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与旧世界
他，一个20出头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一个摸爬滚打小有成就的行政主管；他们共同放弃了在外漂泊，选择回到故土。然而，对这些熟悉了新生活新观念的人，传统的故乡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新生活与旧世界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我与他们不一样”
“大家都说我很成熟。”
——“哪里成熟？”
——“长得很成熟吧。”
这个自诩成熟的年轻人名叫周静，四川广安人，20多岁。其实在旁人眼中，他的外表一点也不显“老”，甚至还一脸稚气。可与他待上一阵子，便能发现其谈吐见地，的确透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
周静从小就跟随父母外出打工，辗转了广西、广东、江苏等地。他说自己一直漂泊在外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我在很多地方都念过书，但都是一两年刚适应便又要换学校。”前年，高中毕业的他终于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到贵州遵义当了名叉车工。
然而在周静看来，外面的世界对他已经没了什么吸引力。他觉得反正迟早都要回去，何必一定非得少小离家老大才回呢？干了不到一年，他便决定返回故乡。
朋友们见他归来，都纷纷相邀再到远方闯荡一番。可周静却统统拒绝：“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可稀罕的，不去了。”
后来，周静被当地前锋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录用，同事们听说他后都议论开来：“这个年龄的人，都巴不得挤进大城市，但他却一直想着回来，的确很有意思。”
事实上，像周静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其脑海中生成的新观念和人们的传统认识有着不小冲突。
不过，周静的返乡心切还有另一个原因——“其实我考虑更多的是照顾孩子。”
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早早娶了媳妇，今年还刚刚喜得贵子。“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孩子留给父母，但我不想这样，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然我会觉得有欠于他。”
在周静过去生活的村子里，有很多留守儿童。大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就靠爷爷奶奶带大，平时帮着家里做农活，营养跟不上，教育更是糟糕，这让周静很受震动。“很多父母几年回家一趟，可孩子甚至都不认他们。”
现在，周静已经把家安在了镇上，他的小家庭与父母分开吃住。周静说，虽然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不能每天回家，但毕竟距离不远，随时惦记都可以随时回去。“在外地打工挣的可能是要多些，但亲情却是钱所换来不了的。”
工作之余，周静还喜欢网上购物，他给孩子买玩具，给妻子买饰品。“同事们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牌，我不喜欢，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切重新起步
文刚和周静是同乡，在深圳的一家服装企业当行政主管，他的孩子这学年将要“小升初”，同样是为了尽管教之责，他同妻子决定一起辞职返乡。
“过去尝试把家人都接到深圳，但父母小孩去新鲜了几天都吵着要回来。”文刚和妻子白天上班，老俩口只能坐在家里大眼对小眼，没有认识的街坊，也不敢到处走动，每天只能盼着夫妻俩晚上回家才能说上几句话。
文刚打算就近找份工作：“家乡近来发展也不错，我想凭着自己多年的行政管理能力，也能够在这里一样地干出成绩吧。”
乡里的一切让常年在外的文刚倍感亲切。不过，与他父母前往深圳一样，这种幸福感很快便遇上了现实的不悦。
政府组织企业集体招聘，文刚把简历投了好几家。但通过仔细地一番了解后，他却都不大满意。“无论是生产模式还是管理运营，大多数企业在理念上与我的预期相距甚远，毕竟沿海与内地还是不同吧。”
正当文刚的主意出现反复不定时，一家电缆厂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这家企业的老板叫陈双全，同样也是广安外出的农民工出身，也一直在广东闯荡。他给工厂扫过地，下过苦力，最终通过十多年的辛勤付出终于成长为多家光电企业的投资人。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不管从经历还是认识来看都很相近，所以我选择了他。”文刚与陈老板一拍即合。
在沿海打拼过的人都深谙“爱拼才会赢”的道理。陈老板常把自己在外奋斗的例子讲给企业的员工们听，“野心”是他反复强调的两个字。
文刚当然也有自己的“野心”。“虽然我现在已是行政主管，但我还是想全面发展，打算把生产作业的流程和具体操作都学会。”文刚说，“学习、积累是打工者成功的关键，这是我多年来最大的总结。”
文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车间转悠，他常常看到本地工人在“磨洋工”，起初这让他很不习惯。“更别说让他们去主动学习了，这些工人的确跟外出归来的意识要差了很多。”
在外的经验究竟能不能在内地获得成功？现实的状况让文刚的信心略微有些退去，他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家乡。
有一天，一名工人在车间突然晕厥。救人要紧，文刚不敢有丝毫耽误，赶忙叫人把伤者送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可到了医院里，病床上的工人呼吸反而愈发困难。
他赶紧打120叫救护车，让转移到市里更好的医院。可无论怎么恳求，电话那头却始终要求就诊医院须开转院证明才能派车。
文刚非常着急，只得去找负责大夫，可医生们互相推诿。情急之下，他气冲冲地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却看见院长竟然全神贯注地玩着电脑游戏。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怒了。”文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神情还略显激动。“我们的人都快死了，你们却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文刚举起手机，“你信不信我把你们拍下来传上网去。”
院长显然被这“不速之客”给怔住了，还没等文刚的情绪完全平静，就为伤者办理好了转院手续。
