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大别山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徐浩程 贺海峰  付倩倩

　　策划人语

　　下一站，大别山？

　　在陕甘宁、赣南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大别山振兴”的呼声越来越高。

　　考虑到此前集中连片贫困区，以及闻风而动的各地政策，大别山正从曾经的“政策女儿区”，走向政策高地。

　　不过，在环境资源的限制下，对“大别山振兴”的期待，其实更多是期待它能回答大别山的一系列问题：

　　大别山在哪里？

　　从扶贫到开发之路怎么转？

　　大别山的中部意义何在？

　　需要什么政策？

　　会有一个旅游特区吗？

　　如何吸引更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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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是否是大别山，还需等些时日。安徽、湖北等地却早已行动起来，探索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大别山国家战略猜想

　　■徐浩程 张欣怡

　　大别山正迈向一个国家想象的时代。

　　源头来自一年前。2011年11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发布，大别山以一个区域整体跻身11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中。作为今后10年国家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据称，将与其他10个地区一道，获得特殊支持。久旱逢甘霖，大别山开始升温。

　　在随后的2012年“两会”上，大别山概念持续发酵。安徽、湖北、河南三省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将“大别山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

　　如果没有此后不久出台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以及《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许此次提案将与此前6次一样，并不会引起太多的波澜。

　　但陕甘宁与赣南两个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出台，向同为革命老区的大别山释放出的信号令人振奋。“大别山区振兴”也开始不仅限于政协的呼吁，三省更多部门开始介入发力。

　　如果想象成真，从国家视角来再发现、再审视大别山，将一扫这片区域被边缘化的阴影，并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江淮分水岭的大别山，面临着环境保护、山区特色等诸多限制，其振兴之路注定不能复制过去的模式，也就注定需要经历坎坷，摸着石头过河。

　　在环境与发展、限制与振兴之间，大别山如何掌握其平衡度？如何定位？又将给我们呈现一个怎样的未来？

　　大别山在哪里？

　　大别山的国家想象源于它的贫穷。

　　在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大别山是仅次于秦岭大巴山区的第二大贫困区。2012年“两会”前夕，大别山区涉及的43个县市区中，有28个县市区的政协对其经济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28个县市区中，有国家贫困县18个(其中湖北7个、河南5个、安徽6个)，省级贫困县3个(其中湖北1个、河南2个)，贫困县比例达75%，各县市区在所属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排位多居下游。

　　具体数据更令人震惊。

　　2008年，28个县市区人均GDP为10374元，是全国人均22640元的46.19%；农民人均纯收入3795元，为全国平均水平4761元的7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4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15781元的64.29%。

　　此外，28个县市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计为58亿元，平均一个县只有2亿余元，并且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比重较小，非税收入比重较大；人均财政收入与各省、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基本都属“要饭财政”，地方债务包袱沉重。据不完全统计，28个县共负债近140亿元之多。

　　大别山，中部的“洼地”，几乎成了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

　　“这是多种原因，长期形成的。”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龚益鸣告诉《决策》。

　　在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其他地方难以替代的贡献、特殊的贡献。仅湖北大悟一个县，就牺牲了六七万的烈士。

　　战争给大别山带来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加上经济投入不足、资源禀赋较差、交通闭塞、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大别山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和各省平均水平。

　　而随着非均衡发展理念成为一段时期的普遍选择后，发展缓慢的大别山逐步在各省被边缘化。

　　仅就湖北而言，“湖北主要经济战略以及大的工业项目均布局在宜昌、襄阳、武汉‘小金三角’一带，大别山等地基本没有配置像样的厂矿企业。即便这些地区有一些矿产资源，也被限制开发，效果并不好。”龚益鸣称。

　　从全国来看，湖北的武汉都市圈、安徽的皖江城市带、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在各省力推下，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即便是中部新一轮力推的区域战略中，“中三角”也已经由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省长签定合作协议，推进的力度与态势明显优于“大别山振兴”。

　　被边缘化的大别山，逐步在区域发展中迷失。

　　“三省看待大别山的视角逐步形成了两种，一种是这片地区是贫困区，需要的是扶贫开发，而不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它，第二种是大别山是三省其他经济区的附属区域。”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徐振宇告诉《决策》。

　　被区域战略忽略的大别山，无法从区域全局的高度去思考大别山的产业定位、城镇体系与分工协作，而成为碎片化的贫困县与扶贫点。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大别山的“塌陷”。大别山在哪里，成为一个问题。

　　如何去想象？

　　2012年7月，由安徽省发改委、省扶贫办牵头编制的《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通过专家论证。在吸收论证意见，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规划将按有关程序上报国家。

　　“整个规划的基本思路就是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全程参与规划编制的徐振宇如此告诉《决策》。也即是说，规划已经不仅仅是大别山的扶贫规划，而是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来再认识大别山。

　　据称，这份规划将与湖北、河南两省的大别山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一起组成国家大别山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而在三省政协提案——《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大别山区振兴发展的建议》，成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后，今年5月，全国政协重点提案调研组赴大别山区调研。

　　与此同时，安徽、河南、湖北三省发改委等部门也在积极争取国家出台“大别山振兴”规划。

　　大别山上升为国家战略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从区域视角审视大别山也渐成共识。

　　那么，应该如何去想象大别山的国家区域战略？其中又有多少想象空间呢？

　　湖北早在一年多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

　　2010年底，李鸿忠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后即前往湖北大别山区调研。在算了大别山的“四笔帐”：历史帐、感情帐、政治帐、发展帐后，李鸿忠提出要“建立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性的试验区，它涉及到经济、产业、交通基础设施，更涉及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民生、综合统筹等方面。”

　　次年2月，湖北启动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在李鸿忠看来，“这个试验区，我们不是叫经济特区，不是叫新农村建设试验区，而是叫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是综合的，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的。”

