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从“独木桥”上跌落的人，高考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时代给了他们重新奋起的机遇，也让其对待命运更加珍惜。

　　独木桥下有方舟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大学毕业不久吧？”徐元武微笑地打量着记者，“你们一路顺利升学，我是真羡慕啊！”

　　1984年的高考，对于勉强能将26个英文字母写全的徐元武来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滋味真切而又残酷。

　　当年，要想取得高考资格，先须经过预考。徐元武所在的文科班应届生有40来名，最终通过预考的只有他和另外两人。可即便如此，最终的结果却也是全军覆没——“英语蒙得40几分，数学50分，”徐元武距大专录取线有20分。

　　“很失落，也迷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三亲四戚的是多么盼着徐家出一个大学生啊！我索性在外面游荡了好几天，想要避开他们的目光。”徐元武提起往事，苦涩瞬间涌上心头。

　　时代给了他另一条路

　　“我想复读考大学，这样才能改变身份。”徐元武同当时很多农村落榜生一样，一门心思“鲤鱼跳龙门”，他回到家中，首先决定的便是重头再考。

　　读书要花钱，那时的徐家日子过得紧巴。母亲过世得早，除大哥自立门户外，徐元武和两个弟弟都只靠着父亲务农和帮人下力气过活。

　　一直以来，徐元武都是凭着自己挣钱读书。“每个假期，我都在渠江边上给人家打杂，搬建材，一两个月挣个百来块，全年的学费才算是有了着落。”

　　徐元武开始琢磨起复读生活，眼瞅着又得去打工挣学费了。当年8月5日，村支书找上门来，说村里推荐他去参加考试。“村干部只跟我说是考经济方面的，却连考试科目、性质都讲不清楚。”

　　原来，1983年，国务院下令一级政府建一级财政，第二年，华云工农区(现华蓥市)首次面向社会招聘财政干部。

　　徐元武起初还以为是会计辅导员招录，不感兴趣，没特别上心，“根本没有复习就直接进了考场。”

　　对于刚经历大考折磨的人来说，这些题实在小菜一碟，徐元武很轻松就拿下了第一名。“考后的日子一切如常，只是镇里财政所开始让我帮忙填写经济普查表。”

　　8月19日，财政局通知徐元武立刻去报到，他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市里要从参考的40人中遴选19名到财政系统工作。“我此前对财政局一概不知，连方向都找不到，单位地址都是打听找到的。”

　　因为成绩排名靠前，徐元武和另一个考生被留在了局里。“当时想法很简单，有了工资就不愁温饱，自己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准备来年的高考。”

　　一日午休，徐元武重温教材，领导站在身后，他却浑然不知。

　　“还要准备考试啊？”

　　徐元武一惊，连忙合上书本，“嗯。”

　　“都当干部了还考什么？用不着了。”

　　此时的徐元武，虽在机关上班，但却是合同制，户口也还在农村，一切似乎都没改变，更没意识到自己已成了国家干部，仍然希望通过考试让自己读大学、吃“皇粮”。

　　1985年，国家招考税务干部，徐元武又偷偷看起了书，领导再次开导他说：“我们局虽然是招聘干部，合同三年一签，但你放心，你和大家待遇都一样。而且只要考核的时候不出大问题，这个岗位就是稳当的。”

　　这一次，徐元武总算是安了心，他不再坚持一定要走高考独木桥了。不过，他没有就此把书本撂下。

　　“我俩是高中同学，但是谈恋爱还是在工作以后。”徐元武的爱人杨丽萍告诉记者，“那阵子，他就喜欢抱着书看，每次约他，包里都有几本书装着。”

　　1986年，徐元武考上了函授的财务专业，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了财会知识，“我把函授当大学本科来念，那时真的叫做挑灯夜读，不敢有丝毫怠慢。”

　　此后，他又在四川省委二党校进修了两年的在职本科，还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学习了3年在职的经济管理……

　　徐元武说，虽然高考没有进去，但自己始终在寻找一切机会，圆“大学梦”。

　　机遇与困难都会珍惜

　　在财政局的办公室里待了6年，徐元武当年的同事这样评价他：收发、文秘、打字……所有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都被他做到了极致。

　　“那时候的人一般看不起打字员，但同事们却都待我很好。”徐元武坦言自己格外勤奋，“我总是把份内的事情完成后，就帮着各个科室写公文、打字，连会计学会、珠算学会的杂事我都帮着去干，确实辛苦，但从中收获很多。”

　　由于语文功底不错，领导安排他试着写单位工作总结和年初计划，慢慢地，徐元武开始挑起了大梁。到后来，连财政局每年的预决算报告都由他操刀。

　　徐元武一门心思把头扎到充实的工作中，这样的时光简单而反复。他沉浸于这样的状态，也满足于这样的状态，干好本职工作，这是他唯一的想法。

　　1990年，上级决定把25岁的徐元武派驻阳和乡任财政所长。对这突如其来的提拔，徐元武显然毫无准备，“那时候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听到通知，简直一头雾水。”

　　虽然有了官衔，但开头的日子却并不顺利。那时的阳和乡仍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在那里，徐元武真切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

