费量基本接近，经济增长过程则不会出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剧烈失衡。所以，一个社会在确定分配原则时，非常有必要先计算该社会平均而言一个人一生的必要消费量是多少：一生中基本的粮食消耗，服装的消耗，房屋的消耗，交通的消耗，投资于人力资本也就是接受平均水平的教育的消耗。要确保绝大多少劳动者能够支付得起这样的必要消费量。

　　这里的直接启示是：要严格定义每一个劳动者岗位的报酬，使得这一岗位上工作的劳动者支付得起平均的必要消费量。比如，一个餐厅服务员或者一个环卫工人的工作岗位，其工资应该使其可以支付得起平均水平的饮食、服装、住房、交通费用，以及未来子女的基本教育费用。从当前中国实际来看，如果饭店和环卫企业的工资这样来定义，意味着工资需要大幅提升。工资大幅提升将使得饭店和环保公司的利润下降。这并不是坏事情。一个社会只能让拥有卓越企业家才能的人才可以获取利润，而不是拥有了土地或者资本就可以办企业盈利。

　　第二，考虑生命周期的收入分配。“生命周期假说”由莫迪利安尼和他的助手布努伯格于1954年提出(Modigliani F and Brumberg. Richard，1954)。后来，莫迪利安尼总结说，生命周期假说的基本思想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的消费者会按照艾文·费雪1930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将资源在其一生的消费中进行最优配置”(Modigliani F，1986)。生命周期假说特别强调，“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任何年龄分配的消费是依据其一生的资源(一生的劳动收入的折现值以及接受的遗产(如果有的话))，而不是当前积累的收入”( Modigliani F，1986)。这一理论的重要启示是：虽然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是倒U形的(年轻时代收入低，中年时代收入高，老年时代收入低)，人们有动机将消费平滑化：年轻时代、中年时代和老年时代消费保持同等水平。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制度干预时，这是很难做到的。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儿童时代、青年时代非常需要营养、教育方面的支付，但家里没有钱支付；中年时代由于收入高过度消费，形成资源的浪费；老年时代必要的医疗支付存在困难。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出现，有必要对高收入者(常常是中年人)征收累进制税率的所得税，将这些税收一部分用于补贴社会儿童的营养和教育，一部分用于补贴老年人的医疗支出。或者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进行，或者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设计好的所得税累进制税率至关重要，这是抹平社会收入差距和烫平经济周期的自动稳定器。对于异常高收入者征收70%甚至以上的所得税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一个资本所有者或者企业家年收入2000万元，征税至少要达到1400万元，税后收入为600万人民币。如果中国人平均一生的消费与美国人一样，为100万美元，合计约630万人民币。这个资本所有者或者企业家一年税后收入足够其一生的消费了。

　　一些国家婴儿一出生政府就给予几乎够一家人享用的奶粉、鸡蛋；所有的幼儿园都是免费的，政府还配备了最好的校车将每一个孩子从家里接来，然后又送回家。这些钱就部分来自于所得税。这种制度也正是对生命周期理论的运用。考虑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会存在没钱支付养老金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保障体系只不过将一个人一生的消费平滑化了。

　　当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增长后，更多的人进入更高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从而有助于主动促进经济降温；当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收入下降使得社会进入更低的所得税累进税率，而这又有助于主动维护经济复苏。

　　第三，考虑市场结构的收入分配。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知，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的长期均衡才没有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任何垄断的市场结构都存在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所谓“无谓损失”是指，过去或者属于消费者或者属于生产者的福利由于市场结构变化(或者由于干预)谁都得不到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先理解价格机制。

　　好的价格机制是，使得消费者福利与生产者福利之和达到最大化，也就是没有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在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与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不是将产量确定在平均成本最低点，而是小于这个产量。因而。凡是垄断市场上的产品价格都比较高。经济学家理解的“幸福”与价格是相关的。一件衬衣，我觉得100元一件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但市场上价格为90元一件，那么我的消费者福利(消费者剩余)便为10元。这种消费者福利越大，人们的“幸福感”会越大。再比如，一套房子，出于效用最大化，人们的估价为100万元，但市场价却是200万元，人们就会觉得非常不幸福。如果一个社会人们购买产品时总是觉得消费者剩余少，就会缺乏幸福感，社会就会充满抱怨和不满。由于垄断市场结构使得垄断企业的价格高，从而超额利润更高，进而使得垄断企业的企业家和劳动者工资更高。这就形成了社会的行业收入差距。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垄断企业的企业家工资高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强而获得高工资，是由市场结构决定了他的高工资。前一段时间有关国有企业(大部分处于垄断市场结构)领导人的高工资讨论中，一些企业领导人认为年薪两百万、三百万是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回报。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让这些领导人到完全竞争的电脑市场上卖电脑，其业绩决不会高出别人多少；让中关村电脑市场上卖电脑的小伙到高度垄断的企业担任负责人，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保障，其业绩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垄断国有企业的高工资不仅仅是对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绝大部分是“垄断市场结构所得”，也就是占有的高额的消费者剩余，这是对社会幸福的剥夺。

　　因而，不考虑市场结构的收入分配体系不仅仅会形成行业差距，还会形成社会的不幸福感。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垄断行业为电力、蒸汽、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纺织工业；到2005年演变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跌出前六位，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进入前六位。这些垄断行业从业者收入过高，导致我国形成了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

　　应该怎么办？对垄断行业的工资形成机制进行国家干预。其理论基础是，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主要不是由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形成的，而是垄断市场结构形成的；垄断行业利润是对消费者剩余的过量占有，是对社会居民幸福感的减损。因而，要对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进行严格管制。这种管制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注释

　　①蔡昉：“遏制资产性收入分配不公趋势”，《光明日报》，2012年5月25日。

　　②国家统计局：“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