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想当作家只是为了不挨饿

环球人物第27期封面

　　专访诺奖得主

　　莫言 高粱红了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中国文学界为之沸腾，也让亿万国人备感兴奋！

　　正如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所说，莫言获奖表明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也正在非常有力地展开……

　　莫言获诺奖，意义非凡。借此，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莫言，破译他成功的密码。

　　对话莫言

　　“我会继续努力”

　　《环球人物》杂志驻瑞典特派记者 | 刘仲华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董阳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 张晓博

　　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北京时间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自瑞典的选择

　　当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特意提前1小时赶往瑞典文学院，经过两道安保的检查才进入现场。此时，古色古香的文学院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占位的媒体记者和各种机器。大家都把镜头对准了大厅一角紧闭着的大门。它是通往院士会议室的，已经被围栏围住，待会儿，宣布者将把神秘的答案从这扇大门里带出来。

　　记者环视了一下周围，这次参加发布会的人数明显比去年多。除媒体外，现场还有一些学者和高校学生，站在记者旁边的约兰·埃里克松教授是从400公里外的韦克舍大学赶来的，他说：“瑞典文学院每年抽签决定谁可以到现场旁听发布会，我今年幸运被选中，一大早就坐车赶来了。”知道记者是中国人后，他说：“今年肯定是亚洲作家获奖。”

　　13点整，紧闭的大门打开了，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走出来，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他如往年一样淡定，先用瑞典语、后用英语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历史和现实的并存。”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所有挤在现场的中国媒体和旅瑞华人都激动不已。周围的瑞典人在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后，纷纷表示祝贺。一位瑞典记者着急地问，莫言两个字如何拼写，哪个是姓，哪个是名。

　　大厅的另一侧有一个空的桌子，起初无论大厅里怎么拥挤，主办方都不肯将这个空的桌子提供给记者们摆放设备。大家一直在猜测桌子的用途。此刻，桌子迅速布置成一个展台，放上了10多本莫言的瑞典语、英语和法语著作，其中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书的旁边还摆放着瑞典文学院关于莫言获奖的一大沓瑞典语、英语、德语、法语新闻公报，上面有对莫言本人和作品的介绍以及评价，供与会者取阅。

　　瑞典文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告诉记者，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是他自己，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谁都不能影响他。”谈到跟莫言的私交，马悦然介绍，他跟莫言认识30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近年来，他也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记者说：“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

　　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瑞典语版本是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生死疲劳》非常精彩，5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本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其实，两个月前陈安娜去了趟中国，当时她先生就很激动地跟记者说：“这关系到中国人获诺奖呀！”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明年得奖，没想到今年就能拿到。

　　由于经济不景气，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下调了20%，从往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变成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0万元人民币。

　　在高密平静面对

　　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时间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的电话专访，“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自己获奖”，“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随后，由于苦苦等待采访的媒体太多，莫言只好出现在高密一家酒店里，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我觉得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网上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有挺我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记者很兴奋，莫言则相当冷静。“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今后创作的一种巨大鞭策。(我要)尽快从当前的热闹与喧嚣中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风趣地说：“要花大量时间应付你们这些记者了。”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记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此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3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莫言：《蛙》是一个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写作是在两个方面双向突破。一方面在内容上探险，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开始写爱情、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写坏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险，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革新。这些实验尽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段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就不会意识到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创造自己文学的特色。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汉语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莫言：我现在不敢轻易谈创新的问题，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对自己来说是新的，在别人看起来往往还是旧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你过去没有写过，现在写，就是创新；别人写没写过，可以不去考虑。

　　创新离不开传统，创新也必须向外部学习。你只有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你只有知道现在国外的作家在写什么、在怎么写，你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创新。另外，我觉得要创新还必须大胆向小说以外的艺术形式借鉴，比如传统的作家应该谦虚一点，向网络作家学习、向年轻作家学习，如果你不了解年轻人写了什么东西，你谈创新，也是一句空话。当然，还要尽量涉猎更多的艺术样式，包括话剧、戏曲，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有可能被移植到小说里面，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可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

　　新作品的新，就是我前面说的三点，第一是题材新，过去写得很少或者没写过的；第二就是大胆对一些东西进行反思，文学里面应该有忏悔，作家应该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进行反向思维；第三，关键是人物，一个作家最终让人记住的不是他讲的故事，而是他塑造的人物，讲曹雪芹想起贾宝玉、林黛玉，讲鲁迅想起阿Q，讲张爱玲想起曹七巧，故事我们可能都忘掉了，但人物在我们脑子里有形象，如果一个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或者几个让人难忘的新人物，这个作品肯定是成功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小说里的故事都很神奇，是您的个人经历就那么神奇吗？