　　“虽说我是农民娃，但自打校门出来就在机关工作，对农村工作完全不熟。”徐元武花了很大力气去摸情况，乡里领导关系复杂，各有各的打算，这让他遇到了麻烦。“但凡有好处的时候，头儿们都来争相过问；一旦遇到棘手的事，不管找谁都是推诿卸责。”

　　徐元武对此不理解也不适应，情绪长时间陷入低谷，甚至好几次都怀疑未来无望。他来到渠江边，想起当年为求学而艰辛打工的场面，脑海中又闪过高考弄人，以及后来的意外招考……“要知足，要珍惜，我总这样对自己说。”

　　尽管碰到了不如意，但徐元武仍一如既往勤奋着，走村入户搞数据调查，逐一筛查账目情况，把财政所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

　　机会再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一年后，徐元武被推荐到华蓥市委党校学习，参加首届中青干部培训班，并于8月入了党。1992年，全省大规模进行撤乡建镇，阳和镇也换了领导班子，徐的工作阻碍大大减少。到后来，“上头没人”的徐元武相继被选为该镇的副镇长、常务副镇长、镇长。

　　“他年轻又肯干，总是下到田间地头，凡是重要事项都亲自抓。”徐元武当年的光景至今都还为基层的老同事们提起，“他主管农田水利，省里的现场会跑来我们这儿开；主管民政工作，省上也总把我们排在头两名。”

　　2001年底，广安市公选县级干部，因为有财政的工作经验，几个朋友建议徐报考市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徐元武挡不住朋友们的再三劝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却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多名颇具实力的竞争对手，被选中了。

　　“头三个月，大家都觉得他是乡坝来的，还有些另眼相看。后来他跟同事一起座谈，对很多专业问题都讲得头头是道，大家自然也就无话可说。”说到徐元武，财政局的干部们都印象深刻。

　　徐元武分管的是财政局对农工作。他要求对所有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会，让每个职工梳理思路；还定期把局里的工作情况向省厅主动汇报。很快，广安的财政支农工作便在全省排到了第一。

　　徐元武说，自己对过往的很多节点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每走一步，都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我都倍加珍惜。”

　　在财政局里度过了7年，后来，组织上又相继安排徐元武到市移民办和水利局(现水务局)主持工作。好友善意提醒他，说那是“烫手山芋，不好干”，但徐元武想：“我就是个高考落榜生，要不是运气好点，现在可能还在种地，怕啥子？”

　　“正是这样知足沉稳的心态，让小徐少走了许多弯路。”一位退休的老领导这样评价他。

　　做一个干实事的公务员

　　2009年隆冬，徐元武到水务局赴任。这是个崭新的领域，他重新拾起了当年的高考劲头，钻研工作。徐元武指着办公室的沙发，“那段时间天天熬夜，困了就在这儿蜷起身子和衣而眠。”

　　“我记得第二天起，他就把生活用品搬了过去，好几个晚上没回家。”杨丽萍说，“后来再见他，人都瘦了一圈。”

　　水务局干部初次见到徐元武，都很好奇：“没见过这样干局长的，总是8点刚过就到了办公室，有时候市里有会，他也要先到局里看一眼，又抽身在中午之前赶回来。”

　　徐元武没有告诉别人，其实他肩上的担子很沉。在四川，象征农田水利工作最高成就的奖项是“李冰杯”，广安曾有过荣耀，但近年来，该奖却屡屡旁落。“重新夺回‘李冰杯’，市里给我下达了这样的指令。”

　　“要搅活工作，关键是撬动人。”于是，徐元武在水务局宣布：每个职工都要落实责任，打破“大锅饭”，实施奖惩挂钩，并要效仿财政局的做法，施行季度总结制。

　　记者采访徐元武的当天，正是在国庆放假中。而水务局的大楼却灯火通明，他和所有干部一道加班，为第三季度总结会的召开做着最后准备。

　　水务局办公室主任王建明说：“人还是过去那帮人，但获得的成绩却大不一样了！”徐元武接手的第一年，“李冰杯”就夺得了农业综合管理第二名、水利先进集体的第三名；第二年，分别得了第一和第二名；就在去年，两项第一……

　　记者了解到，在广安，像徐元武一样的当年高考落榜生通过发奋干出成绩的并不鲜见。他最大的体会是顺其自然：“有些东西争是争不来的，反而会让自己越来越乱。落榜生白手起家，或许更能随遇而安。”

　　徐元武望着窗外，思索了一阵：“那个时代，教育不如今天发达，但社会给人的机会却反而更多。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应该更加幸运。”

　　徐元武突然把目光转向记者，稍带严肃地说：“我们单位这两年也招了好些大学生，我都一对一挨个谈话。我怕他们整天挂记的都是些名啊利啊，所以我对他们要求得特别严格。”

　　徐元武也十分感激自己的幸福之家：“爱人支持，女儿争气，家庭和睦。”空闲的时候，一家三口喜欢踏青郊游，他还常与妻子聊起那段共同的考试时光。“要是当年我考上了大学，国家包分配，可能反而会自满自足吧。”徐元武庆幸20多年前的那场机缘分野，“没考上，自己更懂得珍惜和努力，更能够一直保持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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