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清明节,在村外麦田的祖坟里,64岁老农张方给父母立了一块墓碑。6年后,河南省周口市政府要求平坟复耕,老党员张方积极响应,继村支书之后第二家平了坟。接着,政府又要求拆碑,这次,张方抢到了第一家。
就在他带着亲戚在墓碑下挖土时,约重两吨的石碑突然倒掉,砸死了张方的儿媳和二妹夫,砸伤了一个被喊来帮忙的本家侄子。这是河南周口今年启动平坟复耕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事故。
张方的晚年,注定已不得安宁。苦难伴随了这个河南老农的一生,他甚至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上。谈起平坟,谈起过去,他一言难尽。
墓碑倒
“咚”的一声,加“啊啊”的惨叫,张方扭过头,看到三儿媳罗军丽的一只胳膊从墓碑下探出来,动也不动;二妹夫何洪廷一只胳膊已经断了,被残留的一点皮肉和衣袖系着,铁锨把穿透了他的大腿,血流满地;侄子张富民右半拉身子被压在墓碑下,止不住地惨叫。
张方又把头扭了回去。
十几分钟后,三人被人们从墓碑下刨出。救护车赶到后,拉走了多处骨折的张富民,罗军丽和何洪廷的尸体被撇在张家的祖坟旁。
70岁的张方已经无泪可流。本来,他也带了绳索过去,要是比照着放树的办法,朝一个方向用绳索套住墓碑,再在另一面挖,根本不会出事。可是,在场七八个人,谁都没想起这一茬事。
他们更忘了,早在一二十年前,当地开始流行在墓碑上搭个小牌楼的时候,墓碑底座的固定方式,已经由传统的榫卯结构,换为了更省力省钱的砌砖。没有大块横条石镇压,墓碑可以说是一挖就倒。
这块墓碑,是张方在南阳油田退休的弟弟出钱,托他立的。1999年,母亲死,兄弟俩平摊丧葬费。2003年,父亲死,张方一个人出了3000多元丧葬费。弟弟一直过意不去,到2006年春节前后,他给哥哥汇款,在附近的一个刻匠那里定了这面墓碑。
据扶沟县民政局调查,在练寺镇河套村张庄组的麦地里倒掉的这块墓碑,高2米、宽1米、厚50厘米,大约有两吨重。按照当地的要求,平坟后,墓碑必须移走或埋于地下。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埋,在墓碑的一侧挖个深坑推倒,是最省力的办法。
事发时,干活的几人正在喝水。墓碑轰然砸下时,罗军丽12岁的独子张罗宁给长辈们倒完第三杯水,刚刚离开。这成为了家族不幸中的大幸。
10月22日,两名死者在麦地里已停尸一天,政府一直没来过问。张家和何家聚集了四五十名亲友,抬着两副水晶棺就进了扶沟县城,来到县政府大院门口。
当夜,包括张方三儿张富春在内的12名亲友被警方控制。第二天,张富春和罗军丽的一个表姐被办了拘留手续,其余10人释放。当晚,张富春签字同意火化妻子后,两人也恢复自由。又过了一天,张何两家各自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15万元的“救济补助款”,另一份是7万元的“生活照顾款”,每家领到了22万元现金。
这是两人为各自家庭挣来的最后一笔财富。他们的祖坟都已被平掉,只能埋入新建的水泥公墓内。
逃亡
父母墓碑的碑文,是张方写的。现在,他说他已经忘记写了什么。总之,都是些夸赞尊敬的话。在同龄人中,像张方这种高小毕业生少之又少。在60年前,父母勒紧腰带供他读书,只图他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前程,尽量不要靠扒坷垃生活。
墓碑上,刻着张方父亲张国汉生于1920年,母亲赫彩生于1917年;墓碑上,还刻着两老数十个后代的名字,以示年代久远,却永志追忘之意。张方现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
但张方知道,至少还有四个人的名字没有刻上去。他有两个哥哥,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妹妹,都夭折在乱世的饥寒病苦之中。父母几乎从不提及这四个孩子,张方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死亡,是父母和张方的老朋友了。在1942年河南豫东黄泛区的饥荒中,张庄每天都在死人,榆树皮都被剥光吃净。22岁的村民张国汉决定带着怀孕的妻子去逃荒,他们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路向西。据史载,当时从豫东到郑州,下洛阳,到陕西一路上,倒毙的灾民尸体几成路标,野狗们都吃得膘肥体壮。
第二天正月初八,在陕西乾县,险些来不到世上的张方出生。张方说,父母显然无法在灾民云集的陕西求活,就接着要饭,一直要到了兰州。
然而,当逃过饥荒,战争又开始操弄着这一家人的命运。在兰州没呆多久,张国汉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大战,携妻带子又开始往东,走上了漫漫返乡路。
张方这一生的记忆,就是从返乡途中的平凉开始的。他记得,刚刚打下平凉城的解放军沿路设卡,询问路人的籍贯和去处。当张国汉告知他们老家是河南扶沟之后,解放军显得非常热情,告诉他们扶沟已经解放,让他们赶快回家。
回乡之后
当张国汉夫妇带着两个幼子回到张庄时,已经是1950年的夏天。他们活着归来,让乡亲们很惊奇,却也给村里带来不小的麻烦——— 他们的地已经被别人种了。
他们只能等别人收了那季冬小麦之后,才能播种,来年夏天才能收获。在此之前,他们又得面临饥饿的威胁。于是,张国汉一家又折回许昌,辗转于各个集市村镇要饭。每到一处,父母都先把兄弟俩安置在窝棚和破屋里,然后端着碗出去,要来吃的了,再端给他俩。
