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北京600多万户家庭中，像叶青这样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有80万。 资料图

　　“外包”，空洞的完美生活

　　现代生活中，从生孩子、孩子起名、到生日会、恋爱、婚礼、老人照顾、葬礼，只要你愿意出钱，你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请到专业人士量身定制。而你越多使用这些服务，就越会对这些专业人士言听计从。

　　“好在我们现在还没到完全失控的程度，但我们需要想想我们究竟在走向哪里”

　　中国人的“外包”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中，外包的项目越来越多。劳动不再是光荣，自己动手做点什么成了失败的象征。”

　　本刊记者/苏洁

　　外人打理的家务事

　　70后的叶青(化名)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同时在北京电视台主持着两档节目，平时忙起来没日夜。性格强势又能干的她，曾坚持不雇保姆，直到2010年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时大儿子还没上幼儿园，正能哭能闹；老公长期在海外出差，家里的活基本指望不上。分身乏术的叶青无奈给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从老家介绍了一个“靠得住的人”。

　　3000元月薪，管吃住。本来与叶家毫无关联、在山西老家当保姆的小强第一次来了北京。

　　50多岁的小强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朴实、干起活来大大咧咧，却从不偷懒。因为名字里有个“强”字，刚开始叶青一家开玩笑地叫她“小强”，后来叫习惯了。小强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孩子，陪孩子一起睡，夜里起来数次检查被子是否盖好；孩子经常两点钟哭闹要吃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床，小强的作息全跟着孩子走。白天喂奶喂饭，洗孩子衣服，偶尔打个盹儿。为了带好孩子，小强甚至学起了普通话。

　　两年多来，“外人”小强磕磕绊绊带着孩子长大，会走路、咿咿呀呀地会说话了……叶青一家和也小强处出了感情。“小强做饭可难吃了。”叶青半开玩笑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全家都喜欢她，两岁的儿子也离不开她。”

　　在北京，和小强一样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在册的有二十多万。根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北京某家政服务公司成立的课题组提供的数据，2012年，在北京600多万户家庭中，像叶青这样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有8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单身的需要家政服务者。

　　在北京工作的台湾人刘凯文就是一位离不开“外包”服务的单身男。

　　刘凯文从事广告行业，来北京四年，相伴左右的是一条两岁的萨摩犬“妹妹”。刚来北京时，为了先全心应对工作，刘凯文经朋友介绍雇佣了 “阿姨”萧娟，并一直合作到现在。第一次见到萧娟，他惊讶这个朋友口中的“阿姨”如此年轻。于是二十出头“阿姨”萧娟拿着刘凯文交付的家钥匙每周上门三次，打扫房间、熨衣服，喂狗、遛狗。一个月领900元钱薪水。“除了我家，萧娟同时给四五家打工。很多都是雇主都是单身，要求干的活也多半是打扫卫生，偶尔做饭。”刘凯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知道的北京青年的生活状态。

　　平时上班很忙，刘凯文牵挂家里的萨摩。“我白天都不在，‘妹妹’会很寂寞”，刘凯文很喜欢这个叫“妹妹”的狗，可是每天萨摩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候吃，都只能交给“阿姨”完成。

　　刘凯文说，像他这样的单身人士，雇佣钟点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钥匙留给对方。“需要嘱咐的话，通常会写在纸条上。”他说，这样的信任，也是现实之下的无奈之举。“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上班有事临时回家，一打开门，发现‘阿姨’正带着自己的家人在她家洗澡。”刘凯文笑着说，类似的例子在朋友圈中并不鲜见。

　　除了打扫卫生，做饭也是不少单身人士必需的“外包”。刘凯文的朋友景浩，最近请了一个“阿姨”，她做川菜拿手。

　　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家务，目前在中国的大都市已很普遍。宜家委托ISOPUBLIC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这一数字接近于北京和广州相应调查结果的一半。还有10%的被调查者坦言她们从来不做饭。

