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长的“条子笔记”

　　领导那么多，孩子都想上好学校，

　　该给哪些孩子留位置，是当好校长的大本事。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北京报道

作为一所重点小学校长，老严每年得花小一半精力，处理领导批来的条子。条子多、位置少，甄别、判断能力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

 一张“条子”的诞生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刚刚处理完那些关系户的严校长，却并不能轻松些许——明年的“条子”已经提前八个月到来了。

在广东省一所重点小学当了十多年校长，老严也算经验丰富，看到那催命般的十多张小纸条，他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世上本不该有条子，但走关系的人多了……”老严想开个玩笑，可他开不下去了。用他的话讲，事情得分两面看，条子多必然会带来难以取舍、违背原则的困扰，但同时也说明了学校的办学实力，而且“学校越好，条子越多”。

老严任职的小学，地处全市最繁华的地段，离市重点初中很近，周围全是高档住宅区。虽然是小学，但占地面积比一般的高中大得多，像个大花园。教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优秀老师。一般的小学只能开设一门音乐、美术、艺术课，而这里光美术课就分为油画、素描、水彩课多个类别；还有专门的管乐队，素质教育位居全市前列。

“一般非富即贵之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来这儿读书。”说到自己的学校，老严还是挺自豪，“名校，依然是名校。”

从原则上讲，所有拥有当地户口的幼儿园毕业生，都要根据电脑派位的原则，在免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按照居住地划分区域，就近升入附近的小学。老严的学校，至少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入学。  

因为所处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各所小学还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预留少量名额，可以免费入学。但这个名额，一般的名校都不会真正用在外来打工子弟身上。

“我们不可能腾出指标来。”老严说，那些指标都要为各种领导的关系留用。

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各地教委就开始发布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各大名校会设置一个“关系户指标”，规定其数量的上限，这远远不够用。

老严所在的小学每年招生400人左右，他们的关系户指标上限是46个，而争抢这几十个名额的关系户，有1000来个。这1000多人，都有“条子”。

它们形式各异：有的就是一张顺手撕下，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直接用笔写着领导们的字迹；有的则是装在信封里，捂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有的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看着更像是上级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还有一些，是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甚至是一个突然的电话……

拿到了这些条子，你就获得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去争取成为择校生的资格。

择校生需要交择校费，但在这场竞争中，钱根本不重要——能掏钱的人太多了。

条子背的硬实力，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局中局

与条子如影随形的，是饭局。

主动张罗的，一般是上级领导或者老严的朋友。这里面的水“不比官场饭局的浅”。无论你找哪个部门领导的关系，官位再大，最终的条子，也得落实到教育系统的官员来出面办事。

“老严啊，好久不见了，过来吃个饭吧。”教育局或系统内的领导会这样通知他。

饭店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桌上摆满了最贵的酒菜。到场的除了领导，肯定还会有一个“领导的好朋友”。开场白基本上是“都是我的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觥筹交错之间，是很少说“正事儿”的。到了饭局结束的时候，聊得差不多了，领导会或严肃或幽默地点上一句：“最近学校的学位紧不紧张啊，如果有空余，他(领导朋友)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啊。”当然，还会补上一句：“如果实在紧张，不要有思想压力，就得按原则办！”

这句话，老严听过无数遍，但“怎么办”，差异可就大了。“领导都很精明的，不会留下话柄。”饭局后，领导一般会打个电话过来。如果电话那头一再强掉“不能违反原则”，那这个事儿就可以暂时放下了。如果最后一句是“得认真处理啊”，那这事儿就得抓紧办了。

甚至不用事后联络，饭局上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如果领导对他的朋友非常热情，不断敬酒夹菜，而且神态恭敬，那就是很重要的朋友。说到“正事儿”的时候，老严会直接掏出小本子，当面记下来，以示重视。

如果领导说话虽然客气，却表现得不是很亲热，说话打着官腔，菜也没动几口，那这个饭局仅仅就是应付差事的“面子工程”。老严就会苦着脸十分为难地告知：“哎呀，现在学位已经满了，我也很难办啊……”

有的领导很忙，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得提前退席了。走之前他一定会再嘱咐上两句，比如“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纳税人，一定要想想办法”。但深谙察言观色之道的老严，基本上心里有数，知道“该按着什么规格办”了。

如果领导一上桌就开门见山，直接说“正事儿”，那不仅说明这是自己人，而且很可能是比“领导还有面子”的朋友——事情就得马不停蹄地办了。

老严干笑了一声：“这一切都是饭桌上能看出来的。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唱双簧了。”

这些细微之处，诸如语气、神态、动作以及和朋友的亲密程度……没法一一例举，都是“多年经验积累而成”的。

老严赴过无数的饭局，收过数不清的条子。

第一次收到条子，是2004年，一位教育局的领导写给他的，同时也吃了饭，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双保险”了。饭桌上的老严，内心颇有一番斗争。尽管不情愿，事情还是办了。如果跟当地主管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老严和学校都会麻烦无穷。“学校组织教师旅游，需要相关部门批给你培训和参观学习费用；有些好的老师想要调动过来，管人事的部门就会刁难你，甚至调水平差的老师过来；需要更新教学设备，申请批资金，也可以不拨给你。”

十年下来，托过关系的部门数不胜数：财政局、税务局、社保局、人事局、公安局、发改局、旅游局、审计局、统计局、城管局、旅游局、人大和政协还有卫生局……末了他补了一句：“甚至计生办。”