　　而试验区最终的目的是上升为国家战略。李鸿忠坦言：“如果鄂豫皖三省最后形成一个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大盘子，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步。这样我们就抓住了机遇，下一步就要求我们乘势而上。”

　　安徽提出的则是设立大别山生态文明示范区。

　　“从大别山地区的生态特点、地域特点和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觉得将其定位于‘生态文明示范区’比较适合。”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委赵韩称。

　　生态文明示范区就是要给予大别山生态地区类似“三江源”地区的政策支持、给予该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产业化先行试验政策，支持把大别山打造为华东地区一流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长三角地区优质有机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等。

　　而河南信阳市市长郭瑞民在2012年“两会”上提交的议案即为《关于国家设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建议》。

　　从各自的角度，三省乃至大别山各市都在想象着各自的发展蓝图。那么，从国家层面来考虑呢？

　　大别山虽然地缘相近、文化相亲，但与中部一样，在短时间内很难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区域，还是需要各省分兵突围。那么，大别山的国家想象空间，也就不应该拘泥于生态或者是经济等单一方面，而应该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将大别山各地的诉求纳入其中。

　　如此，《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许可以给大别山一点启示，成为大别山想象的范本。

　　据不完全统计，在《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出现了9个“试点”、5个“试行”、4个“探索”、2个“试验区”、4个“示范区”、13个“重要基地”和30个“重大项目”，并有5个“扶持”、7个“补偿”、9个“补贴”、11个“优惠”和128个“支持”。

　　也就是说，《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后，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将根据各自的特点，在众多支持政策中，选择适合自己区域的重点。

　　振兴系之于何？

　　不管如何想象，大别山注定要带着镣铐跳舞。

　　由于是江淮分水岭，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属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以湖北黄冈为例，因为生态环境、水土保持等因素，限制工业发展的区域，占整个黄冈可供用地面积的约1/3。

　　这不仅限制了这些区域的工业选择，即便是已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也面临工业用地缺乏的限制。据一份黄冈市国土资源局资料显示，黄冈市每年获批的工业用地不到1万亩，而经初步预测，该市建设用地年均需求量至少在3万亩以上，缺口达到2/3。

　　主体功能区背景下的大别山，亟待新的发展智慧和崛起新模式。

　　“限制开发或者禁止开发，限制、禁止的是产业，并没有说限制人的发展。”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程必定告诉《决策》，“大别山的振兴，第一个要生态振兴，要从生态入手，进一步发挥它的功能，使它不可替代的功能最大化，而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观念来认识这个问题。”

　　这与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的观点不谋而合。

　　“出于生态环境的考虑，大别山区域大量的地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域。”秦尊文告诉《决策》，“大别山区域的发展不能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要走生态经济模式。”

　　基于此，农业产业化和旅游两大生态经济产业，被定位为湖北大别山试验区的战略主打产业。“试验区的发展，首先还是要在农业上做文章。”谈及试验区的产业重心，大别山试验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方荣称。

　　不过在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马传喜看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并非是件易事。

　　安徽农业大学28年来一直通过农业科技支持大别山建设。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马传喜看到，“大别山农产品虽然有生态的优势，但是没有品牌的支持、没有大型的农产品市场与基地，其农产品还是处于低端，很难有较大的经济附加价值。”

　　此外，“在贫困地区发展，工业基础是一个方面，人的发展才是最根本的。”徐振宇认为大别山振兴的突破点除了着眼于工业或者其他经济上，更应该着眼于大别山人的发展。

　　“大别山区人口密度比较大，几乎每个县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如果人的素质不能提高，即便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到这些地区，这些地方的居民要成功转化为城镇居民也非常困难。”徐振宇告诉《决策》。

　　农业、旅游业、人，大别山振兴所系显然不会有传统工业化老路来得那么快，“不可能吹糠见米、立竿见影，也不是简单地补发展的课”。因此，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对整个大别山进行谋划、给予支持，也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从扶贫到振兴，大别山如何转？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提及大别山，最多的是支援、扶贫。这与山里、山外的巨大落差有关。

　　随之而来是大别山很少被视为一个区域整体，更不要说制定区域规划了。

　　改变发生于国家扶贫思路的调整，集中连片贫困区的提出，需要从区域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问题。

　　而“大别山振兴规划”的热议，让大别山走到了从扶贫开发到区域振兴的转折点。

　　从区域的视角来看待大别山，有什么不同？又将带来什么变化？

　　近日，《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编制完成，这次是按照区域发展的思路，谋划了大别山发展路径与方向。

　　《决策》杂志就此采访了全程参与规划编制的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徐振宇。

　　《决策》：为何这次大别山片区扶贫规划会采用区域发展的视角？

　　徐振宇：片区规划将扶贫和区域发展结合在一起，是扶贫上的一个新的动向，是扶贫上的一个战略转移。贫困问题为什么成片出现，实际上还是与区域发展有关。这一片区成了发展的洼地，才会出现贫困集中、成片出现。所以此次国家才会把区域发展作为扶贫的一个主导方式，将区域发展作为带动扶贫攻坚的一个新的方式。片区的扶贫，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是区域发展。

　　就大别山而言，大别山人口基数这么大，光是扶贫，三省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所以还是要靠大别山区域自我发展。

　　《决策》：从扶贫到区域发展的调整，将给大别山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徐振宇：要解决大别山的问题，如果不从宏观层面去考虑的话，发展也是不科学的，效率也会比较低。

　　大别山以前没有作为一个片区来规划，主要是扶贫为主，解决温饱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区域到底应该怎么发展，比如大别山片区今后的经济怎么发展？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如何选择？工业布局如何做？都很少去全面考虑。