　　她们的选择多是方便、无处不在的“外包”：在外面就餐、请家政人员在家做、或者干脆叫外卖。

　　“专业服务”，无处不在

　　而如今在中国，一个家庭的“外包”生活，从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开始了。

　　整个国庆假期，杨雪(化名)忙得团团转。在连云港经营着一家小型婚庆公司的她，黄金周连续接了三场婚礼。由于说话太多，刚歇下来，杨雪扁桃体就发炎了。“这几天幼儿园又开学，还要上课，每天带着水杯喝不停。”杨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喜宴上光鲜的婚礼策划师杨雪，另一个身份是幼儿园音乐老师。

　　2007年，杨雪身边的朋友陆续结婚，公认有文艺细胞的她被拉去帮忙策划婚礼。那时候婚礼策划兴起没几年，朋友的一席话提醒了她，“为了办婚礼简直脱了一层皮，要是有可靠又便宜的策划公司，哪用这样折磨自己。”于是当幼师的杨雪，和朋友合伙搞起了副业。

　　经营至今5年，杨雪生意没有做大，但在这个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已小有名气，“现在的年轻人，对婚礼要求高，有的干脆要办成一个小型音乐会。专业的婚礼公司有人手、有设备，客户觉得很省事。”

　　省事，是不少年轻人外包婚礼的主要原因之一。杨雪介绍，有的新人甚至在外地工作，回家只是办事，没时间参与筹划，自己婚礼的策划基本都是公司和他们的父母商量完成。“这次国庆，有一对新人是从上海赶回来，之前基本上是和男方的父母沟通，喜宴开始前新人只是排练了几次。”

　　杨雪还把弟弟拉入了自己的团队，除了开车接人运道具外，还负责收集最流行的视频、音乐，了解最新婚礼创意。“现在的婚礼也讲究个性定制，所以我们这也应该算是文化创意产业吧。”这个国庆，这份副业给她带来了过万收入。

　　杨雪看好这份行业，并非没有根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在婚礼上的花费是530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70亿美元。

　　显然，这样通过“外包”“完美”自己的生活，婚庆公司只是个开始。

　　北京的好太太幸福学院，这个秋天也忙碌起来。学院市场部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正在为11月开学的10人课程班招人。“学费10万，学期是14天。学期结束后，还会有一年的陪伴成长期，学员可以在任何时间联系我们的导师。”

　　课程基本是心灵导师课、家庭案例分析等，网络上热炒的“斗小三”手段，也在教学之列。“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遇到问题，很多人不懂得解决，或者干脆离婚。”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设课程是为帮有经济实力的女性过上更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最初的“淑女班”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太太班”，“如何做女人”似乎成了许多在婚姻中或即将步入家庭女性趋之若鹜的“学习”场所。似乎必须通过外人教授的“经验”和“技巧”，才好解决完善自己的婚姻生活。

　　“其实外包真的很方便。省出的时间和力气，我可以用来赚钱和休闲。”刘凯文的客厅里，餐桌的玻璃板下放着各种他常用的卡片，有宠物医院的、便利店的、物业公司的、餐厅的、干洗店的。

　　过去，家里上个灯泡、通个厕所、换个保险丝，是家庭男主人的基本技能。如今，拿出卡片，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这些服务原本就是应该提供的，不然交物业费干吗？”刘凯文笑说。

　　成因：人工便宜且无力为之？

　　“在我们的生活中，外包的项目越来越多。劳动不再是光荣，自己动手做点什么成了失败的象征。”今年6月，洪晃在自己的专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尽管她也感同身受外包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空心化”，但仍不得不面对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家庭这一现实。

　　时间和压力，是不少人选择外包的最直接理由。叶青最忙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舅舅舅妈接到家里来，帮着带孩子。

　　2011年，北京零点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41.1%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而很多人舒缓压力的办法，就是把费时又费力的家务外包出去。

　　巨大的需求让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薪水水涨船高。北京一家知名家政公司对过去其4年保姆工资成交价进行了统计。4年内保姆的工资呈螺旋式上涨，从1300元左右到2600元左右，累计涨了1倍，而节日一般都是工资的波峰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今年1到8月，全国家庭服务和加工维修服务的价格同比涨幅是9.7%。今年刘凯文给阿姨的时薪涨到了70元，2008年是50元。

