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官员下海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典型特征是借助于“价格双轨制”的权宜改革策略，以及政府向企业的放权、政府自身机构改革任务的推进等，一大批官员下海经商，甚至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全民经商潮”。这波“官员下海潮”的一大严重后果就是助长了官商勾结并利用权力大肆寻租的腐败之风。

　　第二波“官员下海潮”的兴起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得到1993年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自上而下出台的各种激励政策的积极支撑，如鼓励官员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带薪进修学位、实行离职买断补偿金制度等等。这种因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而引发的第二波“官员下海潮”与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最大区别在于，由经济体制转型而引发的市场各主体的平等观念逐步深入人们的脑海，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对人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转变，即下海经商做实业与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都是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都是在为人民服务。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在第二波“官员下海潮”中已初露端倪的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评判的新标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如国企改革迟迟不见成效，民营经济发展困难，政府权力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无法跟上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步伐，而呈现出一种“逆转”态势，即原先下海的官员或因功成名就，或因后续发展困难，或因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与风险性加剧等原因，纷纷从商海“上岸”，重新回归公务员系统，过起了“朝九晚五旱涝保收”的安稳日子。

　　面对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形势遭遇一波又一波危机的冲击，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度转型的困扰这一宏观背景，政府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削弱，反而一再变相地得到强化，这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公民社会的真正成长，而且极大地颠覆了市场化社会内生的平等性、契约性、规则性等基础性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的正面引导和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作用，也直接地刺激了因为大学扩招而不得不面临严峻就业形势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把报考公务员作为就业的首选，甚至出现了自2003年第一届扩招大学生毕业以来持续近十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以致公务员招考已成为我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据有关资料统计，2003年报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研究生只有8.7万人，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迅速攀升至146万人(不包括地方公务员报考人数)，2010年的报名数是2003年的16.8倍。大学生、研究生对公务员报考趋之若鹜，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公务员各种显性与隐性福利相对于其他行业突出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当官”乃人生的最高志向的价值观的指引。

　　官本位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官商二元化”价值观的缺失

　　中国是个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自秦已降，“家天下”世袭王朝体系和“定于一尊”的强调等级制的儒家学说与农耕时代欠发达的经济形态、交通条件、信息技术的相互耦合与嵌套，尤其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压制商业竞争、阻碍技术创新，随意剥夺私有财产，导致整个社会匍匐在专制权力之下，社会结构的分层也因与专制权力的亲疏关系而长期呈现“士农工商”依次等而下之的基本格局。即使作为士这一阶层的读书人，也因作为依附于专制权力(帝王家)的统治术(文武艺)的操持者而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沦为专制权力的打手与帮凶。

　　与在中国不断得到强化的官本位现象相反的是，同一个星球另一端的人们早已开始了另外一种关于人生价值的社会评判标准的探索——官商二元化价值标准的高扬与实践。在自公元八九世纪开始兴起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的影响力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由商业文明铸造的以自由平等契约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在西欧中世纪通过独特的权力斗争方式，在王权与教权争斗缝隙里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机遇，并通过新教徒的亲身实践，谱写通过忍欲、节约、冒险、创新的方式，为了社会的再生产及财富的增加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达到死后升入天堂，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一新教基本教义的真谛。在最终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过程中，尘世中的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上帝的子民”。新教徒将从事商业活动与从事公务活动都看作死后升入天堂成为“上帝的选民”的平等阶梯，将官商二元化价值标准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基本工具，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漂洋过海向北美新世界拓展的过程中，始终将其作为缔结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指针，并以对公共权力的严格制约、对宪政精神的积极遵守为配合，开创了百余年高速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同时为西方社会在历经一次又一次重大危机后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

　　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因“公务员报考热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现象而不得不中断

　　六年前，笔者在给行政管理专业的大学生上课时，就未来择业方向问题随机对30个本科生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测试。当时，笔者要求学生从专业方向、兴趣爱好以及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综合角度出发，从规定的就业种类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扼要地说明选择的理由。笔者把就业种类划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国家公务员，一类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类是企业工作人员，再一类是其它。30个学生中，有8人选择了未来当国家公务员，占总人数的26.7%，其选择理由主要有“收入与工作稳定；丰富个人阅历；报效国家；专业对口；社会关系广泛；工作轻松；福利好，有公假，可以旅游”；有3人选择未来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2人为律师，占总人数的10%，其选择理由主要有“工作稳定；收入较好；个人兴趣(做幼儿园教师)”；有8人选择了未来做企业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26.7%；还有11人选择了其它，其中国内读研与出国留学有10人，自由职业者1人，占总人数的33%。在四类选择中，选择出国读研的比例比较高，其中一个原因与30名学生中上海生源的比例较高有很大关系，因为上海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形成了出国读研的社会风气。至于对未来择业方向的期待问题，普遍的期待是收入高、工作稳定。

　　从此次随机测试情况来看，大学生中存在的理想主义因素在减退，对个人利益与自我发展空间的追求展现了年轻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开始占上风，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约束因素在不断降低，市场经济的发展助推了个人自主选择性的加大，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进程客观上为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良好发展态势以及由此而反映的事关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价值基础重构之重大实践，却因“公务员报考热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现象而不得不中断和搁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研究》(12&ZD021)以及“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官本位“逆流”侵蚀社会生态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官本位问题就一直扰攘不已，朝野上下颇为关注，如今更烈。什么是官本位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其实，直白地说，所谓“官本位”，就是整个社会以官场、官员阶层为根本的价值定位，官方所好官员所好，便是社会所好民间所好。个人价值的高低，以官阶高低为标准，官大权力大，官大真理大，唯官是从，唯上是从。官场内部按照这一定律运转，非官场的整个社会，则是比照官场规则进行操作，以此确定各自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关于官场的官本位已经有不少人给予评说，这里着重谈谈官场之外的官本位现象及其背后反映出来的迷思。

　　老师、学生都求官心切

　　学校本来是“育英才”的地方，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阵地，但这些年在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学校成了官本位理念的传播地和试验场。近年来，遍及全国影响海外的全社会公务员考试热，其发轫地便是高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生生不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以考上公务员为职志，以读书做官为标榜。一个中央部委的科员，竟然有将近5000人报考！更有甚者，本应以传播和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基本价值观的大学教授，为了在学校挣得一官半职，不惜趋炎附势、卑躬屈膝、谄媚官员。南方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拿出来公选竞聘，竟然有五十来个教授去“竞争上岗”！有的在国外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做了博士后研究回国的“海归”，在国内重点大学工作，不去教书不去研究，直接去了行政管理部门，担任副处长继而“荣升”处长，自己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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