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器官分配程序公正性的怀疑，阻碍了更多人认同和参与器官自愿捐献。卫生部门正在建设器官分配机制，以打消公众的顾虑。不过，在中国文化背景和诚信环境下，制度化的器官自愿捐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王若翰 黄 祺

　　不久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亲自站上手术台，为17岁女孩吴华静实施器官捐献手术。

　　广东英德女孩吴华静因车祸于11月20日被诊断为脑死亡。吴华静生前学习医护专业，一直有捐献器官的愿望。父亲向医护人员表达了吴华静捐献器官的愿望，随后替女儿签署《器官遗体捐献同意书》。

　　吴华静的肝脏捐给了一名41岁的普通物管员，两个肾脏捐给了两名晚期尿毒症患者，眼角膜也捐给了两名亟待角膜移植的患者。

　　手术后，黄洁夫带领医生向吴华静的遗体鞠躬致敬，这一瞬间被照相机定格，继而被媒体广为传播。吴华静捐献器官的举动被高调宣传，背后是中国卫生部门推动器官自愿捐献的迫切心情。

　　黄洁夫在广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明年春节后，中国将在全国铺开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他同时预测，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看上去，中国器官移植将进入新的时代，但如若自愿捐献的种种阻碍无法消除，部长的愿望恐还难以实现。

　　你愿意捐献器官吗？

　　2012年12月1日，15岁绍兴女孩孙宸的父母，面对女儿突发脑淤血，并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的诊断，在绍兴县中心医院行政办公室里，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捐出女儿的一肝、两肾、两个眼角膜。

　　采访中，孙宸的父亲孙国祥含泪表示，自己的女儿在生病期间，受到了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帮助，所在的学校师生也自发进行了捐款，他希望通过器官捐献的方式，帮助女儿回报社会。

　　继吴华静之后，孙宸的感人之举，再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不过，相对于器官移植巨大的需求量，自愿捐献者还是太少。

　　近期，某知名论坛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愿意捐献器官吗？》的帖子，在此帖的回复中，记者看到，表态的人群里，同意与不同意者几乎各占50%。

　　在不同意的人群里，很多人讲到不同意的理由并非是传统观念束缚，而是对医疗部门等机构的不信任所致。很多人担心无偿捐献的器官会成为医疗部门敛财的手段。网上一位30多岁的白领表示，她十分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可是她担心“器官捐献后会被权贵使用，而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

　　器官捐献的前提是对脑死亡标准的认可，但不少人对脑死亡标准的执行，也心存疑虑。

　　吴华静手术主刀医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教授霍枫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告诉记者：我国法律将心脏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绝大多数公众也只接受以心脏停跳为标准的死亡标准，因此许多人对于在患者脑死亡状态下撤除生命支持系统，等待其心脏停跳后摘取器官的做法，感情上难以接受。“很多人对于处于脑死亡状态的患者也心存幻想，希望能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而事实上，判定患者脑死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诊断过程，需要专家遵照医学标准，确定生命无挽回可能，才可以宣布一个病人为脑死亡。从这点上来讲，并不存在断送一个尚可能存活的患者生命的情况。”

　　分配透明靠机器解决？

　　中国器官捐献供需比为1/150，欧美国家的器官移植也一样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不同的是，以美国为例，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系统在其国内家喻户晓，其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的方式，也被公众广为认同。

　　读过《乔布斯传》的人，都会对书中乔布斯等待肝源的一段记忆深刻，乔布斯本人生前也曾在公开场合提及：“2009年加州有逾400名病人在等待肝源中死掉，我差点成为其中一员。”器官捐献供需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阻碍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UNOS分配系统也存在可以人为调整的余地，比如《乔布斯传》中提到，由于加州肝脏源并不充足，医生建议乔布斯去田纳西州孟斐斯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那里可供移植的肝脏供求比例比加州高，乔布斯也因此及时获得可供移植的肝脏。但这种调整大体上是被公众接受的，绝大多数公众认可这种分配模式。

　　借鉴欧美国家的器官分配经验，作为国内第一家使用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创造了国内首例使用该系统进行器官分配和首次将公民捐献器官录入该系统进行分配的两个里程碑。

　　谈到该系统分配器官的原则，霍枫告诉《新民周刊》，同美国UNOS系统相似，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分配标准，也是按照等待者疾病危重程度、等待时间长短和区域优先三条标准进行分配的，该系统的设计让人没有可以作弊的余地。

　　说到该分配系统的严密性，霍枫进一步向记者解释：每一个器官只要被输进系统，就会按照之前提到的三个衡量标准，自动分配在分值最高的病人身上，分配结果一旦生成，医院就必须按照分配结果，给相应病人做移植。除非遇到病人自己拒绝接受手术的情况，这个分配结果才允许被改变，器官信息才可以再一次进入系统，分配给分值排在第二位的患者。

　　“这个过程无法人为操作，即使是器官获取组织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无法在系统上看见等待接受者的名单，只能看到接受者的代码，这种代码是无序的，只有点击确认键之后，系统生成器官分配确认书，病人具体信息才在确认书中公布。”

　　对于部分人担心医院不经过分配系统，私下将捐献器官分配给患者的疑虑，霍枫强调：“这种现象会受到国家卫生部门的严厉处罚，甚至可能取消违规医院的器官移植资质。”