　　现在作为一个片区来规划，在发展方式、产业选择上都是要重新审视的，要从区域的角度来考虑，包括区域分工合作的问题。

　　《决策》：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徐振宇：从区域角度来审视大别山，对三省都是发展的机遇。比如安徽此次扶贫规划制定后，大别山相对优势的产业可能会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发展就会相对更好。另外大别山片区的大项目，比如金寨的电站等，也许就能很快落实下来。因为国家的目光已经投过来了。

　　《决策》：这些变化具体到《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有什么体现？

　　徐振宇：这次规划与此前扶贫规划最大的差别就是有布局，包括城镇居民点在哪儿，产业在哪儿布局。这个就是对大别山片区的宏观综合性考虑。这是很关键的。

　　《决策》：三省以前对大别山就没有相关的区域规划吗？

　　徐振宇：大别山地区以前也有发展战略，但是主要是以合肥或者武汉为中心来进行规划的，是作为合肥经济圈或者武汉都市圈的一部分。不可否认这些经济区对大别山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也正是因此，大别山区域内部的分工协作和整合，考虑得就比较少。

　　《决策》：从区域的角度，应该如何来定位大别山呢？

　　徐振宇：在此次规划中，我们将安徽大别山片区定位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贫困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先行区、区域统筹发展和跨区协作的创新区。

　　示范区指的是充分发挥大别山区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文明示范区。

　　先行区指的是，建立工农城乡利益协调、土地节约集约和农村人口有序转移的新机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探索贫困地区“三化”协调发展新模式。

　　而创新区指的是，推动大别山区跨省联动发展，加强与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中原经济区的全方位协作，推进基础设施一体、要素资源共享、产业分工协作、旅游线路对接。■

　　大别山的中部意义何在？

　　■本刊记者  付倩倩

　　从地理位置上看，作为长江和淮河分水岭的大别山，恰位于中部之中。

　　从经济发展来看，大别山是中部“水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中部兴则中国兴，那中部崛起的战役中，大别山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进一步，大别山的振兴，对于中部的振兴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决策》：除了山区、贫困区之外，应该如何来全面认识大别山在中部的地位？

　　程必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省社科院曾联合湖北省社科院、河南省社科院，做了一个课题叫《迈向21世纪的大别山经济》。在其中，我们认识到大别山的区情与过去认识的不一样。过去总是认为大别山是一个穷困带，落后地区，但是从经济、社会、生态意义上来考察，我们认为大别山的区情完全被误解了。

　　第一，它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作用。大别山这块地方，面积大概是5万多平方公里，它的生态环境影响到江淮之间的上亿人口；第二，它有不可替代的供水功能，对经济发达地区，没有这个供水，就发展不起来；第三，它有不可替代的物种多样化的功能。

　　总之，大别山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生态战略要地。大别山周边是生态圈，整个形成了一个生态链，而且这个链条与东部地区接壤，比其他链条的生态价值更高，它的生态功能为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服务，生态贡献作用非常大。

　　徐振宇(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除了生态屏障之外，大别山地区是中部崛起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来源地。在中部发展的过程中，大别山在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外，整体来讲大别山人口那么多，如果这块地区不发展起来，对整个区域的发展确实影响比较大。如果这一块区域发展不好，肯定会拖整个中部崛起的后腿。

　　秦尊文(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大别山处在中部的中部，这一片热土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中部崛起不能忘记历史的责任，如果大别山发展不起来，对不起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

　　《决策》：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大别山的意义何在？

　　龚益鸣(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大别山地区的发展滞后，阻断了湖北、安徽、河南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中部梗阻，这是一个长期症结所在，必须把这个底部给抬起来，这是中部经济发展的需要。

　　《决策》：大别山的振兴，将给中部带来什么影响？

　　徐振宇：大别山可以说是中部三省协作的重要纽带。大别山地区对于安徽、湖北、河南之间的阻隔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这一地区发展得很好，那么三省之间的交流会多得多，中部地区，尤其是三省经济融合度肯定比现在高。

　　未来如果大别山的产业发展以及与周边的协作比较好，就能带动周边大区的协作更加密切，相当于有了一个合作的抓手，就是合肥经济圈和武汉经济圈的协作也会有更坚实的基础。

　　《决策》：要实现它的中部意义，大别山还需要做什么？

　　秦尊文：大别山地区的人口流失很严重，劳动力都到珠三角、长三角一带打工去了，造成农村的发展就比较滞后。大别山地区要考虑怎么样把我们一些中等的城市发展好，让劳动力能够就近打工，探索出一条中部的就近人口城镇化道路。现在有些地方在做回归工程，就有一部分外出打工人口逐渐回流了。走不牺牲农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要让农村凋敝，这是中部崛起的应有之义。■

　　会是一个“旅游特区”吗？

　　■本刊记者  付倩倩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大别山被列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这成为了大别山地区发展道路上不容触碰的红线。然而，限制发展并不是给大别山套上了“紧箍咒”。

　　大别山的发展路径受制于生态，也受益于生态。旅游，似乎是大别山地区“无可奈何”的选择，却又是得天独厚的优势。红色的革命老区资源、绿色的自然生态资源、金色的禅宗文化资源，大别山的土地上不乏值得挖掘和开发的宝贵财富。

　　坐拥丰富旅游资源的大别山，怎样走好这条旅游发展之路值得深思。

　　《决策》：旅游产业的发展对于大别山地区来说意义何在？

　　蔡家成(国家旅游局管理司副司长)：文化是旅游之魂，而旅游是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渠道。如果想让国人、世人知道大别山、了解大别山，包括理解大别山、认识大别山，最后关心大别山、支持大别山的话，旅游应该是先导、是桥梁、是纽带。

