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职业运动员中,姚明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一位。他的转身虽然也历经缓冲,但绝对算得上优雅而顺畅。如今,他已经把自己的场域从篮球场扩展到更大的空间
本刊记者/唐磊
那天北京的雨是61年以来最大的,至少气象部门是这么说的。姚明被困在大连,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采访,他改签机票降到天津,坐车进京时已是深夜。
托运的行李中午11点才送到酒店,姚明忙着给自己携带的各种电子设备充电,几乎用尽了酒店套间内所有插头。看到记者端起相机,姚明脱掉拖鞋,穿上一双带有NBA标志的白袜子,换上一双鞋头沾满土灰的白色运动鞋,“要拍照,还是要穿上(鞋)。”姚明自言自语道。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处事周到。
姚明退役后,身份多元起来,俱乐部老板、学生、慈善家、商人、政协委员……在不同的领域扮演各种角色。“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张名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
“我没有名片。”姚明接过记者的名片后,很诧异地答道,“大家大致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无需任何自我介绍的开场,即使已经退役,他依然是姚明。但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个球员姚明。
“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投资球队、做慈善、上学……你退役后转型得很快,之前有规划好吗?
姚明:我算有个缓冲期。也有些出乎意料,没有料到伤病猛如虎,一下子就……(退役了)但是中间至少缓冲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准备,中间有些反复,总的来说还是挺顺利的。
中国新闻周刊:退役后做什么,身边的人会给你建议吗,还是你特别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姚明:旁边人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自己团队里面的意见,但拍板还是靠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退役之后,有没有你特别想做,但现在还没法做的事?
姚明:有一些,但是现在不想说,因为一旦说了就会有压力。现在做不了的事肯定是有主客观的原因,所以做不了。既然做不了,就不要去想,有一个长远目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出来再给自己增加一些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篮球俱乐部、基金会都有专业的团队帮助你运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上学?
姚明:上学是极其认真的,而且这个事情挺费我脑筋的。但我上学倒不是像普通学生那样一整天盯在那,我倒没有必要。一周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另一半时间是在上课或者做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企业或商人来找你谈合作,更多的是对你感兴趣,还是对项目本身感兴趣?
姚明:一开始,肯定是对我有些兴趣。但时间长了,我们团队做出的事情,会让他们自然而然感兴趣。我就算一个诱饵吧。我不介意。什么事都有一个开始,可能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功利,可以慢慢过渡到更高一层的追求上。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还有人为了想见你,借口来谈合作吗?
姚明:不太有。
“我们强调以体育育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希望小学篮球季的活动达到什么效果?
姚明:达到一个普及的效果。两方面说,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了解篮球,另一方面,篮球除了锻炼、玩以外,还有我们很强调的以体育育人的这方面,这在教育里面是很不可缺失的一环,这是我们想普及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的一些慈善活动延续性不够好,姚基金的活动怎么保持延续性?
姚明:确实,延续性是决定项目能否做好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届,我们也希望以后能持续不断地做起来,并且质量越做越好。并不只是数量规模,数量规模只是一个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要看参与的人是否足够有收获,不管是志愿者还是我们,还是孩子和学校,有收获才能说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捐赠者也会有更大的热情投入。
中国新闻周刊:姚基金成立近4年来,做的事情达到你当初的设想了吗?
姚明: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两个阶段的工作目标。第一个阶段是尽快深入到基层,看看哪里有学校需要我们帮助,纯粹的基层设施硬件的建设。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条件再差,都可以成为一个教室,哪怕有一些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的危房。在一些贫困偏远山区,人的忍耐力真的非常让人敬佩,那些教室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是天壤之别,但因为有老师学生在里面,它的含义和那些窗明几净的教室是一样的。不管条件多差,只要有人在,都能称为学校。所以硬件建设只是一个载体,关键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装进去。
篮球季是一个很重大转变,给我们多了一个发展方向,除了硬件上的建设援助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内容上的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参加篮球季的47所学校都在偏远地区,大城市的学校不需要吗?