　　尽管如此，刘凯文依然觉得内地的家政价格还挺便宜的。“在台湾，请一个家政服务员每小时的薪水要近100块，所以在台湾时我都不会请钟点工。而且，除了带小孩，台湾家庭也不太会请人来家里打扫。”到了内地，情况不一样了。刘凯文说，他身边80%以上的朋友都会请保姆，他们不少来自港澳台、东南亚。“很多老外家里都会雇两个保姆，带孩子和打扫的，他们在自己国家估计不会这么‘奢侈’。”刘凯文笑说。

　　回归家庭，是个美好的愿景

　　在打了若干通电话后，叶青终于向一个朋友敲定了暂时接替小强的保姆人选。挂了电话，她像一桩心事落了地。尽管这几天被找保姆的事情折腾得够呛，叶青还是不愿找家政公司，她觉得熟人介绍的更可靠。

　　安全感，像是家庭事务外包中的一个奇怪悖论。有人说，人们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选择专业化更高的外包服务，但当人们把家庭中最需要保护的部分(孩子、食物、爱犬等)外包出去，得到的安全感却未必更多。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的家政调研发现，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不敢聘用家政服务员。大部分家政服务员未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而雇主也因为户籍、健康等问题，对家政行业有着普遍的不信任。近年来，情况略有好转，不少二三线城市也成立了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事务转交给外人包办，有人也开始思考这样的转变对自己和对家人而言是否是最好的选择。

　　从事金融行业的张东阳(化名)也发现了这个变化，人到中年的他认为，越来越依赖于专业的家庭服务，也反映了中国人越来越不自信和更懒了，“连像月子里自己带孩子这样的本能都丧失了”。三年前，借着女儿出生的契机，张东阳辞了职，回家当起全职爸爸。

　　亲身体验家庭事务后，他发现道理说得简单，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回家最大的好处，是时间比较自由。我不太会带小孩，所以还是请了一个保姆，因为和妈妈一起住，所以也不用做饭。”张东阳笑着说，自己属于“非典型性回归”。回家后，张东阳还是兼做着自己的老本行，替客户做些投资咨询，赚得钱不比辞职前少。不善做家务的他，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尝试学习更多的家事。

　　刘凯文最近却准备减少钟点工来家打扫的次数了，他跟交往半年的女朋友关系稳定下来了，准备结婚。“女朋友不放心保姆做，比较愿意自己亲力亲为。”9月底，刘凯文把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他说，结婚后生孩子前应该不会雇保姆了，他甚至希望女朋友能换一个不太忙的工作，更多照顾家里。 

　　被“外包”挤压的自我

　　“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像经营生意那样经营自己的生活，自由市场与家庭价值观可以并存，但实际上，这两者根本是背道而驰”

　　本刊特约撰稿/荣筱箐(发自美国纽约)

　　读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家阿丽·哈克切尔德的新书《外包的自我》时，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恐怖景象：人们发明出无所不能的庞大机器，让它代替自己从事繁杂的劳动，没想到它一发不可收统领了世界，反而把人类变成了它的奴隶。

　　在专访哈克切尔德时说起读后感，她哈哈大笑，“嗯，很贴切！好在我们现在还没到完全失控的程度，但我们需要想想我们究竟在走向哪里。就像过去采矿时，矿工们会在矿井挂一个金丝鸟笼，看鸟的状态来判断是不是有瓦斯泄漏，这本书不是宣判而是一个警示”。哈克切尔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外包的自我》讲的当然不是巨型机器， 而是现代生活中无孔不入的“外包潮”。从生孩子、孩子起名、到生日会、恋爱、婚礼、老人照顾、葬礼，只要你愿意出钱，你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请到专业人士量身定制。哈克切尔德花了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从代孕母亲、婚恋教练、到管家、保姆、甚至“出租朋友”“出租祖母”等形形色色的外包业者和他们的雇主。但她的关注点并不单是生活商业化的无限空间和可能，而是在建立在金钱交易之上的雇用关系中，雇主和雇员双方在情感上的支出和变化，给家庭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