　　《决策》：大别山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徐振宇(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大别山地区旅游发展现存的主要问题，第一是景点比较小，第二是旅游线路比较单一。大别山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历史上有非常著名的景点，但是在现在的旅游线路上很多根本看不到。大别山处在武汉和合肥之间，市场广阔，这是它发展旅游的最大优势，但是如何将这两个地区的人吸引过来，感受一个完整的大别山，还需要努力。

　　龚益鸣(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大别山目前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还很小，各个景点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过度竞争。因为现在这一区域各地的旅游业发展是各自为政的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这样基础设施建设就很难跟上去。

　　《决策》：这一地区的旅游发展下一步需要做哪些事情？

　　秦尊文(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旅游要发展首先还是要把基础设施搞好，其实大别山地区很多县与县之间距离很近，交通不便就会形成发展瓶颈。比如安徽的武岳高速打通以后，武汉到岳西就非常方便了。

　　徐振宇：大别山发展旅游一定要树立品牌意识，并且要将多种资源整合起来，比如把旅游和特色农产品结合起来，而不是只看一些自然风光。另外，要树立大旅游的观念，各地要加强协作，现在省与省之间的断头路比较多，这就是缺少协作的表现。

　　《决策》：大别山地区未来的旅游产业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会建立一个“旅游特区”吗？

　　蔡家成：大别山地区历史上有个鄂豫皖根据地，联合起来是战争的需要，而在建设年代，大别山想更好的发展，同样需要大别山的人自己先联合起来。

　　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国家确定了11个重点片区，大别山是其中之一。国家旅游局已经明确表示，要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依次编制这11个片区的旅游开发发展规划。鄂豫皖三省再为大别山主峰在哪里争得不可开交非常没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发展。

　　秦尊文：大别山地区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如果要建“旅游特区”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比如湖北、安徽联合起来开发大别山的主峰。旅游和别的不一样，它是最容易产生放大效应的，1+1就可以大于2。但是画地为牢，各搞各的就不行，人为的隔开会降低效应。

　　龚益鸣：我建议成立一个大别山管委会，专门负责大别山的开发开放，实现一体化。它的权限要高度集中超过市县，打破各地的自我保护，由管委会来体现各个地市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

　　(蔡家成博士的对话内容根据首届大别山文化旅游产业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需要什么政策？

　　■本刊记者  付倩倩

　　一个趋势正在变得明朗化，国家区域战略逐渐向革命老区推进。

　　2011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山东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有关政策的通知》。

　　时隔半年，国务院批复同意《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

　　两个月后，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的大别山是否也能踩上这一阵铿锵有力的鼓点？2012年全国“两会”上，由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议案里，就传达出这份焦灼和期盼。

　　那么，在升级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呼声中，蕴藏着大别山振兴的哪些政策诉求？

　　《决策》：大别山的振兴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秦尊文(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第一是加大这个地区的生态补偿力度，可以争取比照其他地区，出台大别山的生态补偿政策；

　　第二是加快大别山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为此国家能否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第三就是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是否可以根据大别山的实际，出台一些优惠的政策予以支持；

　　最后就是能不能加大对这一地区科技扶贫的力度，科技部给予一定的支持，三个省的科技厅也可以联合搞一些科技创新。

　　徐振宇(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对于大别山的发展，国家能做的有两点，一个是给资金一个是给政策。资金当然是最直接的一种支持，但是，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影响更大的无疑是政策。

　　现在大别山的发展面临很多困境和限制，国家的政策支持首先要从发展的基础上入手，特别是在产业发展方面。有些产业大别山地区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基础，要考虑把政策通道打开，让它更好地成长起来；而对于有些产业像高新技术产业，国家能否在大项目的布点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和照顾，这样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可以带动大别山的良性循环。

　　因为大别山地区本身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市场也不够完善，这时候让它自我发展，它就可能会失去很多机会。那么，国家能不能考虑在项目或者资金上给予一些支持，把这些产业先做起来。

　　例如我们有很多特色农产品的加工，现在可能还处在一个简单的低加工层次上，如果想向高端的深加工走，就会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和成本问题，国家应该在这方面予以支持。

　　此外，大别山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方面，国家能不能考虑予以完善。我们在大别山地区调研的时候，发现国道停止收费以后，基本上处在没人管的状态，还有一些县道情况也很差。基础设施如果做不好，肯定是制约大别山发展的一大瓶颈。

　　另外，国家的政策要有一定的集中度，出台要体现出针对性。比如在普遍存在的土地难题上，国家能否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并不一定是要占用耕地，比如占补指标能不能多给一点等等。

　　《决策》：应该如何争取这些政策？

　　程必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地方向中央政府“要东西”是有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要物；第二个阶段是要钱，“专项资金”，大概是90年代前后；第三个阶段开始要项目；第四阶段开始要政策。我认为最高层次还不是政策，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平等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上升为战略，战略是最高层面的给予，可以派生政策、项目、钱物，是居高临下的。

　　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国家战略——大别山生态振兴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生态”是关键词。

　　在如何争取上，三省联合争取肯定更好。■

　　怎样吸引企业家？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区域振兴离不开企业家，可大别山缺企业家。

　　2011年，湖北省黄冈市曾对其辖区的红安、麻城、罗田、英山、团风和蕲春6个大别山县市民营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县市规模以上的民营经济在数量和块头上都存在明显不足，企业家队伍缺乏。

　　窥一斑可知全豹。大别山要振兴，需要增强其吸引力，从山外引进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

　　大别山怎样才能吸引企业家？如何才能将大别山打造成引资的“洼地”？企业家对大别山有哪些期待？

　　从2009年开始，安徽盛世天源国际养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岳西县投资数十亿元，开发建设占地6000亩岳西国际养生文化产业园。