　　经济补助激励公益捐赠？

　　在黄洁夫的主导下，近几年，卫生部在推动器官自愿捐献上举动不断。2009年开始，人体器官捐赠体系开始启动，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开始建设。2011年4月，该系统开始在国内164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移植中心运行。

　　尽管硬件平台日臻完善，但仍不能解决器官供需之间落差巨大的顽疾。

　　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曾经长期依赖死刑犯，黄洁夫在多次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同一个愿望：改变器官移植依赖死刑犯的现状，建立中国自己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但要实现这个愿望，首先需要庞大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群体。

　　为了培育公众的志愿捐赠精神，像吴华静这样的志愿者被高调宣传，同时，黄洁夫提出，器官的捐献可以采取经济补助的激励政策，通过设立基金会，来实现对志愿者的救助。

　　抢救吴华静的英德人民医院免除了捐献者先期的治疗费用，并承担捐献者后期的丧葬费用。“一般来讲，先期治疗费用会由治疗医院部分退还给家属，其余部分即丧葬费用由当地红十字会承担，器官接受者无需考虑这笔费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宣传科文字组组长贾崇景介绍说。

　　另外，五位接受吴华静器官的患者，只需向医院交纳相关的手术费，而不需要为移植的器官缴费。“因为这是捐赠不是买卖。”

　　按照黄洁夫的说法：“器官捐献，应该遵循的是爱心奉献的无偿原则。”也就是说，经济补助是无偿原则下的激励机制，与牟利毫无关系。

　　但要让公众理解和认可这一点，并不容易。

　　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随之产生，他们多是来自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身在南京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文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南京是全国第一批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而在启动试点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南京没有实现一例自愿捐献，其他试点的城市也陷入了类似困境。

　　刘文华透露，媒体把他们这样的角色称为“劝捐员”，这让他很反感，“劝，说明有利益驱动在里面”。 刘文华每天还会接到要求出卖器官的电话，这些人俨然把他当做了倒卖器官的掮客。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王德炳曾表示：“真正的捐献器官，从国外来看大多数是公益性的。从我国国情来看，是不是应该给予营养、慰问等形式的经济补助，要谨慎，也需要一个规定，否则又等于花钱买了。”

　　不完善的体系阻碍善意

　　在霍枫看来，国内器官捐献者之所以太少，除公众对捐献器官的主观排斥外，最关键的阻碍因素在于，捐献体系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由此造成了捐献途径的不畅通。

　　霍枫举例说明：大多数普通人，即便有捐献器官的意愿，也不知道该通过什么部门来实现。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承担了器官自愿捐献的宣导、登记等职责，志愿者可以找到红十字会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但填写过该表格后，这些信息仅仅被红十字会所掌握，无法与你的身份绑定。”

　　脑死亡捐献大多出现在意外事件中，意外事件信息掌握在公安部门手中，而公安部门如何与红十字会对接，这个问题尚无法解决。“目前国内各医疗系统，也存在着信息无法全面共享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填写过登记表的人如果突然出现意外，在某医院处于脑死亡状态，他的捐献意愿则很难被医院掌握。”

　　欧美国家针对这样的情况，制定了捐献意愿与驾驶证绑定的制度，凡是签署过捐献同意书的公民，其驾驶证上均会印有特殊的标记，一旦发生意外，当地救治医院可通过这样的标记，来认定其本人是否同意捐献器官。

　　霍枫向记者透露，要促进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发展，仅仅依靠公平的分配系统来推动是不够的，目前我国正在着手建设捐献信息同步共享的网络系统，以便捐献者的捐献意愿能够在畅通的渠道中达成。

　　另外，由于我国法律将心脏死亡作为死亡标准，捐献者必须在脑死亡状态下，被撤除生命支持系统，在其达到心脏死亡标准后，再通过5分钟的观察，确定心脏死亡为不可逆，才可以进行器官的摘取。霍枫指出，从撤除生命支持系统开始，到心脏停跳，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过程，按照个体差异的不同，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且往往伴随着供体的低血压、休克和缺氧等症状，这些症状对器官的功能具有极大的损伤。

　　通常，按照国内外的器官移植指南规定，从撤除生命支持系统到心脏完全停跳的过程，如果超过30分钟，供体的肝脏就不能再用于移植，超过60分钟，肾脏也不能用于移植。当然，这个过程是无法人为控制的，因此如果超过60分钟，供体就要被送回病房，其内脏器官已无法再被利用，只有角膜组织尚可使用。

　　针对此种情况，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率先创建了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在脑心双死亡供体上的应用，确保肝脏、肾脏这些器官的功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心脏停跳的影响，提高了捐献器官的使用率。

　　还有更多阻碍，不是技术可以解决的。今年9月，癌症患者赵香最终没能达成捐献器官的愿望，离开人世，赵香的父母因为没能完成女儿的愿望而悲痛不已。

　　由于经济困窘，在深圳打工的湖南人赵香，被父母送进一家民营医院。当赵香病情恶化时，无论红十字会如何说服，医院老板都不同意对赵香进行移植手术。医院老板担心的是“害怕承担风险和责任”。在转院的救护车上，赵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等赶到一家医院时，赵香的器官已不再适于捐献。

　　业内人士表示，赵香未能如愿捐献器官，责任不在医院而在制度上缺乏保障。对于一家民营医院来说，器官移植涉及对病人的死亡的鉴定，而这一流程目前还缺乏规范。