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非公代表谈腐败:不是跟某个官员走

2012年11月19日10:43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十八大“非公”代表问答:谈改革、谈地位、谈原罪

  “良好的政企关系是跟政府、政策走,而不是跟某个官员走,要走正道,走绿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在传统概念中,他们是共产党员中的“资本家”,是“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在现实社会中,积极者称他们是党内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质疑者则甚至提到了“政治投资”。

  “非公”企业家是20多年来中国崛起的一个新兴阶层,舆论对他们的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同情其受到的某些不公平与压力;另一方面又会视其为腐败等社会丑恶问题的密切关联者。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就是“原罪”。

  中共十八大期间,多位“非公”企业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无论怎样,他们都坚持表达---关于今日中国,关于执政党,关于自身的困境与诉求,慎思而直白,满怀热切期待。

  谈改革:不能给社会带来震荡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什么?

  陈峰(海南航空董事长):实际上,整个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没有政治的改革,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原来一些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有些不进步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源于改革开放,我们未来的问题也需要用改革开放、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改革政治体制的各种结构,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一个艰巨、长期的任务。在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国家,经济差别巨大,国民的素质和修养都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是一天能解决的。所以大家在各种矛盾面前应该有积极的改革态度,但是不能太快,尤其面对不同阶层的诉求,一定要使人们意识到我们社会的基本情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上百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政治体制改革要按照党的计划,有序且渐进地不断解决问题。我深信中国共产党人有这样的智慧,完全有能力驾驭和改革,把国家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周海江(江苏红豆集团总裁):“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任何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情,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十八大报告说,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表明了我党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没有变,也表明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没有变。

  邢诒川(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政治一定要改革,改革到什么深度,我们党也有一个蓝图。还有民主制度建设问题,我们也在改。包括十八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不断地完善进步。过去选谁、谁参加我们基本都不知道,现在看公告,候选人几上几下,不断完善。

  要不要全部打破重来呢?我不这样认为。中国不可能走别的道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崔荣华(陕西荣华集团董事长):我们先进行了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到今天出现了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让我们觉得改革非常有益,大家当然都想让它快一点。但是到底该多快?不能过快,毕竟稳定和发展是最重要的。

  戴林(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我觉得现在走的路非常正确,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地改革。一定要改,但一定是有节奏、有针对性地改。不能给国家带来震荡。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震荡只能带来更巨大的破坏,30年的成果很快就会毁于一旦。我不主张大面积的调整,那样伤害的实际上恰恰是我们老百姓。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大的多民族国家,一定要稳定,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的。

  谈地位:不忘乎所以,但要求平等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著名企业家柳传志说,中国企业家软弱并摇摆。陈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企业家是草根”。你如何评价“非公”企业家在今天中国的地位?

  陈峰:我说企业家是草根是在调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当中,商人,还不是今天的企业家,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而且无奸不商。另外还有一层含义: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成为主体,政府社会给了很多关注和支持,也给了很多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应该保持最清醒的定位,第一是融入社会,看你的贡献,应该心存感激;第二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有一点发展、有一点财富,就忘掉自己的本来。

  我认为保持清醒头脑,以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形象回到社会,这才是应该做的,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尊敬,才能表现出一种修养。所以我提醒自己,要正确地看待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太恰当的位置上。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应心存感激,更多回报社会,善用财富,善待财富,把财富用在合适的地方。

  周海江:可以考虑取消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这一说法,把我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私企业统称为“国民企业”。这样的表述,更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名词。而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公有制经济中有“非公有”成分,比如也有私人股东;非公有制经济中也有“公有”成份,因为不少民营企业由几个股东,甚至几十个、几百个股东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公有”的。

  其次,随着民营企业快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它在解决就业、纳税、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营企业也是社会性的企业。

  最后,从概念上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当中有民营企业、个私企业,还有外资企业,它们统称“非公有制经济”,这种表述也欠准确。从字面上看,“非公有制经济”中的“非”字是一个否定词,有点歧视的味道。而且“非公有制企业”,往往简称“非公企业”,可能产生歧义,让人以为这个企业是“不公正企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邢诒川:我们没有太多市场经济的资源,没有权力,在整个社会范畴,我们也不是代表了多大一个群体,我们还不是主流。

  在竞争中,国企还是有很大优势。比如资金优势,我们的平均融资成本是年利率20%左右,这还是正常渠道。而国企不需要什么担保,利率是5%、6%。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先在这个空间里管好自己、发展好自己。