　　莫言：很多事情是童年听说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写的时候肯定有大量的想象，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经过作家的想象和发挥，也会变得非常华丽，非常复杂。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小说有一个永恒的背景，就是家乡高密。现在有个说法，您就是高密的一张名片。

　　莫言：高密没有旅游资源，山啊、水啊、古迹啊都没有。它曾经是个很发达的县城，有庙宇城墙，如今彻底没有了，片瓦不留。高密也想搞文化、搞旅游，难度很大，就拿我来做文章了。我跟我们县里的领导说，只因高密名人少，故把莫言捧上天。但我头脑是很清醒的。高密建了莫言文学馆，怎么来的呢？最初退休的老干部成立了莫言研究会，正好县里有个空置的旧楼，他们跟县里商量，反正空着，索性拿过来给我们用，于是在那里搞了一个莫言文学馆。我是反对的，但也没办法，人家说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你没权干涉吧？2009年举办开馆仪式，我说我非常感谢，但这个小楼里摆的那个莫言跟我已经没有太大关联了，我非常清楚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高密就是作家少，如果像北京、南京一样多，肯定就轮不到我。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些西方学者批评您的作品，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他说您用43天写出一部小说是“不尊重语言”，德国很多作家1天只写1页；而且批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差，没有开阔的视野。

　　莫言：我1987年就见过顾彬，他的批评我觉得有道理。德国很多作家更多是在思辨，不像我们这样迷恋故事，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但如果小说光有思辨，没有人物，还能算个小说吗？

　　顾彬对语言的重视，我完全同意，不管你写故事性强的小说，还是写思想性强的小说，语言肯定都是第一要素。如果懂一门或者两门外语，那更好啊。假如我们能直接阅读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小说，可能比读翻译的小说好得多，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有的小说可能是一流小说，翻译过来就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了。另外，如果我懂一门外语，我肯定会和母语形成一种对照，在比较中我才会知道汉语哪里比英语好，哪里不如英语，才有可能形成语言的创新。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我50多岁了，再要求我学外语，我努力一下，也许能学会问路、点菜，但要学会阅读原文、体会原文的精妙，那太难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环球人物杂志：前面您也提到，传统作家要向网络作家学习，您怎样看待当下的网络文学？

　　莫言：网络文学我读得不多，但我知道在网上已经热火朝天了。我上过一次小说网站，发现很多网络作家的语言十分纯熟。一些活跃在年轻人口头上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我的交往圈子里是听不到的，很生动，当然有的也很玄。阅读这样的网络文学，能使我与当下的生活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我现在不熟悉的生活氛围。比如，网络上很多人写的悬疑小说、惊悚小说，想象力是非常发达的。

　　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早些年的网络购物一样，是势不可挡的。将来文学阅读的时间，慢慢会被网络阅读吃掉，人们读小说更多是通过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传统的纸质阅读肯定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角落，但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手捧一本书的感觉是特别的，是能够欣赏书本装帧的艺术美的，会有一部分读者愿意用这个方式来阅读。只不过，再也不会有洛阳纸贵的现象了，将来纸书肯定是不贵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当下的“80后”写作？他们的生活经验可能很简单。

　　莫言：生活经验简单对初期写作肯定构成障碍，每个作家的初期写作多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的，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甚至写自己。但写“我”、写学校，这点资源写两本小说就用光了，你不能老写你高中那段生活。现在很多青春作家面临着怎么突破小我、小环境、小圈子，进入到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里的问题。

　　获得更广阔的思想，只有通过阅读和生活，没有别的办法。阅读可以弥补生活经验的贫乏，读历史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前提，读科幻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外扩。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都充满了时代意识，“80后”作家和“50后”作家写的历史小说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意识不一样了。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马小淘，这些“80后”作家都有各自的特点。李傻傻是从农村出来的；韩寒是离经叛道的、反叛者的形象；郭敬明的作品是建立在动漫基础上的小说，想象的东西比较多，跟现在生活的关联非常少；张悦然刚开始是写女性的情感经验，现在也在慢慢扩展。他们还是形成了各自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