　　《决策》就此采访了盛世天源董事长、福建省安徽商会常务副会长张杰。

　　《决策》：什么因素吸引你前来投资？

　　张杰：首先，我自己本身是安徽人，有一个家乡情结在这里。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大别山特别是岳西、太湖和潜山这一带，一直是“藏在闺中人未识”，它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都特别丰富。从绿色的角度，它的宝贵资源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大别山的空气、水、中草药、茶叶、高山蔬菜等都非常丰富；从红色的角度来看，大别山走出了一百多位将军，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不畏艰难、积极拼搏的精神；从金色的角度来说，大别山拥有禅宗文化。

　　但是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大别山可以说是处于沉寂的状态。

　　2009年，当时一个很巧的机缘，岳西现任县委书记、当时担任安庆市招商局局长，到厦门招商。我与数位商会企业家与他们接触后，当年4月就到岳西考察，6月份就与岳西签定了框架性协议，建设岳西国际养生文化产业园。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安徽省861项目、省政府25个重点调度项目之一、省旅指委十大旅游项目之首。

　　《决策》：投资大别山3年多来，您如何看待大别山的投资环境？

　　张杰：我感觉这些年安徽的发展日新月异，显示出来中部厚积薄发的优势。不过，大别山有它特殊的情况。因为交通不便，导致这里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干群思想上可能就有相对的保守性，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可能受限，自我的保护意识也比较强。

　　我们在大别山投资的项目，是岳西有史以来建设速度最快的，各级领导给予我们很多支持。但是，这和我们期望的建设速度相比还是相对偏缓。尤其是现在大别山的发展即将进入国家层面，在这种环境下一定要加速它的发展，才能起到一种龙头的带动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也是比较着急。

　　《决策》：3年多来，您是否遇到了一些难题？

　　张杰：土地和拆迁，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当然，这是在全国各地都遇到的大难题。我们项目总共可能牵扯到400多户的拆迁，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

　　《决策》：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大别山还需要做什么？

　　张杰：作为一位民营企业，他的资源再怎么广、思路再怎么先进，他的能量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一个区域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今年6月份吴邦国委员长走进金寨以后，现在我所了解到国家层面也已经在开始考虑把大别山进行一种整体的发展规划。在三省联动的状态下，大别山的未来肯定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发展大别山一定要理清发展思路。大别山第一好是它的生态环境好，也就是我所强调的它的养生的资源，应该形成的是一种养生集群的概念；第二个是它的独特资源，包括它的农产品、矿产等等。

　　其次，大别山的交通需要进一步提升。从地理位置来看，大别山周边有武汉都市圈、合肥经济圈，可以说是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但是大别山的交通不是很便利。随着未来的发展需求，整个大别山地区内部的交通网，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建设。

　　另外，从政策层面上，能不能有更多的扶持。一个企业、两个企业投资大别山总是有限的，是否能够引入更多的龙头企业，参与到大别山的开发中，如此，示范、拉动作用就会加快，也更容易形成一个共鸣的局面。

　　此外，银行的金融支持，这是企业的命脉。在这方面是否能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措施。这样形成一种政策“高地”后，必然就会有更多的企业进驻这里。■

　　突破金寨

　　■本刊记者  贺海峰

　　地处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正雄心勃勃地谋划“三年大变样”。

　　按照设想，一个规划面积50.74平方公里、享受省级开发区政策的金寨现代产业园，将在三年之内基本建成。这个产业园不仅关注产业的发展，而且注重“以产带城”，打造一个新的城区。据称，仅此一项，到2015年就可给金寨增加5亿多元税收，相当于2011年全县财政收入总和。

　　尽管这只是金寨华丽转身的一个侧影，却足以管窥县委、县政府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决心与气魄。须知，作为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金寨67万人口中，迄今仍有18万人尚未脱贫。但金寨县委领导信心十足地告诉《决策》：“未来几年，金寨有望成为六安市乃至全省发展最快的县区之一。”

　　金寨的底气来自于中央和省市的支持。201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视察金寨，并将金寨确定为全国人大机关扶贫联系点；7月，安徽省委、省政府成立“抓金寨、促全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此后，引来各方极大关注的金寨，发展也势如破竹。

　　革命老区的政治优势

　　除了“贫困县”之外，金寨另一重让人过目不忘的印记，是其与新中国政权血浓于水的联系。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是安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心，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方指挥部所在地。革命战争年代，金寨有10多万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生命，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147位省部级以上干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大将军县。

　　金寨县扶贫办副主任袁兴武告诉《决策》，早在1986年，金寨就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当时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低于200元以下的有9万多户、42万多人。对此，中央高层一直倾力支持。2003年，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金寨，帮助金寨结束了“两无”(无铁路、无高速公路)的历史。2011年春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赶到金寨，给乡亲们拜年，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度新春佳节。他发自肺腑地说：“老区人民生活好，我们才能安心。”

　　总体上看，这些年来，金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截至2011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8亿元，财政收入达到5.36亿元，远远超出预期目标。

　　但是，横向来比，差距同样极其明显：2011年，全县经济总量在六安市8个县区仅高于叶集试验区；人均生产总值仅占全市82.4%、全省44%、全国30.4%；人均财政收入仅占全市82.2%、全省23%、全国10.9%。

　　另外，由于新一轮扶贫规划统计口径的调整，金寨贫困人口由过去9.34万人上升到18万人，主要分布于库区一线和高寒山区，扶贫任务更加繁重。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革命老区的欠发达县域，金寨若能突破困境，示范意义不言而喻。

　　2010年，金寨积极争取一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这个项目一旦上马，可给金寨带来直接税收2.5亿元、相关产业税收1亿元，这对经济肌体相对纤弱的金寨县来说，不啻于注入一针强心剂。

　　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时刻，2011年3月，吴邦国专门作出批示，建议国网公司给予革命老区金寨以适当倾斜。最终，这个项目花落金寨。“我参与了这个项目争取的全过程，对委员长的批示可以一字不差背下来。”金寨县发改委主任朱宽江告诉《决策》。