姚明:中国哪都缺少。中国好像什么都有,但除以十三亿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定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去做一些事情。
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打工子弟学校其实条件不是很好,我在上海去过两所,在北京去过一所。我是大城市长大的,确实有一种很明显的对比反差,感受处在同一个城市里享受着不同的教育条件。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们的孩子由于户籍制度等,没有办法进入普通学校读书,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有时候我,包括有这样理想的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CBA联赛中,投入资金多少会对球队成绩影响很大。在所有投资者中,你的资产是比较少的,怎么办?
姚明:是(比较少)。
现在大家有一种想法,我不敢一下就把它说成一个误解,但我认为大家都需要多想一层。大家感觉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职业体育就是烧钱的,是没错。但烧钱是不是有一个尽头呢,是不是烧钱烧得越多,对体育的发展就越有利?特别是职业体育和运动水平,我指的是篮球足球,都不是世界顶级的情况下,是不是烧钱烧得越多,就帮助我们国家提升了职业体育和运动水平呢。
特别是我现在在上经济课,很有意思,可以直接运用到这上面去,体育市场化肯定是要和经济沾边的。经济课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边际效应递减”。可以看到中超新闻,这个那个外援来了,每次都是报道薪水又破了新高,那这实际就是“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
目前就是无序的投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规则,大家都去遵循,在这个规则下,再去看我们怎样更有效率地去花钱、去培养这个市场、去提高我们的水平,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谁可以花更多的钱。
供给和需求,在自由市场上应该是互衡的,但目前来说,国内球员是有限的,供给是有限的,但需求是无限的,造成投入的钱不停地提升,加上我们的体制原因,但这不代表我们的水平就提高了。
从外援的角度来说,也是存在这个问题。你会看到好像这个市场很繁荣,像股票一样在破新的指数,但是不是真的水平提高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跟其他俱乐部的老总交流这个话题吗?
姚明:我学经济课时间很短。其他俱乐部投资人都是做企业出身,肯定非常了解这些。问题在于,在职业体育中,你追求的是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
你把录音借我,我以后再讲就直接放录音算了,我解释得好辛苦。我不如把这写篇论文给我教授,大四直接毕业了。(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是因为兴趣投资俱乐部,有人是因为广告效应,你说要打造百年俱乐部,出发点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是就不一样?
姚明:我不能随便去判断别人的意图,我相信投资篮球足球都会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但职业体育在中国是比较新的,所以在操作手段上大家都是在摸索,关键是我们要总结,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有没有办法去改正。
中国新闻周刊:NBA有相对规范的游戏规则,让球队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争,CBA联赛能形成这样的规则吗?
姚明:我们现在有一个双轨并行的问题。举国体制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面,全运会的那种比赛方式,这些方式确实培养了大批的奥运冠军,但里面从来没有篮球足球。现在还存在市场化的职业体育,讲究的是市场公平性、过程的公平性,不追求结果的公平性。
还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样能有效促进国家体育水平的提高。但我们现在是双轨并行,还是举国体制凌驾于市场体制之上,从行政上、领导话语权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破坏规则。市场体制是非常讲究规则的,一旦设定规则,大家全部要去遵守,哪怕改变规则也需要大家去讨论,在这点上我们有一个力量的对比。
我其实就很复杂,从举国体制的环境下培养出来,但又跨入到市场体制,比如国外打球的背景等,我希望能从这两条轨道中找到交叉点。
中国新闻周刊:找寻的过程中你能做什么?大家觉得你好像能做很多事情,就像以前在球场上一样。
姚明:其实也不是这样,任何体制从他的历史阶段发展出来,都是有他的历史惯性的,就像一列火车隆隆地开了三四十年,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突然刹车停下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这需要很大的耐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的很多改变也是和现在国内的大环境有关?
姚明:是,没错。甚至有时候我,包括有这样理想的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未来,上海大鲨鱼有队员能去NBA,你会很爽快地放他走吗?(姚明进入NBA前,曾被要求支付给母队高额的合同买断费)
姚明:我是这个事情最好的代言人,我完全理解这名队员希望去挑战高水平运动时的心情。我经历过这个痛苦的过程,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