文刚坦言，或许在这里，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强势单位的处事方式，但在沿海呆过的人，却知道自己有理由维权。“拍证据，发微博，这都是我在外面学到的。”
对于文刚而言，重新适应家乡传统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没几个月，他已经开始怀念在深圳的快乐时光。
在那边，他可以跟朋友周末一起去郊游、K歌、健身，尽管平时也要面对拥挤的交通，忙碌的工作，但他却觉得这才算是真正地融入其中。“而在这里，无论是环境，还是我个人，一切都还是刚刚起步。”
文刚骄傲地表示，自己在深圳已经完全具备了落户资格，他在原先的公司目前还持有1%的股权，他的老板也三番五次地欢迎他随时回去。
“以后的事情都说不准，或许哪天我回心转意也不一定。但即使要走，也还是会让妻子留下来照料家庭，一个人单独回去。”
至于具体设想和“时间表”，文刚只是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旧世界”被带起新变化
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大量增加，来自新生活的他们一方面适应着祖辈们沿袭的传统，一方面也慢慢影响，并悄然改变着老家的“旧世界”。
过去，农村人信奉鬼神。大年初一不能洗头洗澡，否则会冲走一年的好运；不能扫地扔垃圾，否则会把家里的财富扔出去……
“这些迷信说法现在多被破除了，我们讲究的是舒适健康的生活品质，而且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方便得很嘛。”从沿海打工回乡的杨小兰笑着说。
在四川，各地都建起了农民新村，很多返乡农民工就在自家田地里搞起了产业，这让他们格外在乎身边的环境。广安市广安区劳务办公室杜全武介绍，以前，很多农民不爱卫生，剩菜剩饭到处倒放。现在，他们到基层寻访，见到处处都有垃圾桶，还修起了集中回收站，卫生条件大大改善。
除此之外，农家书屋、互联网、也走进了乡村生活。“过去，农民工带回的是盖房子娶媳妇的钱，现在却带回了整座‘新农村’。”杜全武兴奋地说。
就在前两天，周静一家三口参加了朋友的一桩乔迁礼。在周静的印象里，农村每逢红白喜事，客人们总是哄抢大鱼大肉，宾主必须一醉方休，热“闹”一番。可这一次却变了，新鲜蔬菜成了客人们的最爱，朋友中酩酊大醉的少了，但感情的交流却更加融洽。周静没有像过去一样给红包，而是按照城市的办法，给朋友的新居送了一幅山水画。
08年金融危机时曾有一阵“回乡潮”，而今又来，但原因、性质已有所区别。
农民工返乡三问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回流是大趋势？
在今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部分地区农民工返乡潮见诸媒体。9月初，四川省南江县委书记刘凯告诉记者：“南江县有20万农民工在外，今年回流了不少。”共有1569人的南江县红光乡墨池村，往年在外打工的350多人，在今年就回来了三分之二。据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透露，“返乡农民工数量处于一种变化状态中，但今年四川省内转移的农民工数量首次超过了向省外的输出。”
“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说明农民工返乡的总数量是上升还是下降，但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是一种大趋势。”四川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王卓说，“因为追求人力低成本，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迁移的企业数量不断上升；而新生代90后农民工的观念与以前的不一样，他们觉得哪里机会好、工资高、工作不辛苦，就到哪里去。随着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既然回到家乡也能找到同样的就业机会，这些地区的农民工自然会回流到家乡。”
“沿海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深层次原因。”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专家孙自铎持同样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一些农民工回乡寻找改变命运的出路，是因为工资以及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东部沿海某些企业对农民工掠夺式利用的发展模式没有改变，许多从事高强度、高危险工作的农民工报酬依然低得可怜。致使农民工“用脚”对那些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的企业投了“反对票”，转向家乡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陈印军则认为，随着国家各种福利政策逐步普照农村，近年来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如取消农业税、对种粮实行补贴，土地流转政策，新农村建设等，城乡差距就会缩小，这也会对外出务工农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促使一些人毅然放弃“城市梦”，收拾铺盖卷回老家。
用工环境的改善以及照顾家庭等原因亦是促使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因为企业倒闭、解聘等原因而返乡的农民工的比例仅占10%，多数返乡农民工是因为家庭和土地等因素。在省内外打工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减少。而在省外打工，生活成本高，照顾不到家庭。在省内打工，既可以照顾到家庭，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还可以防止家里的田地荒芜，而且不用背井离乡。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农民工愿意返乡。”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说。
对此，南江县红光乡党委书记何文斌告诉记者：“我们乡的墨池村完成新村建设后，居住环境好了，而且村里引进了几个大项目：杨梅基地，生猪基地等，农民可以在当地就业，所以农民工愿意回来。”
农民工带回了什么？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的回乡农民工创办各类实体2086个，产生了100亿元的产值，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农民工带回了资金，创办各类经济体，会刺激当地的需求和消费，增加就业岗位，就近解决了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王卓认为，回乡创业，助推当地经济发展，这是农民工返乡会带来效应之一。
