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百姓反腐新期待

　　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查处，这让海内外对中共在十八大上提出的反腐措施充满期待。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作的报告回应了公众关于反腐败的期待。报告强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从刘志军到薄熙来，虽然中央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和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每个腐败分子都挑战着人们对权力运行和公平正义的信任。据此，本刊为读者梳理十八大后，老百姓的四大反腐期待。

　　呼唤官员财产公示

　　十八大前，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在微博公布了他负债4万元的个人财产账单，成为关注热点。

　　近年来，公众对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距离汉寿县两百公里的湖南浏阳市，曾于2009年高调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被称为官员财产公示“最彻底”模式。

　　不过，这次公示只是昙花一现。此后三年，浏阳市官方网站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官员公示财产的信息。

　　从2008年的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吃螃蟹”，到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地试点，其热闹的开端和沉默的退出均与浏阳类似。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老百姓近些年来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果只有官员财产申报，没有公示，将丧失公众的监督作用，流于形式。

　　十八大报告论及反腐败时要求“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要做到这三点，汪玉凯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鉴于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公众对反腐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公开官员财产是能凝聚人心和形成改革共识的举措。

　　11月9日，参会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约而同提及财产公开问题。

　　俞正声说，“我很同意公开财产，我没有任何财产”；汪洋则表示，“中央官员有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规定，广东也在探索推动”。

　　网友的热情，很快被这一新闻点燃。知名网友“御史在途”——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自己的微博建言：财产公开制度可分步实施，第一步是督促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如实申报财产，各级一把手和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公开财产。第二步是在合适时候实现公职人员财产全部公开。

　　希望“三公”消费更透明

　　今年以来，“三公”治理提速，从地方“全裸”晒“三公”，到92个中央部委一天之内公开“三公”经费，公众的热切关注，受到国家层面的全面回应。

　　年初的中央纪委十七届七中全会公报中，“严格‘三公’经费预算管理”的表述被首次写入，之前公报并不使用“三公”这样的民间用语，多为“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官方话语。

　　3月19日，一场“三公”经费公开的财政改革，在四川省雷厉施行。四川首次一口气公开了53个省级部门“三公”经费；随后一周之内，从省会成都开始，全省21个市州，相继公开了“三公”经费。

　　评论认为，此次四川省的“三公”公开，从信息的公开力度、涵盖范围和细致程度来说，可谓目前做得最彻底的省份之一。

　　然而，最高层的决心与现实仍有龃龉。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介绍去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情况时表示，个别部门仍存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现象。

　　细心的公众发现，今年国家部委“三公”经费公开中，有不少超越常识之处：如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经费不足公车消费的1/13，南水北调办人均每次出国花费5.63万元等。时至今日，并无相关部门负责人作出解释。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提出，还应将另一个庞大的“三公”消费群体——国有企业，纳入“三公”公开的时间表。“他们占据大量公共资源，部分中高级管理人员待遇高于政府官员，长期以来，游离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并无明晰的‘三公’消费标准。”

　　遏制垄断国企腐败

　　11月9日，湖北省印发《关于推进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国有企业等6大领域列为防治腐败的重点。

　　对国企，《意见》要求加强资金资产、收入分配、职务消费监管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

　　在地方上重拳出击遏制国企腐败的同时，更高层面的动作亦引人关注。

　　经历了2009年15名部级高官涉贪落马之后，2010年，中国迎来了垄断性行业反腐的高潮。民航、石油、电信等系统一个个大案要案浮出水面。

　　接着是2011年，铁道系统多位高官落马。

　　公众不禁发问，这一切仅仅是简单的巧合，还是背后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

　　梳理垄断行业腐败案件曝光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因海外反腐计划而被牵连。如西门子贿赂案之于电信行业；戴姆勒案之于石油石化行业；CCI案(美国控制组件公司)之于石化、电力行业。

　　其二，腐败案件往往也是央企整合及行业重组的“副产品”。航空、电信、石油业的反腐风暴其实最早始于国资委推动的央企整合，由于行业重组、整合前要进行审计，所以查出了不少问题。

　　其三，腐败案件因举报而被调查、被关注。民航系统的内部人士就曾告诉记者，“民航系统的不少腐败窝案来自内部人举报。”

　　垄断行业腐败案件不断升级，令人深思。

　　刘志军案中，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刘志军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有反腐专家认为，刘志军固然难辞其咎，但滋生这一系统性腐败的土壤并非刘志军，而是多年来垄断、集权和封闭的铁路体制。无数案例反复证明，腐败是垄断、集权的必然产物，高铁的大规模上马，为掌握行政审批权力的铁路系统官员，创造了腐败机会。

　　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

　　15年前的1997年9月，“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15年后，一些法律被基层“虚”待，似乎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尴尬。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名反腐专家认为，时下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管理乱象丛生，最大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一名法学教授不无愤慨地说：“这些年党纪国法出台不少，但是你看看，得到执行的有多少？法律法规，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

　　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这些立法充分彰显了决策层“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但在地方，执行现状却堪忧。

　　这之中，最为刺眼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带头、领导带头“违法”。

　　按法律规定，对拆迁本身或拆迁安置补偿有争议的，公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途径解决问题。事实却是，被拆迁者遭遇的常是不受理，或不立案。

　　最高法院提出，严禁“以服务地方中心工作”作为拒绝受理这类案件的借口，可谓点中要害。

　　我国当前反腐败法规制度是世界上最多的，仅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颁布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就达300多项，纪律条规出台之密集更是前所未有的。但腐败现状仍然令人忧心。

　　知名党建专家黄苇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为，只有领导干部自己首先敬畏制度，带头严格执行制度，才能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反腐败成效是制度乘以执行力，执行力不到位，再多的制度都是0。(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