　　2012年6月19日，吴邦国委员长视察金寨，在抽水蓄能电站大坝上听取了水利部门的专题汇报。但他此行除了深入金寨调研，亲笔题写“永世不忘金寨人民对中国革命建设的贡献”，还相继调研了六安市及其所辖的霍山县、裕安区，勉励整个大别山区走出一条老区脱贫致富、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回京之后，他又明确提出，“要以集中扶持金寨作为一个突破口，进而带动全省的扶贫开发工作，以致带动整个大别山连片的扶贫开发。”

　　6月26日，李建国副委员长主持确定了“三个集中”帮助措施：一是全国人大机关集中对口帮扶金寨，建立帮扶联络小组。二是对金寨集中实施“5+1”项目，即扶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规划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支持开展农村金融改革，重组建设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建设一条连接六潜高速、六武高速的194公里旅游通道，督促尽快开工建设金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三是集中力量编制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等规划。

　　7月3日，安徽省决策层成立“抓金寨、促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省长李斌担任组长。在“5+1”项目基础上，她增加了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和扶贫资金、城镇体系与美好乡村建设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3项重点工作。此前，她还专程赴金寨县麻埠镇齐云村、响洪甸村，夜宿农家、驻村调研，提出“政府要着力去做那些群众急需而又力不能及的事情，决不能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学田东、超田东”

　　作为旅游资源大县，金寨目前拥有5A级旅游景区1家、4A级景区2家、3A级景区5家。2011年，全县共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12.5%。

　　不过，金寨县旅游局局长洪潮告诉《决策》，金寨距离“红色旅游名城、绿色旅游名县、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定位仍有较大落差。“除了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我们还面临着建设资金短板。比如我们拟建设全国一流的军事体验基地，约需资金12.5亿元，仅靠县级财政难以完成，招商引资难度较大，从银行贷款也相当困难，故而一直搁置至今。”

　　天堂寨镇万宝园农庄庄主黄仙果，同样也在为“贷款难”问题犯愁。2008年，他看准了天堂寨景区的商机，投资2363万元兴建了这座具有古典园林建筑风格的农家乐项目。但2011年，这里仅接待游客5700多人，收入177万元。“我们想从银行贷款改善经营，然而贷款抵押门槛最低1000万元，我们加在一起只有几百万元。”

　　幸运的是，他们恰巧踩上了金寨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鼓点。2012年7月，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率队前往广西自治区田东县，调研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思路、经验，冀望金寨“学田东、超田东”。

　　田东县是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的地方，也是吴邦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点。2008年10月，吴邦国第一次考察田东，就来到陇穷屯。吴邦国看到村民住的吊脚棚六面透风，主食是玉米糊糊和咸菜，脱口而出：“这个村真是穷得要死。”随后，从全国人大机关到广西各级部门，出资出力，彻底把陇穷村翻了个新，换了个样。

　　是年12月，吴邦国批示“以田东县为试点，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这一创新即使放到发达地区，也有很多阻力，但田东的试点进展神速：为农民量身打造的小额信贷产品顺利推出；几十万农民被纳入到农户信用信息采集与评级系统；自助银行、自动柜员机、“商易通”电话很快被送到商户、农民的手中。2009年，田东跻身中国西部百强县、广西科学发展十佳县；2011年，又成为中国首个信用县。

　　在田东调研期间，詹夏来一行颇有收获。经过60多天充分酝酿，“皖抓金[2012]1号文”全文印发《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四大目标：其一，初步建立起主体多元、业态丰富、适度竞争、功能互补的现代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其二，社会融资总量显著增加。其中，新增贷款主要用于当地；目前，金寨县域贷存比仅为41%，到2015年末，贷款余额突破160亿元，县域贷存比超过80%。其三，现代金融服务实现乡村全覆盖。其中，到2015年末，227个行政村全面建立金融服务室。其四，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成为“优秀金融生态县”。

　　从实际操作思路看，省里和金寨县主要是从较容易的、基础性的工作抓起。目前，人行合肥中心支行帮助设立金寨外汇管理支局，国元农保在金寨设立分公司，徽商银行组建2家村镇银行。县里组织2000多名干部，进村入户采集农户信息，力争尽快实现企业、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查询服务全覆盖。

　　金寨县金融办主任黄刚告诉《决策》，企业、个人之所以贷款难，症结在于其缺少抵押物。金寨下一步将扩大抵押物范围，凡产权归属清晰的各类资产均可作为贷款抵押物，重点推进林权、宅基地等抵质押物品创新。为此，还将组建金寨县产权交易中心，推进林权、宅基地等重要属权关系的流转和融资服务。

　　“金寨能否赶超田东，关键看能否在金融政策方面取得突破。”黄刚认为，金寨面临的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市场主体资金需求量大面广，金融机构效益相对低下。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可考虑对金寨在金融监管指标设定上给予一定的容忍度，在信贷政策上予以优惠，扩大贷款审批权限。

　　现代产业园的爆发力

　　“现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基本生活保障都没问题了，重要的就是怎么能够致富的问题，致富就得多走门路。”吴邦国在金寨视察期间，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富民强县应当走哪些门路呢？最终着力点还是要落实在项目上。“5+1”项目，尤其是金寨现代产业园，更是爆发力强、形成造血机制的重要抓手。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土地、资金问题普遍成为制约县市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这份“大礼”，给金寨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最佳契机。

