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八大”报告

　　无论是“翻两番”还是“翻一番”，都为中共提供了阶段性的目标，也为外界检验中共领导能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标准。

　　记者｜汪 伟

　　对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的政治报告的解读，渐渐达到了高潮。尽管解读者的背景和目的可能不同，但大多可以从这份报告中找到相关的提法——报告共分12节，全文28734字，提到了2002年以来中国取得的主要成就和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中共在未来的任务。

　　翻番计划

　　大会召开之前流行的揣测，大多可以在这份报告中看出端倪，甚至是直接的回答。比如，胡锦涛一再强调，保持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共最优先的任务。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学界很快匡算出两个“翻一番”背后的数字：这意味着2020年之前，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5%。

　　这可能会被视为经济学界对中国未来增长速度的直接回应。2012年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所谓“林毅夫命题”。完成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任期后，林毅夫于2012年回到中国，国际组织的高管经历似乎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信心。他提出，中国仍有潜力在未来的20年中维持8%的年均增长率，这激起了广泛的争议。和他不同，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说服中国的决策者接受一个较低的年均增长率(7%甚至更低)，以换取经济模式转型的空间。

　　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正在为林毅夫的新作《新结构经济学》撰写评论，在谈到 两个“翻一番”计划时，他谨慎地说，这个目标“虽在潜在增长范围内，但条件变幻莫测，也的确不容易”。

　　热心于换算的经济学家很少留意到，翻番是中共拟定经济计划时特有的政治词汇。这个说法来自邓小平。1979年，他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应在1980年的基准上翻两番，从250美元达到1000美元，实现“小康”。

　　“翻两番”的说法最早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写进大会决议：“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这是邓小平“翻两番”计划的修正版：人均工农业产值被替换成了工农业总产值。这番修正的原因显然是考虑到了中国的人口情况。邓小平仍然在外交场合向世界各国人士谈到对“小康”的预期，但标准已经从人均1000美元调低至800美元。

　　在此后历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都会重复翻两番的说法，或提出一个新的翻番计划。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三步走”。前两步是对“翻两番”的具体化：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准上翻一番，2000年则在1990年的基准上再翻一番。第三步则属新提法，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设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人均产值4000美元。

　　GDP10年翻一番，就此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量化。

　　1989年带来的短暂沉寂之后，中共在1992年重启经济改革。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的GDP应“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1995年，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前达到，1997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也提前达到。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新的“翻一番”：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5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上，这个目标被调整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如能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这个目标被重述，直到此次被修正为GDP和人均GDP同时翻一番。胡锦涛还在报告中说，2011年中国GDP达到47.3万亿人民币。在回顾10年来的主要成就时，他着重提到，中国的GDP排名从世界第六上升到了世界第二。而且，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企稳回升。

　　无论是“翻两番”还是“翻一番”，都为中共提供了阶段性的目标，也为外界检验中共领导能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标准。从1982年的“十二大”以来，每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必提翻番，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30年来，保持经济增长也是中国人最大的共识所在。而最近的事实表明，和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增长之后的中国人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即使林毅夫是对的，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仍然能维持8%的增长率，也很难维持经济和政治的不均衡发展。政府为维持经济增长做出的努力本身，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被接受。

　　林毅夫坚持认为，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是政府应该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用财政政策推动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包括他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林毅夫一手创建的研究机构——的部分同事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对2008年的刺激计划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抽象与具象

　　胡锦涛在报告中将中国近10年来的成就归功于中共的领导，特别是“科学发展观”。

　　在报告中，胡锦涛回顾了中共历史上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就，并将他出任总书记以来的中共中央纳入了这一历史序列之中。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由于“十八大”的四项议程之一是修改党章，很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家表示，“科学发展观”将毫无意外地写入新的党章。

　　中国政治的部分细节就隐藏在修辞之中。报告在第五节谈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媒体高度关注并倾注了大量热情和版面的领域之一。胡锦涛说，“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在报告的第二节中，胡锦涛已经提到，中共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北京的党史专家解释说，这里的“老路”是指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其中包括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邪路”指的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转行民主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参加“十八大”上海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说，“十八大”要解决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同样的说法几乎一字不易地出现在多位代表的发言当中，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接替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否定有所谓“重庆模式”。这种简单明快的回答也许可以作为胡锦涛报告的注脚。

　　中国的政治语汇偏爱易于理解和色彩鲜明的词语。比如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争论”。“翻两番”(或“翻一番”)、“老路”、“邪路”，也都属于此类。这些词语的特点是多义，富于弹性，解释空间大。

　　另一些概略的说法把多个并列内容缩略为短语，且常常包含数量词。比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或“五位一体”。后者是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词，意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中共第一次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列，显示出中国环境问题的紧迫形势。

　　排比的修辞手法往往用于总结性的段落，正如胡锦涛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习近平的说法也属于此类。

　　尽管很少有人注意，但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起草“十八大”政治报告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说，报告用24个字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24个字组成12个词，几乎穷尽了现代中国人所公认的公共领域的美德。尽管涵义抽象，正如大多数对“十八大”报告的解读一样，这些词的确包含着对中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