但处理这些条子的方式可大不一样。像财政局、发改局和税务局这样的“财神爷”，社保局、人事局这样管人的单位，顶头上司教育局——这些管钱、管人、管事儿的“管用单位”，万万不能得罪。

但像统计局、文化局这样的冷衙门，跟学校事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就可以找借口打个哈哈推辞回去。

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如果学校里有人超生，即使计生办这样的部门，也得帮人家办事儿。

老严有几位同学，在北京的初中当校长，私下里聊过——教育部里的实权部门，比如基础教育一司和二司，直接管理中小学校；教师工作司，主抓老师的培训和调动，这些部门的条子就跟“圣旨一样”。而高教司也同样是实权部门，但与小学教育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就可以不予理睬。而边缘部门就更别说了，比如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老干部司，甚至还不如市教育系统的直管部门说话管用，很容易就搪塞。

 “规矩”

以前，递条子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字用圆珠笔写的，那事情就“可办可不办”；如果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的，那就“尽量办”；如果条子盖了领导的个人印章，那就“一定要办”了。

老严对两种实体的条子印象深刻。第一种，家长找到领导，领导没办法，只得写了个条子，像公文一样的：某某校长，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根据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原则，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予办理。

第二种条子，内容中会明确要求解决问题，还提出“其他方面”的照顾。这一般是关系很铁的领导，言语间不会顾忌，类似私人信件的形式，信是封着的。开头也不叫校长了，直呼老严的名字。     

“一般写‘办理’的，基本都不办理。‘照顾”，就不一样了。”他解释着。

而现在，老严接到的实体条子越来越少，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了，“那是黑纸白字，出事儿了这就是证据！现在领导可没那么傻。”

如果是“非常大”的领导，那孩子的家长不仅不用交赞助费，报名后连电脑派位程序都省了，户籍、学籍等关系早就有人处理好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一分钱没花，一步到位，是以政策上“海归高端引进人才子女”的形式入的学。上面就打了个电话，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了，催着办。“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不好说。”老严压低了语调，“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有个省一级的领导。”

但有些真材实料的海归人才子女，就不见得有这种待遇了。一个刚刚归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下了一番苦工夫，拿来了厚厚一打政策文件，还咨询了律师，当然也找关系。饭桌上，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老严一边陪着笑，一边咬定“没位子”。 

 保险柜里的“条子笔记”

收到了实体条子，老严会把它销毁，但他会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至于各种电话、当面打招呼的各种“看不见的条子”，他更要记录下来，一是方便自己查阅办理；二是备用好各种关系。

老严有一个32开本的牛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种条子关系。

翻开这个不起眼的本子，基本上3个孩子写一页，一年要记上400个左右的孩子。每个孩子会标明两个信息：一个是孩子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孩子的父母以及委托关系人的信息。

这个笔记本，被老严锁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每年5、6月份，当地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开始发布。到了8月中旬，笔记本上便已经陆陆续续记下400多个等着入学的孩子。根据对方的情况和能量，经过层层过滤，老严会选拔出最终的几十人。这个时候想加塞已经晚了，老严早就给这些关系排出了先后顺序，不能动了。他会告诉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谈都不用谈，位子满了。

以今年为例，8月17日晚12点，一切准备就绪，老严将所有定下来的名字，迅速填录在学校报名系统中的名单中——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为的就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第二天，老严会亲自给委托的领导以及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去：“事情办妥了。”而被淘汰的大多数人，他也会派人去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那些没能办成事儿的委托领导，老严也会客客气气地赔上一阵不是。

哪怕细致到这份上，老严还是看走一次眼。

2010年左右的时候，朋友引荐了一位“在机关开车”的关系户。因为没看出有什么背景，老严直接做出了判断：不是重点照顾对象。他根本都没记在笔记本上。

过了一个星期，教育局的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那个司机的事儿，办了没有。”他如实回答：“他的条件不符合，还是先优先别人吧。”

对方也不拐弯了，撕破窗户纸：“他是市常委的司机，这事儿别拖了！”

“十年来，我唯一的一次误判。”老严说。

当时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他只得拿出压箱底儿底牌：三个包括上级领导都不清楚的名额。这是他特地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出现突发情况而准备的。

“如果没遇到紧急情况，那这三个名额岂不浪费了？”《中国周刊》记者问道。

“那就浪费了吧。”他说，“这是保命用的。”

那些没有关系的家长，就只能打亲情牌了，找老严的亲戚、朋友说情。“甚至有人找到我孩子的同学！”一到快招生的时候，老严的手机便会设置号码屏蔽，陌生的号一律不接，也会跟门卫打好招呼，找校长的一律不见。即使这样，小区门口还是会蹲着几个求情的家长。

有一对普通家庭的姐妹，姐姐在他学校就读，等到妹妹要上小学时，因为学区划分发生变化，不能上这所小学了。姐姐曾到校长办公室说情，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只得安慰姐姐：“以后，学校的场馆和校园对你妹妹开放，这样你们还能一起玩。”

虽然总要跟条子打交道，老严也对条子很反感。“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也是个外地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呢？凭什么他们就有机会呢？”

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老严讲了个校长圈里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普通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初中，可孩子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个亲戚在区教委工作，级别没大到可以写条子。亲戚就把自己知道的这所学校的条子生列了个名单，给了孩子的父母。家长拿着这个名单天天守在校门口等校长。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孩子顺利地升入了这所重点初中。

讲完这个故事，老严呵呵地笑了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