  崔荣华:我来参加十八大之前,市、区领导都来送行。全国党代会上的“非公”代表增多,说明越来越重视我们。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需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戴林:过去计划体制下公司都有级别,但现在变成市场经济了,公司没级别,只是规模有大小而已,有的几百亿、几千亿,有的可能只有几万元。虽然规模有大小,管理都是一样的。我们这种企业,十几个亿的公司,区里所有领导我们都认识。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谈怎么健身,非常轻松。至少我是没有感觉到来自政府的压力。

  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在十八大报告里非常明确地看出这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我经常讲,对未来的真正慷慨就是把一切奉献给现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庭没有任何背景,我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从一个大学生变成全国党代会代表,是真干活的。

  谈原罪:不能说“非公”企业家阻碍了经济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社会舆论认为,“非公”企业家群体在早年不规范地利用了国家资源,从而迅速积累财富,就是所谓“原罪”。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陈峰:我觉得首先社会的主流---党中央和全社会对非公经济的发展应该是肯定的。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这个混沌阶段,到底哪条路正确?任何事物都会有一个很粗糙的、不规范的过程,能用现在的规范追究那时不规范的事吗?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主流,是个别人的看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非公经济越来越规范、发展越来越健康,素质提高,我想这种矛盾和这种问题会逐步地消除。

  周海江:这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我觉得,党和国家对非公经济一直是支持的,而且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历史地位、经济实力、经营机制不一样,国企和民企在宏观环境上、生产要素使用上、发展领域上,还存在不少差异。相信十八大之后,我们民营经济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邢诒川:这些年非公经济的发展中,有一部分人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采用一些做法,行贿、黑道等等,事情没有做好。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也把工商放在最后一位,所以对企业家有特殊眼光。在党的政策中应该对非公经济不断肯定、支持,还有引导,不能说“非公”企业家阻碍了经济发展。

  崔荣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一些人的确在经营过程中违反过法律法规,给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也给企业家群体的形象造成了很大损害。但大多数人都是清清白白的,像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员还是遵纪守法的。

  戴林:这个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一些腐败现象,也有一些人素质低下,都存在。既然有卑微的东西,就有高尚的东西。所谓的灰色地带应该说是在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那时候市场信息不对称。但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实际上更多是靠自主创新起来的,有技术、有实力。之所以搞灰色的东西是因为你没有真材实料,要求人家关照你。

  谈腐败:跟政府、政策走,而不是跟某个官员走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非公”企业家当选十八大代表,很多人谈到企业家的政治责任,也有人联想到所谓“政治投资”,甚至官商勾结、腐败。你怎么看?

  陈峰:非公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非公”企业家,这是时代的造化,大家都得认这个账。

  至于说“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责任,含义太笼统。我认为就是应该把企业做好,四项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界的人士都应该自觉遵守的。中华民族需要这些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凝聚这个民族、凝聚这个国家。中国太大,地区差别明显,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团结统一,才能使我们国家不断发展。

  民营企业家应该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兼顾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只有把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融为一体,才能获得这种肯定。要说政治责任,民营企业家应该看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为消除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最应有的贡献。

  周海江:不要片面地理解政企关系,要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

  良好的政企关系能够促进企业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而且良好的政企关系不是庸俗的政企关系。良好的政企关系是跟政府、政策走,而不是跟某个官员走,要走正道,走绿灯。

  邢诒川:这是现实问题,如果不能遏制腐败,我们党就没有前途。在领导干部中,8000多万党员中,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是有了一些问题就要全盘否定党对历史的作用?像薄熙来案件,对党的伤害极大,但是不是就说我们党不行了?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不满意的地方,我认为是发展中的问题,我对党是有把握、有信心的。

  大家应该往大的、好的方面看,一些不正之风、腐败之风,我们一定要遏制、打击,但并不代表我们党到了某种地步。我了解很多干部把业绩放在第一位,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我们把企业做好,他就会支持我们,不需要做交易。而我们也会保护自己,不走权钱交易这条路。我可以创造很好的业绩,好多事情我都带头做。很多领导真的是在我这里一杯水都没喝过。社会上那种声音,一竿子打倒一片,我很不赞成。

  戴林:我们的企业建设党组织,会得到更多认可,认为你是一个有远大目标的正规企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只为挣钱的个体户。所以我觉得企业建立党组织是一个发展趋势。

  对于腐败,我个人感觉,一个组织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就看你怎么看。一定要反腐倡廉,这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个你就存在不了。这次十八大报告对这一点高度强调,说处理不好就会亡党亡国,这个话说得非常到位。

  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态非常重要。有问题很正常,我们要用建设的眼光来看,要思考怎么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策略来改变它、提升它、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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