中国目前有2.53亿的农民工，这些人中不少会回乡，他们中的精英会选择落户在当地的城镇，这必将对住房产生强大的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现在在城镇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已经接近6亿人，未来20年还有3亿左右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农民工回乡创业，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孙自铎说，“此外，农民工在创业中还会引导当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动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
“农民工返乡会使得家庭完整，对孩子的成长十分有利。这是社会系统自我纠正的体现。不能小看这个问题，如果留守儿童自小得不到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温暖，就会可能出现心理上的问题，长大成人后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王卓强调。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也持相同观点：“农民工返乡可以使农村出现‘三留守’(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
那么，农民工返乡，会给当地带来哪些冲击呢？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当地农村的精英，他们在城市或工厂打工，学到了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前沿的信息，在经济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如果农村还是原来的治理模式，当地政府如果不及时了解农民工的政治上的诉求，回乡农民工必然会和当地的环境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而且回乡的农民工越多，冲突就会更加凸显。”王卓认为，“除此之外，随着返乡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如果此时地方政府不想法帮返乡农民工找到出路，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收入降低，回乡农民工便会变成农村的‘游民’，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回乡农民工除了给当地带来政治、经济、就业上的要求外，还有社会保障、身份上的难题。
“上世纪80、90年代出去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基本上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含量的提高，他们会因为缺乏现代企业对技能的要求而被淘汰掉，他们因病因伤或者大龄而回乡，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种地，对城市的依赖性强，却因身份问题而遭到城市的排斥。所以，我们在进行‘城乡统筹，两化互动’时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走相当长一段路。”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指出。
政府的作为在哪里？
“因为农民工数量庞大，是产业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劳务收入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和有序流动，不仅关系着经济的发展，更关系着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兰州商学院经济学专家许正凯认为，帮助返乡农民就业是当前政府部门不容忽视的工作，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就业是天大的事”。
对于政府帮助回乡农民工创业，许正凯建议，有关部门除了政策上的优惠外，还应该从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给予帮助。如为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扩大金融机构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给农民提供一定的市场信息、提供良好的投资发展软环境等。
四川省通过引导扶持农民工创业来带动就业。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在土地、财税、工商等政策上的支持，给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创造宽松的环境。“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是在沿海务工的工厂车间主任、班组长等，他们带回了沿海先进的现代经营理念，但他们的资金量小，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政府应该对他们进行扶持。”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说。
不过，甘肃省工商联副主席姬书平则认为，“经济不景气，产品无销路，搞不好就会是死路一条，所以农民工创业办厂要谨慎而行。”
但王卓对于农民工回乡创业显得很乐观。“和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乡镇企业不一样的是，回乡农民工创办的新一轮乡镇企业多数是个体企业，从而带动小城镇建设，产生新的需求。所以政府应该提前布局，提早谋划。”
对于回乡农民工精英会在政治上提出诉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未雨绸缪。在四川的遂宁市，当地政府在农民工中公选其优秀分子做副乡长，满足其政治上的追求。“但不少地方政府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王卓提醒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