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职业种类繁多，作为从业者，人们的归属感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享受着职业带来的各种好处，愿意死心塌地为之奉献一生；有的人不甘体制的束缚，又不敢贸然出走，终究依附于旧体制；有的人游离于基本保障之外，毫无职业归属感可言。而这些不仅与个体差异有关，也与职业类型有关，本刊梳理了四类职业归属之最。

　　A最有归属感：公务员

　　标签一：铁饭碗   有保障

　　2000年，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县长门新国主动辞职下海，因为当地民营企业黄河集团给他开出了20万元的年薪。之后，东营市一批官员纷纷下海，媒体将其称为“门新国现象”。一年后，门新国检查出结肠癌，手术后，医生劝告他不能太过劳累，于是他离开了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的位置，回到山东省东营市经贸委当调研员，享受正县级待遇。

　　门新国说以后不可能下海了，这份“铁饭碗”的工作更适合他。当年与门新国一起下海的耿佃发，也在下海不久就重新回到了东营市经贸委。历经商海暗战之后，他们终究还是回归了公务员这个稳定的避风港。

　　公务员基本被公认为最稳定、福利制度最完善、灰色收入最多、最“滋润”的工作。包括过节费、带薪年假、组织旅游等在内的各种隐性福利对当前就业形势下的年轻人极具诱惑力。

　　当然，同样是公务员身份，福利待遇在大机关和身处基层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越向下，福利越稀薄，到乡镇基本上就乏善可陈了。而不同部门之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会存在一定的差距。

　　标签二：奔仕途   有期待

　　2009年，29岁的周森锋当选为湖北省宜城市市长，成为“史上最年轻市长”。去年4月初，湖北省委组织部公示通知，周森锋“拟交流提拔任职”，周森锋由“市管干部”跃升为“省管干部”。当年7月，周森锋赴任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林区区长。由副处级到正处级再到副厅级，周森锋只用了7年。

　　虽然周森锋仕途上的成功难以复制，但职务晋升上的希翼始终伴随着公务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国考大军希望一朝上榜变成“公家人”。除了一份安稳的饭碗、成为“公家人”的优越感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暗揣了当官掌权的梦想。

　　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聚集了对社会诸多资源进行分配和管理的权力，并进一步掌握了主导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话语权。职位越高，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此外，官员还拥有种种可以想象的优越，这些都鼓动着人们的仕途梦。

　　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铁饭碗正在被一个个砸掉，唯有公务员的工作不仅是“铁”饭碗，更有向“银”饭碗、“金”饭碗转变的趋势。公务员的稳定和隐性福利已成为“稳定军心”的重要筹码，而社会地位高、发展空间广、收获成就感等已成为公务员的新标签，让公务员成为最有职业归属感的一类人。

　　B最有依附感：国有企事业员工

　　标签一：压力小   重身份

　　秦曙光是在一家国企——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了36年的“元老级”员工。不久前，一家猎头公司给他打电话，高薪“挖”他去外省一家私营企业，但秦曙光拒绝了。对老国企人来说，在有编制的国有体制下，工作压力小、更有保障。

　　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改制过程中，身份改革始终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有了编制，员工不会轻易被炒。且大部分国企属于垄断行业，为在编员工提供了多种保障，使其生存无忧，员工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的效益没有直接挂钩，因此员工的收入比较稳定，有保障。这种相对平均的分配体制一方面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让有编制的员工对企业产生依附感。

　　标签二：利益圈   重关系

　　两年前，李小磊厌倦了每个月3000多的工资，从山西某国营钢铁公司辞职，到一家私企当项目经理。虽头衔响亮，但收入却和原来差不多，且工作强度大。半年后，李小磊重回国企，在身为部门领导的姑父荫庇下，还升职了。

　　如今，国有企事业单位“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传统依旧盛行，使得国企招聘难以自我革命，留下诸多空子，让考不上公务员又有一定关系的子弟有了另一条出路。