“爹妈要饭都不愿意让我们跟着。”张方说,少数跟随的几次,他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走进小饭馆,把剩菜剩饭用筷子轻轻刮进自己的碗里。他们向每一个见到的陌生人低头哈腰。
直到1951年夏,张国汉一家才结束了逃亡和乞讨。这距他离开扶沟,已9年了。
两年后,张方开始读高小。1958年,张方高小毕业,为村集体放羊,共有几十只,有山羊也有绵羊。“人们说饿,都说1958年咋着咋着,其实1958年还可以,真正饿,是从1959年开始。”张方说,当他放了半年羊后,17年前的饥荒卷土重来。
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他的大妹妹当时只一岁多,饿得哇哇叫,母亲也没奶,只好喂她大人们吃的用水草熬的稀汤,她也喝;喂她用榆树叶贴成的饼,她也吃。
过了一两年,高级社和合作社都散伙了,村民们才吃上饱饭。这时,张方开始给生产队当记工员。1964年8月,张方又从记工员升为了会计。在农村,这意味着他不用下地干活,也可以领到壮劳力的工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干部们的小灶。总之,这是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
村里人都知道,张方是一个勤奋负责的会计,一辈子几乎没有算错过账。这让他在长达20年的生产队时代,拥有某种不可替代的威望。
1966年,张方结婚。1970年,他入党了。
子孙满堂
张方的妻子魏爱云小他一岁,家里穷得很,结婚时一分钱嫁妆都凑不来,一个箱子和一个柜子,都是张方家出钱做的。
这对夫妻四十多年来,感情一直很好。他们抱了一个闺女,又生下两儿一女。在张国汉夫妇生命的晚期,子孙兴旺曾让他们感到舒心和骄傲。尽管,两人都是在缺医少药的病痛中死去。
比如母亲赫彩,死于常年肺气肿。临死前几年,她只能靠张方从乡村医生那里买药维持呼吸,一包一块钱,可以管一天。
她似乎并没怨怪子孙,就像张方现在也是肺气肿,遇到冷天越来越喘不上气,但他也从没想过让孩子们花大钱送他去城里彻底治治,还是靠村医开的单子凑合。
母亲死后,张方突然发现自己也老了。孩子们都出去打工,把孙子外孙都撇在家里。在2005年前后,张方和魏爱云曾一度照顾过6个娃娃,有的还在喂奶粉,有的上幼儿园,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满院子爬。
妻子魏爱云也越来越依赖老头子了。今年夏天的一场雨中,她摔伤了腰椎,为省钱,硬撑了一天。被张方发现后,给她贴了几张陈年膏药。又撑了几天,再到医院拍片,医生说有骨头断了,让她卧床休息。她却闲不住,花生收了,还坚持要摘,不能坐,就半躺在花生秧上,侧着脸摘。
11月22日,提起儿媳妇的死,提起儿子和孙子可怜,魏爱云对着一群记者大哭起来。“老天爷呀,我可咋办呀……”她说着,跪倒在地,试图向来客们磕头。
10月21日事故发生后,魏爱云非常害怕黑夜。几十年来,她一直和张方一人睡一个床头,现在,她把枕头和他的枕头挪一块儿。晚饭后,拉上电灯,老两口都在床上挺着,都不说话,却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啥。
“我不怕,你怕死又有啥用?”张方说,“她怕,她夜里也不哭,就是紧紧抱住我,一直睡不着。”
很多年前,魏爱云就开始信基督教。附近的教堂需要一个会计,她就鼓动张方去做。2002年圣诞节之夜,张方把村组里这辈子经手的账目算得一清二楚之后,出了一个明细,永远告别了村干部生涯。
一代接一代
事后,张富春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在官方拟定的协议上签字。“我头蒙蒙的。”张富春说,39岁的妻子罗军丽还有12岁的儿子需要抚养,所谓救济金却和53岁的二姑父何洪廷一样,这显示标准存在问题。
可是,他还没有力气再去计较这些。妻子的死,已经把他击垮,他已经不想再见任何陌生人。在罗军丽生前,丈夫张富春是她的骄傲。她自小丧父,很难吃上饱饭,一天学都没上,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嫁给张富春后,张一不嫌她家贫,二不嫌她没文化,恩爱有加。
在夫妇俩一起闯荡的十几年里,再苦再累,张富春也舍不得让妻子出去打工,一来她不识字,二来,他怕她被人欺负。
张家还保存着他们在北京等地拍下的合影,衣服虽土气,精神倒也昂扬。当时,两人并没有领结婚证。婚后两天,为了躲计划生育,他们把嫁妆拉回罗军丽娘家,从太康坐车赶赴北京。张富春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前八个月,他一共挣了200元钱。后来,他又打了几年零工,最后在丰台一家小公司装抽油烟机。儿子张罗宁,还曾在京郊的黑幼儿园里上过几年,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两年前,张富春一家三口回到扶沟。罗军丽在家帮助公公婆婆干活,虽然她之前干活不多,但非常勤劳。张罗宁回到当地小学读书,很快染上了豫东口音。张富春又去考了驾照,远赴厦门开大冷藏车。
今年中秋节,张富春返乡帮助家里秋收冬播。没想到,他遇到了政府平坟,又目睹了妻子和二姑父的死亡。他说,他现在不想再回忆和妻子的过去。
父亲张方自责疏忽,又埋怨政府,“坟你说平了能多种麦,就平了,可是一块碑能占啥地方?”这个老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全村70多个祖坟,他第二家平,3块墓碑,他第一家挖。他想不通为啥会有这样的结果。
(原标题:周口张家碑倒前后:平坟家庭死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