　　安徽省政府破例批准设立的金寨现代产业园，独立运作，享受省级开发区和皖北现代产业园区各项政策；按正县级建制组建产业园管理开发机构，由金寨县委书记兼任园区工委书记。规划面积50.74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28.65平方公里，水域及其它用地22.09平方公里。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产业发展规划》，金寨现代工业园将分为生物科技园、钼科技产业园、商贸物流区、休闲度假区、机电工业园、轻纺工业园、高端商务区、旅游服务区等八大产业功能园区。这份产业规划建议，金寨现代工业园以此为载体，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作为现代产业园的融资平台，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正在组建，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目前，已经与徽商银行达成16亿元的贷款意向，与国元信托达成发行1亿元的信托产品意向。在项目对接上，国网公司、华润集团、中粮集团等央企已来县考察，投资3亿元的国雅复合材料、投资1.8亿元的液压设备、投资1.2亿元的精密注塑机项目已经签约落地，宝迪集团、香港富士光学等企业也达成了投资意向。

　　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而主体就是中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包括一些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而金寨生态条件优越，资源、交通、土地和劳动力优势明显，因此，现代产业园有条件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落脚点。

　　依据规划总体部署，到2016年，现代产业园基本形成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配套的产业集群，争取形成3-5家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实现年财政收入6亿元，常住人口达到10万；到2020年，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形成3-5家销售收入过20亿元的企业，实现年财政收入15亿元，常住人口达到15万，成为安徽省最为宜居的区域之一。

　　可以想见，金寨处于皖江城市带、合肥经济圈、合六工业走廊的覆盖区，对项目、资金等资源的争夺势必更为激烈。从承接产业转移的层次来看，合肥等核心大城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处于第一梯队；六安等地级市聚集部分生产要素，处于第二梯队；金寨等县区则只能处于第三梯队。在第三梯队中，有的铁矿资源丰富，有的工业基础雄厚。这都对金寨现代产业园构成挑战。

　　另外，金寨沙坪沟钼矿探明储量239万吨，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潜在经济价值6000亿元以上。但是，2011年，金寨被中央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是安徽省会经济圈重要的水源地。这就意味着对生态保护、产业准入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不过，拥有“后发优势”的金寨，完全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成果，坚持以信息化改造工业化，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

　　金寨现代产业园的爆发力，最终会不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抓金寨、促全省”的战略布局，能不能点上突破、以点带面、面上开花？现在下结论尚为时过早。■

　　湖北试验

　　■本刊记者  付倩倩

　　10月29日，孝感安陆市赵家棚抗日烈士陵园管理处，几家具有建设资质的企业正在报名参加项目竞标。

　　这里曾是一块抗日的热土，1984年安陆县委、县政府筹建了占地180亩的抗日烈士陵园。为打造知名红色文化旅游胜地，安陆市不遗余力。目前，陵园二期建设工程正式进入招投标阶段。

　　同一天，也是在孝感，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第三次工作会议召开。

　　为推动试验区的发展，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初期启动的8个县市基础上继续扩大试验区的范围，将孝感的安陆市、双峰山旅游度假区纳入其中。

　　至此，湖北的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共涉及4个市、18个县市区。

　　试验区的来龙去脉

　　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提出，是在2010年11月的湖北省委九届九次全会上。在获得全会通过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制定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建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赫然在列。

　　次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上任伊始，就冒雪踏访了大别山。在大别山革命老区调研座谈会上，李鸿忠算了四笔账：“算历史账，我们无限怀念；算感情账，我们十分惭愧；算政治账，我们责任重大；算发展账，我们心情急切。建立试验区，是老区人民所盼所想，是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所需。”

　　由此可见，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具有改善老区百姓生活和协调区域均衡发展的双重使命。

　　2005年和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两次来到湖北视察，都强调湖北要“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告诉《决策》：“湖北要实现这一目标，本身就具有两大短板：一个是鄂西的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就是鄂东的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建设大别山试验区的举措，就是在补齐区域发展的短板。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在此之前，武汉城市圈战略其实也包含了湖北的大别山地区。但是，秦尊文分析说：“武汉城市圈战略的重点显然是在城市，以武汉为核心，受益较多的是鄂州、黄石等靠近武汉中心城区的地方。”如此看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新的扶持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

　　实际上，在大别山地区建立一个发展试验区的想法由来已久。

　　这一设想的最早雏形出现在2005年。当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率致公党中央及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在大别山考察后提出了建议建立大别山绿色扶贫实验区的意见。

　　彼时的提议还只是一个扶贫意义上的构想。

　　2009年11月，湖北省政协委员视察团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开展了有关“大别山区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在深入走访和广泛听取建议的基础上，视察团在最后的调研报告中提出：借鉴“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的经验，从促进发展入手，先期在我省设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统筹发展试验区”，把大别山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并纳入全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视察报告引起了湖北省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次年1月的湖北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一份名为《关于设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统筹发展试验区”的建议》的提案被提出。随后，湖北省发改委给予了答复。

　　试验区的设想更加丰满，已经从单一的扶贫层面升级为立体化的统筹发展。

　　2011年2月，“支持建设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被正式写入湖北省“十二五”规划，并在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同月，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李鸿忠在启动仪式上强调：“建设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不是简单地补发展的课，而是要建成科学发展的示范区、解放思想的试验区、艰苦奋斗的创业区、民生改善的先行区。”

　　2011年11月，湖北省印发《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规划(2011-2020年)》。在规划中，建设“四个大别山”的主要任务更加细化，“围绕产业培育，建设发展的大别山；围绕资源优势，建设红色的大别山；围绕可持续发展，建设绿色的大别山；围绕民生改善，建设富裕的大别山”。并且，“三年实现明显变化，五年实现大变化，十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间表也被明确提出。

　　输血与造血

　　试验区的情况究竟是个什么样？

　　在湖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一份关于“加快大别山试验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中，试验区发展的困境可见一斑。“特色农业产业附加值不高、工业基础薄弱、旅游业开发程度低，”一道道的枷锁拖住了大别山发展的脚步。2010年，在湖北省80个县市区县域经济综合排名中，纳入大别山试验区初期启动范围的8个县市发展滞后，其中5个县排名60位以后，有的县市还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