　　用人机制相对宽松，容易造成以某些领导为核心的利益团体。加之国企效益与个人收益关联不大，有些领导往往更重视手中的权力，而不是企业的效益，这样难免造成领导在进行人事任免和利益分配时，倾向自己的利益团体，同时，小团体内的国企员工也有了更具体的依附之处。

　　对他们而言，唯一的风险就是站在哪一队。

　　介于“铁饭碗”和“泥饭碗”之间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历经改革开放的洗礼和转企改制的历练，始终是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各大行业中不折不扣地充当着“舰队航母”的角色。连续多年来，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是大学生们仅次于公务员行列的理想去处。而对编制的依附和对领导的依附是他们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个性标签。

　　C最无安全感：私企职工

　　标签一：收入不高   底气不足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了我国城镇在岗职工2011年工资收入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非私企职工年均工资是42452元，而城镇私企职工年均工资是24556元，私企职工比非私企职工低42.2%。今年“两会”期间，曾有代表呼吁立法保护私企员工最低工资和合法权益。但这一呼吁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除了收入差距以外，比起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私企职工总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落差感。

　　2010年，周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一家私企做行政工作，刚开始工资是3500元，现在是5000多元。这个收入在北京生活很艰难，更难的是周维常常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得不到企业主的充分尊重。“老板要是不高兴了，就会发火骂人，还动不动把‘炒了你’挂在嘴边。” 自己的“生杀予夺”全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标签二：干才良将   频繁跳槽

　　因为不满私企严格和缺乏人性的管理制度，5年间，业务能力强的李丽一共跳槽21次，时间短的只有6天，待得最长的一家也只有8个月。虽然收入尚可，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让她几乎没有空闲时间，跳槽成为无奈的选择。

　　私企实行高度统一的家长式管理也让员工难以找到职业归属感。于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成为私企员工的择业标准，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演变成博弈关系，员工难以产生很高的忠诚度，频繁跳槽也在所难免。

　　被称为“泥饭碗”的私营企业因为薪酬偏低、社会地位低，往往成为人们择业时不得已的无奈之选，而私营企业“物尽其用”的管理方式让职工不堪重负，这种用人上的短视行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优秀人才不愿来，也不敢来。

　　D最具漂泊感：个体户

　　标签一：外表光鲜   淡出主流

　　石闻浩曾是一名上班族，因为厌倦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和微薄的工资，决定自己当老板。2010年上半年，石闻浩辞职来到浙江嘉兴，和有经验的朋友一起做毛纺织服装加工生意。2010年血本无归，第二年有了起色，今年又栽了跟头。

　　来回奔波的劳顿和生意上的跌宕起伏让30岁出头的石闻浩身心俱疲，“个体户只是看上去很美，结果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石闻浩打算过完年回陕西老家，转身回到朝九晚五的上班队伍，结束在外的漂泊生活。

　　由于超市、连锁店等大型商业形态的兴起，个体户的经营环境日渐窘迫，已被迫从中国经济的主流淡出，赢利能力也在不断下降，成为市场的弱势群体。数据显示，大陆个体户每年减少87万户，生存日益艰难。

　　标签二：城市游击   夹缝生存

　　老张做维修安装十几年，在长沙、广州等地干过，如今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房子给人做维修安装。老张有些感慨，“现在房租涨，水电涨，进货涨，工人工资涨，生活成本涨，唯一不涨的是收入。”在老张看来，现在都讲专业化、品牌化，做个体户太难了，“没文化的小商人就像在夹缝中求生存”。

　　有专家指出，自从1999年工商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一些工商部门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上，而是热衷于收费，“税费负担沉重是个体户数量锐减的罪魁祸首。”

　　与政府管理功能“过度”同时存在的，则是政府对创业服务相当程度上的缺位，让众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这被认为是妨碍个体户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个体户”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先富阶层的代表，最先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然而，今天的个体户群体已经风光不再。曾经的“经济弄潮儿”如今成为最具漂泊感的一群人。(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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