　　其实，把私人事务交由外人打理在西方国家并不是新鲜事，保姆、管家、园丁这些职业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哈克切尔德认为现代家庭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劳工中女性已经占到一半、双职工家庭剧增，时间紧缺；而工业锐减、服务业提供的工作职位占到劳工市场的近90%，分工更加细致入微；很多服务提供的不只是劳力，而是承诺一种值得回忆的完美体验。更重要的是，贫富差距的加大、中产阶层的缩减，使人们在非上即下的社会模式中陷入焦虑。“现在很多服务都是针对这种焦虑而设计的，你越多使用这些服务，就越会对这些专业人士的言听计从，而越是这样，你就越怀疑自己独立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使得你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很难抽身。”哈克切尔德说。

　　哈克切尔德对小时候在祖父母居住的村子里感受到的温暖互助的邻里关系很是留恋，而现代社会中，无论是邻居还是亲人、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松散疏远，其间的空隙已经为商业服务所取代。与此同时，无处不在的商业触角又正在不知不觉中，更剧烈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纽带。

　　年轻的父亲亲自给孩子办的生日会一团糟，被邻居告诫下次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操刀；婚礼设计师把新郎送给新娘的一棵柠檬树打造成令宾客动容的爱的传奇，而婚礼之后养着这棵树却成了新婚夫妇的负担；贫穷的印度代孕母亲，想方设法不让自己对腹中的婴儿产生感情；年薪8万的保姆每天工作12小时，却没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付钱请来陪伴老人的看护和雇主成了“朋友”……

　　哈克切尔德记录下的这些故事，把读者从对凡事不用亲历亲为、充分的享受人生自由的美妙幻景，拉回到商业化的操作冲淡了亲情和友谊之后失落的现实当中。正如书中所说：“我们总把竞争想成是一个生意打败另一个生意，但最激烈的竞争可能正在市场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悄悄展开。作为一种理想体验的标准模式，无论我们是否购买了服务，它(市场)总是赢家。”

　　“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像经营生意那样经营自己的生活，自由市场与家庭价值观可以并存，但实际上，这两者根本是背道而驰，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则是情感不介入的利益至上，而家庭价值却需要倾注真情实感。”哈克切尔德说。“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心理殖民的受害人，只会从商业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认为快乐和意义只存在于结果中，却忘了欣赏旅途中的风景。”

　　但在她眼里，人类并非万劫不复全无希望。“在意大利，人们吃晚饭时不是像美国人这样边吃边挂在智能手机上发短信或写微博，而是相互聊天，享受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光。在挪威，政府给人们很长的带薪产假让他们可以有时间自己带孩子。即使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很多人失业、房子被法拍。在波士顿兴起了‘相互温暖俱乐部’，把这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自己家中举行聚会，用人气温暖因为付不起费而没有暖气的冰冷的房屋。还有世界很多国家兴起的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这些都是很好的模式，说明一些人已经意识到我们可能误入歧途。也许我们需要一场‘社会环保运动’来完成我们的回归。”

　　哈克切尔德的儿媳是美籍华人，五年前，她和先生曾到北京拜访居住在那里的亲家。对于正在加入“外包自我”大潮的中国人，哈克切尔德的建议是，在开始使用个人化的商业服务前，先仔细想想这些服务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件事都有好有坏，商业服务总会先让你看到好的一面，它们的负面效应在你上瘾之后才慢慢地显示出来”。

　　至于她自己也并非在外包大潮中超然世外，“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愿望师’，她提供的服务是帮你搞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在去的路上心想：‘天哪，我们真的到了需要别人来告诉自己你想要什么的地步吗？这简直是世界末日。’回来时我却在想：‘我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呢？’”她说。

　　书写完之后，哈克切尔德辞退了家里的清洁工和园丁，开始亲自打理这些杂事。“其实和先生一起做这些事，就好像锻炼身体一样，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