　　逐一打破束缚发展的瓶颈显得迫在眉睫，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应运而生。除了常规的财税政策支持，湖北省此番强化了省直部门对试验区的对口支持力度，要求各单位在项目和资金上优先安排试验区县市。

　　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即“8号文件”中明确罗列出10条支持政策，涉及到省发改委、财政厅、扶贫办、国土资源厅、交通运输厅、人社厅、水利厅、农业厅、住建厅、林业厅。例如，发改委和财政部门，每年要为试验区县市安排1000万元预算内的投资项目或者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国土部门每年须为相关县市安排1亿元规模的基本农田整治项目等等。

　　湖北省委财经办(省农委)副主任王述华对此的评价是：政策的含金量之高，一方面体现在呈现量化的支持任务上，每年须拿出多少真金白银，白纸黑字，估算下来每个县每年的项目资金安排力度就有3个多亿；另一方面则贯穿在政策的延续性中，支持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定5年。

　　以占据试验区初期范围6个县市的黄冈为例，与省直部门的对接成效初显。33个省直部门出台支持大别山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或实施方案。2011年，省直有关单位支持黄冈大别山试验区建设规划项目近200个。“8号文件”中的十大规定动作基本落实，共扶持项目资金19.922亿元。

　　黄冈市农办副主任郭金城告诉《决策》：“今年4月16日，省委、省政府在黄冈召开现场办公会，会后下发的会议纪要中，明确了对我们黄冈市的6个方面18项扶持政策。按照我们市长的说法，这是黄冈建市以来省里给我们最大的红包。”

　　当然，输血式的扶贫方式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大别山试验区的发展更需要强大的内生造血机能。

　　正如李鸿忠所说：“建设大别山试验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不能沿袭传统思维，单纯依靠政策推动和国家扶持，而要把改革创新作为试验区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深入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善于用市场的办法、改革的办法、开放的办法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形成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和文化，聚集更多资源投向革命老区。”

　　被李鸿忠称为“黄冈市跨越发展代表作”的红安县，正是凭借着“不等不靠”的自力更生创造出惊人的红安速度，两年内三次调整工业园区的规划。2010年底规划的18平方公里，仅一年的时间就扩展了近一倍，到今年4月又扩展为42平方公里。针对土地指标限制这个普遍性的难题，红安县组织实施国土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项目，启动低丘缓坡地综合利用，采取迁村腾地、复垦增地、改荒造地、集约用地等途径破解困境。

　　除此之外，大别山试验区的各县市还在投融资机制、土地流转、吸引科技人才等方面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创新试验。

　　用有限的资源条件做无限的创新文章。对此，郭金城的感受是：“大别山试验区最大的要求就是创新，这个创新首先是干部的思想观念创新，过去我们有些干部是等、靠、要，等国家的政策，靠上面的资金。现在我们的观念变了，一方面要向上面争取政策，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奋发图强。观念上的转变是试验区最大的创新。”

　　未解之题

　　“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看了黄冈的景，永远不想走；走了黄冈的路，再也不想来”。这是民间顺口溜里对大别山地区交通不便的描绘。

　　2011年12月19日，寄托着几代人期盼的黄冈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正式通车。这条被誉为“大别山的红丝带”的公路全长458.65公里，贯穿红安、麻城、罗田、英山、浠水、蕲春、黄梅7县市，串起了湖北大别山境内最优质的旅游资源。

　　生态经济发展路径似乎是大别山试验区无法规避的选择。一方面，区域内丰富的生态资源为此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国家主体功能区对其的定位和限制也决定了它不能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

　　在大别山试验区，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产业成为各县市不约而同的动作。对此，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龚益鸣的看法是发展尚存困难。龚益鸣告诉《决策》：“目前大别山地区的传统农业改造乏力，形成大的农业基地，引进大的加工企业，这是关键；而大别山的旅游还没有产生品牌效应，规模尚小，县市间的旅游规划也是各自为政，景点之间存在过度竞争。”

　　当然，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旅游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绕不开的槛。

　　秦尊文告诉《决策》：“在大别山试验区，武英、武麻高速公路通车，麻竹高速公路开建，石武高铁在大悟建设孝感北站，武汉至黄冈城际铁路加快建设，大别山与大都市的距离正在被拉近。”

　　与此同时，黄冈把整个长江沿线都纳入了武汉新港的范围，几百公里的长江岸线也成为大别山试验区发展的交通资源。

　　秦尊文分析，中部发展的四条主轴中，“两纵”的京广、京九线和“一横”的长江都在这里。大别山地区向南可以和昌九走廊对接，远一些可以连通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往北可以和京津冀地区，更大范围甚至是环渤海城市群连接，应该说这一区域还是具备对外沟通潜力的。但是目前该地的区位优势还没有凸显，主要是其间没有较强的城市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龚益鸣告诉《决策》：“目前，因为这一区域的力量太过弱小，阻断了湖北、安徽、河南之间的经济联系。中部经济要合作形成一个大的统一市场就显得特别困难。”

　　在探索大别山发展之路的议题中，湖北无疑是走在前列的，这场省级试验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

　　试验区的启动一年半的时间，从数据上看，发展成效显而易见。2011年，黄冈市GDP达到1012亿元，增速以14.5%名列湖北省之首。黄冈市委书记刘善桥将试验区比喻成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吸铁石，温暖老区人民的取暖器，推动老区发展的发动机。

　　然而，因为长期滞后，大别山试验区的前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不寻常的发展路径，如何充分发挥剑指四方的区位优势，如何打造几个经济重镇拉动洼地的崛起，值得思考的未解之题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